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城市|“城市进阶”,从“深圳速度”到“雄安质量”,中国式新城营造跃迁观察

2026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第4次走进雄安新区。在启动区建设现场，他远眺塔吊林立的工地；在中国华能集团总部，他询问1000多名迁驻员工的工作生活；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他与初一学生亲切交谈。当天下午，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指出：“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这一系列考察，勾勒出中国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精神坐标。值得深思的是，总书记在考察中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必须牢记这个初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雄安不是为了“再建一个深圳”而生，它的存在，是为了回答一个全新时代的城市命题。

（图片：雄安新区摄影丨来源：北方网）

事实上，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悄然变迁：当存量改造取代增量开发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竞争的维度已从基础设施的“硬实力”比拼，转向文化魅力、生活质感、社群活力等“软实力”的较量：上海将一条废弃铁路货运支线改造为曹杨百禧公园，以针灸式介入激活社区公共空间；成都以“金角银边”工程盘活桥下空间、屋顶角落，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提升社区宜居性。这些案例揭示了存量时代城市更新的普遍逻辑：不再以拆建创造增量，而是以场景再造和情感联结重新激活空间价值。深圳与雄安，恰恰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阶段的核心范式——一个属于“破”的时代，一个属于“立”的时代。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彼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计划经济仍是主旋律。深圳肩负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使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1983年，深圳国贸大厦采用滑模施工技术，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建设奇迹。蛇口工业区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浓缩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底色。学界将深圳发展的核心逻辑总结为：效率优先、市场驱动、快速扩张。深圳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破”的故事——打破旧体制，建立新秩序，在“一张白纸”上探索未知。然而，这种“白纸”式的探索，成就了一个奇迹，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2017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此时的中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经济从高速增长切换至高质量发展轨道。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意味着什么？

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的建设现场，每一根钢筋上都贴着可追溯全程的二维码；按规划布局、总长380公里的综合管廊体系已随道路同步建设推进，截至2023年底新建管廊已达141公里，为城市预留50年发展空间；蓝绿空间占比规划达到70%，森林覆盖率从11%提升至35.1%。

这种“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原则，不仅体现了对城市物理承载力的前瞻规划，更深刻暗合了沉浸城市理念中从“硬件价值”向“软件价值”、从“短期见效”向“长效可持续”、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逻辑跃迁——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央企总部的入驻，北京四中、宣武医院等优质资源的导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汇聚落地，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新型城市治理格局，而非单一政府主体的大包大揽。规划总长380公里的综合管廊与同步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城市未来沉浸式运营与体验的坚实底座。

当大规模增量扩张的浪潮逐渐退去，人们愈发意识到，单纯的物理空间焕新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正在急剧递减。雄安的核心任务，不是“快”，而是“好”。

深圳与雄安，一个是在空白中探索试错，一个是在图纸上精雕细琢。使命不同，路径必然不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从深圳到雄安，是一次有意识的精神传承与路径转化。

这一使命的分野，也体现在建设团队的构成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团队中，汇聚了众多来自深圳特区的资深建设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经验，更是对城市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团队印证了这一点。团队中汇聚了众多来自深圳特区的资深建设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经验，更是对城市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2018年，由深圳市轨道办、深圳地铁集团等单位抽调的深圳交通团队进驻雄安，一待就是三年，被誉为“雄安拓荒者”。原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特别顾问赵鹏林这样解释他们的使命：“如何把特区的经验带到新区来，让雄安汲取深圳之前的经验教训，避免失误，是我们当时要做的事情。”

如果雄安只是“下一个深圳”，为什么还要专程请深圳的人来“避免失误”？答案显而易见：雄安需要的，是深圳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而非深圳模式的简单复制。

深圳的经验，是在特定土壤里长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几乎是“一张白纸”——没有成熟的产业基础，没有成型的制度框架，但也没有历史包袱。这使得“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可能：试错成本低，调整空间大。但雄安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起跑线”。

雄安的首要功能定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意味着，雄安不是从零开始招商，而是承接北京疏解出来的央企、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首批落户的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央企总部，决定了雄安的产业底色是央企主导，而非深圳式的民企驱动。这分“首都功能疏解地”的定位，远比“白纸”来的沉重。

其次，雄安的“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理念，要求在施工前就完成数字化建模，容错空间极小。城市计算中心“雄安之眼”已汇聚超过300亿条城市数据，容东片区数字道路上矗立着7000余根多功能信息杆柱。这种高度精密的规划体系，决定了雄安不能“边干边改”，而必须“画好图纸再施工”。然而，数字孪生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数据的堆积，而在于对“人的体验”的深度感知与响应。这份以人为中心，通过场景营造、数字赋能和情感联结，重塑城市空间的价值逻辑，暗合沉浸城市的核心理念。雄安的数字孪生体系正是这一理念的技术载体：雄安之眼对城市运行态势的实时感知，让城市管理者能够精准把握市民的出行节律、公共服务诉求和社区生活需要，从而将城市运营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服务；7000余根智能信息杆柱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城市与市民之间的“神经末梢”，将数字赋能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这正是从“物的管理”迈向“人的体验”的沉浸式城市运营逻辑。

（图片：雄安新区摄影丨来源：飞象网）

正因如此，相比于深圳可以是“市场驱动”，雄安必须走“应用场景驱动”的路径。这不是对深圳经验的否定，而是基于雄安特殊条件的“转化”。所谓“应用场景驱动”，其本质正是沉浸城市理念的核心逻辑：不是先建好城市再等人来，而是围绕人的真实需求构建场景，让城市空间在服务人的过程中持续生发价值。雄安的每一个场景——无论是智慧交通、智慧医疗，还是数字人民币支付或智慧社区治理——都是以“人的体验”为原点，通过数字赋能将城市运营与市民生活深度融合。

沉浸城市强调，城市发展的价值逻辑，正在从“商品-空间-流量”的旧范式，迈向“人-社群-情绪-共创”的新范式。雄安，正是这一转变的实践场域。

在中国华能集团，2025年10月，1000余名员工正式迁驻雄安。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人员，更是绿色能源、智慧电网的技术积累与应用场景。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揭牌两年多，已汇聚科技创新企业268家。这些企业来此的动力，不是税收优惠，而是场景本身——雄安这座从零开始的数字城市，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应用实验室。

在公共服务领域，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宣武医院雄安院区等项目已陆续投入使用，大学城配套住宅项目一期已全面封顶，将为入驻高校、科研机构提供高标准人才安居保障。这种“产学研协同”的生态营造，与深圳的“草根创新”形成鲜明对比，却恰恰体现了沉浸城市所倡导的“情感联结”与“社群共创”——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在一种全新的城市秩序中安放生活。

在治理创新层面，雄安正在探索“政策计算器”与“免申即享”的政务服务模式，让企业无需主动申报即可享受政策红利；2025年2月，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完成DeepSeek系列模型本地化部署，将大模型能力注入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场景，大幅提升智能响应能力。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创新，实现了无电无网环境下的支付可能；基于数据驱动的智慧社区治理体系，通过老人出行与生活数据感知守护弱势群体。这些探索，正是沉浸城市“数字赋能”理念在治理层面的深度落地。

《河北蓝皮书》中指出，雄安的创新路径需要“中央企业主导的整合式创新”和“应用场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相结合。从沉浸城市的视角审视，这一判断正是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协同”跃迁的理论支撑——央企带来技术整合能力，高校与科研机构注入创新活力，社会组织与市民参与提供情感联结，共同构成城市运营“多元共创”的完整生态。当然，央企主导的整合式创新与深圳“草根创新”之间的活力互补，以及精密规划与城市未来不确定性之间的弹性平衡，仍是雄安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深圳的建设经验，雄安不能照单全收，但有一种东西，雄安必须传承——不是“速度”，而是“精神”。《深圳特区报》曾如此评价：“雄安奇迹里，也有同样的血脉基因、精神特质，也有那么一股激情燃烧的闯劲、拼劲。”这种精神，可以浓缩为三句话。

在雄安，“效率”的内涵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是建设速度的效率，而是制度创新的效率、治理效能的效率。这正是沉浸城市所倡导的：从“物理空间的快速堆叠”转向“软件价值的精益运营”。智能布料机、智能套丝机等8种智能装备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全过程可追溯的建设质量管理体系，都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

雄安虽然规划先行，但并不意味着“不敢闯”。在制度创新与场景创新领域，雄安同样在探索无人之境。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迭代、老龄化社区的数字治理探索、大空间沉浸体验的技术落地……这些探索，是深圳敢为人先精神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延续。

雄安从“一张白纸”到5300余栋楼宇，靠的就是实干。项目采用多类智能装备，实现自动化、精准化施工。雄安正在学习的，正是这种“归零”的勇气和“实干”的韧劲。深圳交通团队扎根三年，舍小家顾大家；深圳设计师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从零开始打造雄安工业设计生态；央企员工告别北京，举家迁往雄安，在崭新城市里扎根。这种“闯劲”与“拼劲”，与40多年前深圳蛇口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血脉相通。

（图片：深圳摄影丨来源：ShenZhenLOOK公众号）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说雄安不是“下一个深圳”？答案很简单：雄安不需要成为“下一个深圳”。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完成了“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历史使命。而雄安的使命，是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这不是速度的比拼，而是质量的追求；不是“破”，而是“立”；不是“闯出一条路”，而是“树立一个标杆”。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既强调“保持历史耐心，定位千年大计”，也强调“既要久久为功，也要只争朝夕”。这看似矛盾的两个要求，恰恰揭示了雄安的发展逻辑：坚守长期主义，同时跑出“制度创新的速度”、“治理效能的速度”、“高质量发展的速度”。

深圳的故事，是关于“破”的故事——打破旧体制，建立新秩序。雄安的故事，是关于“立”的故事——树立新标准，建立新范式。两座奇迹之城，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可以怎样生长？

深圳给出了一个答案：敢为人先，效率至上。

雄安正在书写另一个答案：千年大计，质量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