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的红土与大山间，文字是如何生长的？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启一个名为【云岭文脉·乡土守望者】的短期连载。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上的书写者，他们或许是躬耕田亩的农民，或许是穿梭街巷的匠人，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用笔，记录下了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呼吸。第一期，我们要讲的是艾华林。一个把“打工诗歌”写进骨子里，最终在云南乡间找到归宿的诗人。
2004年，20岁的湖南邵阳人艾华林，外出务工来到深圳。在车间的嘈杂声里，他与文字的缘分渐渐萌发，用诗句记录流水线上的日子，后来成了一名“打工诗人”。
“打工诗人”这个群体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在工厂的轰鸣里、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在深夜的保安岗亭里，用最廉价的纸笔，写下最真实的心跳。2001年，罗德远、许强等人在惠州自费创办《打工诗人》报，喊出“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的宣言。
三十余年间，后来者不断涌现。郑小琼在五金厂写下《铁》，许立志在富士康留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邬霞在出租屋里完成《吊带裙》。他们的作品粗粝、直接，被评论界称为“时代的肉身书写”。
1984年出生的艾华林，是这支队伍中的“新生代”。他用笔书写打工者的日常，诗歌质朴，字句直抵人心，真切传递打工者的内心苦闷与生活酸楚。
在一首名为《湖南牌楼》的诗中，他写到生育自己的山村：“在夫夷的土地上/她曾那样娇柔的宠我、爱我/而此刻，她却像一个疾病缠身的老妪/咳出了浑圆的落日”。在《幻象》里，他写打工者的心境：“我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像树叶一样乘风而去，乘风而来”。
他“爱诗成魔”，写诗成了他与生活对话的方式。诗，由此扎下了根。
故事在保安室里延伸。
他到深圳后，在福永、沙井一带辗转，做过保安、送货员、仓管员、流水线操作工、质检员，甚至开过生鲜超市，最后又做回了保安。旁人眼里最底层的工作，他却感到“安慰”——“长夜漫漫的时候，也可以有时间读书”。
2009年，他在《打工文学》周刊发表了一批作品。流水线上的压抑、出租屋里的孤独、对故乡的复杂情感，都化作笔下的文字。
他在一首名为《出租屋里的乡愁》的诗中写道：“房门被敲开，她不停地说话/讲我听不懂的方言，我神思缥缈/远方有白云在飘，屋里有小鸟在飞翔/我知道她来自何方，又为何而来？/我用她带的腊肉和辣椒炒了一盘乡愁/炊烟袅袅升起，我不停地打喷嚏”。
2013年，80后的艾华林与70后的陈才锋、90后的许立志一起，被《南方日报》并称为三个年代的“打工诗人”代表人物。那时他租住在宝安区福永塘尾的一间十来平米的屋子里，从地铁罗宝线的尽头机场东站下车，还要转乘十余站公交才能到达。写诗的稿费不过二三十元一首，但他觉得“内心很安宁”，“写诗带来的精神富足感，让居无定所的生活变得没有那么沉重。”
2017年，他的诗歌获得首届打工文学大赛三等奖。那是由深圳市文体局等单位主办的赛事，此后连续举办，成了深圳的一张文学名片。
然而，这条路并不被身边人理解。他的“爱诗成魔”，甚至因此把妻子气得离家出走。旁人看是痴，他自己说，那是没办法的事。
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的追求撕扯着他。他常以“饭饱才能文章健”自勉，可诗写了不少，饭还得另找——诗人就该饿着肚子写诗吗？
转折，发生在红河。
在艾华林生活最糟糕的时候，远在云南做生意的兄弟向他伸出援手。得知情况后，郭建勋、谢端平等文友也鼓励他“果断下海经商”。
2014年3月，他离开待了十年的深圳，来到滇南蒙自。从个旧坐客车到蒙自新客运站，一下车，就被天马路宽阔的车道和高高的棕榈树吸引。“看着天马路，我就想起深圳的深南大道，那种车水马龙，又静谧美好的感觉，太符合我的喜好和气质了。”他说。
离开深圳，文学他带着，一直没放下。初到蒙自那几年，写得少了，慢慢转向阅读、思考和诗歌编选，并逐渐参与到网络文学平台的编辑工作中。
其实早在深圳时，他就已开始从事诗歌选本的编选工作，参与编辑了《湖南青年诗选》《深圳青年诗选》等诗歌选本。2013年，由他主编出版的《深圳80后诗歌档案》，是第一本全面梳理深圳80后诗歌创作面貌的诗集选本。
2019年，个人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是艾华林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诗集精选其2009年以来发表于海内外刊物的近百首诗作，谢冕题写书名，李青凇配以书法插画，并由欧阳白作序，萧相风、程紫、李军撰写评论。
之后，他主编《华夏早报》《中国新报》的“思想者·大众文艺”副刊，以“编辑是为文学做功德”的心态，为海内外作者提供发表园地，刊发的内容涵盖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多种文体。他相信，好的文学不分出身，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
对于“打工诗人”这个伴随他二十年的称号，他始终乐于认领。“打工诗歌，是我与生活对话的方式，”他说，“我希望文字能让更多人看见打工者真实的内心世界。”
现在的他，已是蒙自乡镇上一个沧桑儒雅的修理店小老板。白天修理农业机械，与农民兄弟打交道；晚上读书写诗文，并参与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刊《红艺评谭》的编辑事务，担任责任编辑。同时，他还兼着家乡邵阳县《江花》杂志的编辑工作。
近年来，在对新诗的阅读与思考中，他感到现代汉语新诗越来越倾向于细碎、日常的叙事性书写。“这当然能拓展新诗的艺术空间，但有些诗人的实验性书写，真的一言难尽。”
在他看来，现代新诗应该倡导和恢复诗人的主体性与诗歌的抒情传统，“即使是叙事诗，诗人也应该把他的第一感受或情绪写出来，再进行诗化处理与艺术升华”。谈到诗歌的意义，他说：“感谢诗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诗歌还有一点镇静剂的作用。”
2026年2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十届华语诗歌春晚”上，艾华林获评“2025年度十佳华语打工诗人”。该活动由华语诗歌春晚学术委员会、《中国文艺家》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办，中诗网、作家网协办。4月，他的诗学随笔集《诗人的呐喊》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被评论家称为“当代诗歌精神备忘录”。
回望走来的路，来到云南，写诗写作十余年，经历了很多，看清了世事，也看淡了名利。从流水线上的漂泊者到滇南乡间的修理店主，他把自己重新种回了泥土里，这一次，根扎得比以往都深。
他说，在这个以金钱、地位为世俗成功标准的时代，自己只想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平静地生活，安静地写诗。而他的诗，也不再只是打工者的呐喊，更多了田埂上的露水、农机旁的机油味，以及红河田野的呼吸。这或许就是一个打工诗人“乡土回归”的最好注脚——不是衣锦还乡，而是把心安顿下来，在田垄间重新生长。
艾华林的故事，是关于“安放”的故事。从深圳的喧嚣到云南的静谧，从流水线到修理铺，他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软着陆”。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认识另一位云南乡土作家，去看看不一样的文学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