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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情节有所演绎,记录普通人的打工回忆,请勿对号入座,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撰文:林汐
我与深圳的故事,要从2002年的盛夏说起。那年6月,我待了两年的中山古镇灯具厂宣告破产,老板卷着尾款跑了,我们几十个工人只领到了最后半个月的基本工资,连遣散费都没拿到。
走投无路之下,我拎着一个塞满旧工装的帆布包,从中山坐了三个小时大巴,奔赴深圳投奔堂哥。

堂哥和我同岁,当年我俩一起从四川广安的老家结伴南下,过命的交情。那时候他在西乡的五金厂做模具师傅,住工厂的四人宿舍,他的发小和女朋友在固戍租了间农民房,堂哥便把我带到了这里,给我找了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那是间顶楼的单间,不足八平米,除了一张双人床,只有一个掉漆的木桌和两把塑料凳。我和堂哥的发小阿杰,就在床对面的地上铺了张竹席,算是搭了个临时的铺。
最尴尬的是,阿杰和他女朋友小敏就睡在几步远的床上,小两口正是热恋的年纪,出租屋的墙板薄得像纸,隔壁邻居的电视声都听得一清二楚,更别说屋里的动静。
三男一女挤在巴掌大的屋子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浑身不自在。阿杰和小敏年轻气盛,晚上加完班回了屋,总免不了亲密相处,他俩总以为我们睡着了,可我和阿杰躺在地上,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只能闭着眼装睡,浑身像爬满了蚂蚁,尴尬得脚趾抠地。
那时候深圳的录像厅五块钱就能看通宵,比起住旅馆,已经是最省钱的去处。阿杰好几次跟我提议,等晚上小两口回了屋,我俩就去录像厅熬一宿。这主意听着再好不过,我却始终不敢动。不是不怕尴尬,是我心里藏着两年前落下的阴影,对深夜的街头有种本能的恐惧。
深圳是我心心念念想来的城市,却不是我第一次来。早在 2000 年,我就曾揣着三百块钱闯过一次深圳,也经历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后背发凉的事。
七零后八零后的南下打工人,没人会忘记 “暂住证” 这三个字。当年这三个字,足以让无数漂泊在深圳的打工者闻之色变。没有厂牌、没有暂住证,走在大街上,随时可能被治安队拦下,轻则罚款,重则送进收容所。

2000 年我第一次来深圳,没学历没技术,跑了大半个月都找不到正经工作,最后只能在宝安西乡的夜市摆摊卖袜子。夜市根本办不下来暂住证,有天晚上十点多,我刚收了摊,就听见远处传来急促的哨声和呵斥声,旁边摆摊的老大哥扯着嗓子喊:“查暂住证了!快跑!”
我抓起蛇皮袋就跟着人群往巷子里跑,身后的手电筒光越追越近,慌不择路之下,我一头扎进了路边的废品收购站,钻进了一人多高的废纸堆里,连大气都不敢喘。我缩在废纸堆里,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呵斥声来来去去,硬生生躲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天蒙蒙亮,确定外面彻底没动静了,才敢从废纸堆里爬出来,浑身沾满了纸絮,脸上手上被划得全是小口子。
这次经历,在我心里刻下了一辈子的阴影。比起被查暂住证的恐惧,出租屋里的这点尴尬,我咬咬牙也就忍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找到工作,赶紧有个正经的厂牌,赶紧在深圳站稳脚跟。
刚到固戍的第二天,我就跑遍了西乡大大小小的职介所,最后在西乡客运站旁边的职介所交了五十块钱,办了张月卡,每天天不亮就往职介所跑,按着招聘启事上的地址,一家家工厂去面试。大半个月里,我跑遍了西乡、固戍、福永,从模具学徒降到普工,从包吃住降到只管一顿午饭,标准一降再降,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
6 月 18 号,我终于等来了转机。那天,职介所组织我们去恒通塑胶厂面试,一起去的有 22 个人,最后厂里只录了 8 个,我是其中一个。
恒通塑胶厂在西乡固戍,做出口的食品包装膜,在周边的塑胶行业里,福利待遇是出了名的实在。平时厂里缺人,基本都是老员工内部推荐,很少对外招人,我们 8 个,是厂里近十年来第一批大规模对外招的普工。
面试那天,生产部的主管亲自面的我们,不光看了身份证,还让我们现场上手操作了分切机的基础步骤,看我们手脚灵不灵活,能不能吃苦,最后才点了头,跟我们说:“厂里不养闲人,能干活、肯学的,我绝不亏待。”
那个年代,没学历没技术的男孩子,在深圳找份正经工作太难了。拿到入职通知的那一刻,我手都在抖,第一时间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个电话,报了喜讯,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都带着哭腔,反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听领导的话。
我们8个新入职的,来自天南海北,湖南两个,贵州两个,广西一个,广东本地一个,还有我和另一个四川老乡。我们都被分到了吹膜车间,负责 PE 膜的吹膜、分切。吹膜车间常年高温,机器一开,室内温度就没下过三十五度,夏天更是能到四十多度,站一会儿就浑身是汗,劳动强度极大。
可厂里的福利确实没话说,三餐免费,顿顿有肉,宿舍有风扇,加班工资严格按国家标准算,逢年过节还发米发油,我当时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好好干。
刚进厂,带我的师傅是河北沧州人,姓赵,我们都喊他赵师傅。赵师傅四十出头,是厂里的技术大拿,吹膜机玩得炉火纯青,再难调的膜面,到他手里几分钟就能搞定。一开始,赵师傅对我并不热络,教技术也只教点皮毛,关键的温度配比、膜面瑕疵处理,从来都掖着藏着。
我也不恼,每天提前半小时到车间,帮赵师傅擦机器、换原料、打扫卫生,他下班了,我还留在车间里,对着机器反复琢磨他白天教的步骤,他杯子里的水空了,我立马就给续上,他家里有什么事要跑腿,我永远第一个上。

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我踏实肯干,又懂礼数,赵师傅终于松了口,开始把真本事教给我。从原料的配比、温度的精准控制,到机器的故障维修、膜面瑕疵的应急处理,倾囊相授,一点都不藏私。
也多亏了赵师傅的言传身教,我只用了四个多月,就出师能独立开机、调机了,成了车间里最年轻的主操手。后来车间来了新人,轮到我带徒弟的时候,我也像赵师傅教我那样,只要徒弟肯学,我就毫无保留地教。
赵师傅在厂里还有好几个河北同乡,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来一个个都成了车间主管、生产经理。我那时候就明白,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光看手艺好不好,更看人品、看格局,看你愿不愿意给别人铺路。
我在吹膜车间踏踏实实干了一年,2003 年冬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高中的同桌苏晴打来的。苏晴是我们班的班花,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当年是我们班里好多男生的暗恋对象,我也不例外。
2000 年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就听说她高考落榜了,回了老家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当时我还觉得,她那样温柔的姑娘,就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该出来吃打工的苦。所以接到她电话的那一刻,我又意外,又激动。
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她辞了代课老师的工作,现在在广西北海做海产品批发生意,做得特别好,缺个信得过的人帮她管仓库、管账,问我愿不愿意过去一起干,还说老同学好久不见,正好聚聚。
搁在平时,我肯定能听出这里面的不对劲。一个多年没联系的暗恋对象,突然打电话喊你一起创业,画了个天大的饼,怎么看都疑点重重。身边的工友、赵师傅也都劝我,说北海那边传销特别多,千万别去,小心被骗了。
可少年人的心动,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哪怕明知山有虎,也想为了心里的那个人,偏向虎山行。我不顾所有人的劝阻,毅然辞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买了去北海的车票。
去之前,我留了个心眼,没提前跟她说具体的车次,直到到了北海市区,才给她打了电话。没过多久,她就带着两个年轻女人过来接我,把我带进了海边小区的一套三居室里。推开门的那一刻,看着屋里打地铺的十几号人,墙上贴的 “连锁经营”“阳光工程” 的标语,还有桌上摆的传销资料,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她骗我,我能理解,最让我心寒的,是她早已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干净温柔的姑娘了。她被彻底洗了脑,成了这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半分同学情谊,只有拉我入伙的算计。甚至我还发现,她和那个喊她 “导师” 的上线男人,早就以情侣相称了。
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在北海留了一个月。我假装被他们洗脑,每天跟着他们去听课、串门、“走工作”,暗地里却一直在找机会,想把和我一起被骗进来的一个湖北小姑娘救出去。那个小姑娘才 17 岁,被网友骗过来的,天天哭着想回家,却被看得死死的。
一个月后,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借着去菜市场买菜的由头,带着小姑娘甩开了盯梢的人,直奔汽车站,坐上了回深圳的大巴。临走前,我给苏晴留了张纸条,劝她早点回头,别再执迷不悟了。可我知道,她已经陷进去了,根本听不进去。
再次回到深圳,我早已没脸再去固戍找堂哥,也没脸回恒通厂找赵师傅。走投无路之下,我去了龙华,找我在快餐店当店长的表姐。表姐看我落魄的样子,没多说什么,就让我留在她的快餐店里帮忙,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我发点零花钱。
表姐的快餐店开在富士康龙华园区旁边,来来往往的都是打工的,也有不少在外面混社会的人。因为表姐的关系,我也跟这些人有了些交集。有个在龙华一带混得开的大哥,看我手脚麻利,人也机灵,就跟我说,别在快餐店端盘子了,跟着他帮人收账、看场子,来钱快,一个月顶我在快餐店干半年。
我知道这是歪路,来钱快,风险也大,搞不好就要栽进去。我也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迟早要走歪路。思前想后,我还是拒绝了那个大哥,放下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回了西乡固戍。
好马怎么就不能吃回头草了?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凭手艺吃饭,比什么都强。我找到了当年我带的第一个徒弟小李,他那时候已经成了吹膜车间的带班组长。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也说了我想回恒通厂的想法,求他帮我引荐一下。

小李念着当年我教他技术的情分,立马就去找了车间主任和赵师傅,帮我说尽了好话。赵师傅也跟生产部经理打了包票,说我技术没问题,人也踏实。最终厂里同意让我回来,但是给我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必须把我负责的机台产品合格率提到99%以上,才能正式留用。
重新回到恒通塑胶厂,我比以前更拼了,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赵师傅和小李的信任,也不辜负自己。这一待,就是九年。我也从一个一线主操手,一步步做到了车间的带班组长、工艺主管,最后成了厂里的专职生产工艺讲师,完成了从流水线普工到办公室职员的逆袭。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重新进厂没多久,恒通厂就从西乡固戍,搬到了石岩塘头的新厂区。新厂区隔壁,就是创维石岩分厂,一家大型电子厂,据说厂里有一万多名员工,十有七八都是年轻女工。女多男少的环境里,漂亮女孩倒追男工的事比比皆是,很多女孩为了留住男朋友,主动花钱给男生买衣服、充话费,连吃饭都抢着买单。
每天下班时间,创维的女工们从厂门口涌出来,乌泱泱的一片,场面特别壮观。我们恒通厂占了近水楼台的优势,每天下班,厂里的男工友都爱组队往创维门口的夜市跑,美其名曰 “吃宵夜”,实则是去碰缘分,不少人的恋爱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跟我住一个宿舍的,是赵师傅的侄子小周,河北沧州人,跟我同岁,性格木讷,不爱说话,见了女孩子就脸红,可手艺好,人也踏实。有一回,我带着他去创维门口的夜市吃炒粉,邻桌坐着两个创维的女工,其中一个女孩不小心把汤洒在了小周的裤子上,慌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地道歉。小周脸涨得通红,只说了句 “没事”,连头都不敢抬。
就因为这件事,那个女孩看上了老实本分的小周,天天来厂里找他,给他送早餐、送水果,倒追了他快两个月。小周嘴笨,不会跟女孩子聊天,总拉着我一起去,还让我帮他写情书、回短信。
我帮他写了快一个月的情书,没想到,那个叫阿梅的广西女孩,最后竟然跟我说,她知道那些信都是我写的,她对木讷的小周没感觉,反倒对我动了心。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赶紧跟她解释,我只是帮朋友忙,也明确跟她说了,我和小周是好兄弟,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兄弟的事。阿梅也爽快,没再纠缠,反倒把自己的闺蜜,也是创维的女工阿秀,介绍给了我。
人和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我和阿秀一见面就看对了眼。她也是广西人,就是我当年从北海传销窝点里带出来的那个湖北小姑娘的表姐,因为这件事,她对我一直心存感激,也觉得我是个靠谱、心善的人。
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尝到双向奔赴的爱情滋味,像喝了蜜一样,甜到了心坎里。
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厂里的一个四川姑娘动过心。她叫陈玥,是我们车间的品控员,比我大两岁,做事干练,人也温柔,对我格外照顾。我暗恋了她很久,可那时候我只是个流水线的普工,心里自卑,始终没敢跟她表白。不过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下班了会一起去吃宵夜,周末会一起去爬羊台山,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有联系,她在成都开了家食品加工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和阿秀在一起了两年,感情一直特别好,她从来没嫌弃过我是个打工的,也一直支持我学技术、考证书。可2006年,她家里出了事,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的弟弟妹妹还在读书,她必须回广西老家,撑起那个家。她让我跟她一起回广西,可那时候我刚升了车间组长,事业正是上升期,实在放不下在深圳的一切。
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和平分了手。送她去火车站的那天,她抱着我哭了很久,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好好的。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站在站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个年代的深圳工厂里,男孩子找份普工的工作虽然难,流水线的日子虽然苦,可只要你人品正、踏实肯干,根本不愁找不到女孩子真心相待。很多男孩子失恋了,转头就能投入另一段感情,前一天刚分手,第二天就能牵着别的女孩的手。可我做不到这样,和阿秀分开后,我整整一年,都没再碰过感情。
就在我浑浑噩噩,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厂里的图书馆,认识了一个广安的老乡,叫林悦。她是厂里财务部的出纳,跟我是一个县城的,在异乡遇到同乡,那份亲切感,是没经历过的人不懂的。
我们因为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识,之后就常常在图书馆遇见,一起看书,一起聊家乡,一起聊在深圳的打拼。她知道我的经历,也懂我的自卑和不容易,从来没嫌弃过我是从流水线出来的,一直鼓励我多学习,多提升自己。
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塑胶生产工艺,考了技能证书,还报名了成人高考,提升学历。2007 年,厂里发布了一则内部招聘启事,要招聘 3 名专职生产工艺讲师,负责新员工的技术培训、生产工艺的优化落地。
看到通知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当时,身边的同事、赵师傅都特别支持我,可也有不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报名的二十多个人里,有技术部的工程师、有车间的主管、还有好几个大专毕业的技术员,只有我一个人,是从流水线普工一步步走上来的,只有初中学历。
可我不怕那些流言蜚语,硬是咬着牙,熬了整整十个通宵,结合我这几年在车间的实操经验,做了一套完整的吹膜工艺优化方案,还写了详细的培训教案,站上了竞聘的讲台。最终,3 个讲师名额里,我占了一个,也是所有入选者里,唯一一个没有高学历、从一线流水线走出来的人。
当上专职工艺讲师之后,我彻底离开了流水线,搬进了办公室,住进了管理人员的双人宿舍,去食堂吃管理餐,工资福利翻了一倍还多。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是身边人看我的眼光,彻底不一样了。
这其中,也包括一直鼓励我的林悦。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她是个特别通透、特别有格局的姑娘,从来没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就看轻我,反而一直陪着我成长,支持我的所有决定。

2010年,我们在深圳拍了婚纱照,回广安老家办了婚礼。结婚那天,赵师傅、小周、小李,还有恒通厂的老同事们,都特意从深圳赶过来喝我的喜酒。
我在恒通厂,一直待到了 2012 年。虽然当上了培训讲师,日子过得安稳,可我心里始终不满足。打一辈子工,终究还是个打工的,我想做自己的事,想回老家,陪着父母,也陪着老婆孩子,不用再两地分居。
2012 年秋天,我辞掉了恒通厂的工作,带着妻子回了广安老家。回乡之后,我靠着在深圳攒下的积蓄和技术,先开了一家小型的塑料包装厂,给本地的食品厂做包装膜。可实体生意不好做,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折腾了三年,最终还是把厂转了出去。
后来,我又跟着朋友做过工程、跑过运输,起起落落,反反复复。兜兜转转十几年,如今我又回归了故里,在老家的镇上,做起了农产品电商,带着村里的乡亲们,卖我们广安的脐橙、腊肉、香肠、皮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农人。所幸,现在一切安稳,家人相亲相爱,事业也小有所成,还带着村里的几户贫困户脱了贫。
岁月蹉跎,人生易老。如今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回望过去,在深圳打工的那十年,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一些事,永远刻在了心底;一些人,真心实意地爱过、帮过我。或许当年,我曾把到手的幸福,拱手让给了别人,如今回忆起来,还是会隐隐心痛。
可人生没有回头路,我能做的,只有祝那些出现在我青春里的人,各自安好,一生幸福。也感谢当年那个在深圳,哪怕摔得头破血流,也始终没走歪路、没放弃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