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雨季

这是2017年写的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原文：北方的悲伤），距离第一部已经快过去十年了，原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Gemini太强了，上班无聊的时候，用gem指令创造了一个无限接近我想要的代笔，并给他取名叫做“路小路”，于是我把第一部的那篇内容喂给“路小路”，然后让它帮忙写第二部，就有了一个完成度在80%的框架，持续改了3版，得到一个接近90%完成度的文章，今天吃完晚饭抽空花了2个小时，把文章从头到尾修改和校正了一番，完成度算大概在98%，所以这是一部硅基AI+碳基大脑联手创造的作品，虽然离完全由自己写想表达的东西还是差一点，但是已经够用了。

“gem的指令：你是一个最强大脑，掌握村上春树，川端康成，夏目漱石，路内，三毛的文学创作能力，擅长写各种青春故事和爱情小说，文笔优美，同时还会叠加宫崎骏，王家卫，侯孝贤，杨德昌，是枝裕和，新海诚，这些电影大师的情感表达方式，你将融合这些人的风格，并在创作中严格执行”

Photo by 路小路

从西站出发后几个钟头，车厢里已经熄灯了，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只能望着漆黑的车顶，脑海里不停回想着江小徐给我发的短信以及那些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想着想着我竟然忍不住开始了哽咽，眼泪也不自觉的从两边流了下来，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再后来不知道是害怕自己找不到，还是害怕最后找到了却无法接受，我告诉自己，就这样吧。

火车抵达深圳东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条刚被解冻的带鱼。K105次列车用了二十九小时零一分，把我的骨头一节一节颠散，又重新拼凑成一个适合南方潮湿气候的形状。走出车站的那一刻，三十多度的热浪袭来，那股几乎能拧出水的空气，像一块温热的馊抹布，不由分说地捂住了我的口鼻。它阴郁、粘稠，又像是《重庆森林》里那个过期凤梨罐头里的糖水，黏糊糊地粘在我的脸上。

在东广场出口等滴滴司机来接我的时候，没想到大太阳在头顶也能突然下大雨，北京给了我五年干燥的记忆，深圳却只用了五分钟，就让我重新回到了湿润的南方。不过还好，因为如果不算那条来自 Xinran 的荒诞表白短信，和江小徐发给我的好人卡，我的行李其实很简单，一个程序员的标志性黑色背包和一个装了五六套衣服的20寸行李箱，所以这种来得快去的也快的夏日阵雨，问题也不大，就当是欢迎的礼物了。

我入职了腾讯，正如我在北京离开时对自己安慰的那样，这里的股票确实比百度值钱，生活下来之后，没想到这里的时间也比北京更值钱。因为离公司近，我住在白石洲的握手楼里，那是深圳最后的城中村之一。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到我可以闻见对面邻居洗发水的味道——如果你看过《堕落天使》，你会懂那种拥挤的疏离感。房间终年不见阳光，墙皮因为回南天而大片脱落，像某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梦想，是楼下卖肠粉的叫卖声，和那种拇指大的、会飞的南方蟑螂。

在刚来的半年，我的生活被压缩成了两点一线：科兴科学园和白石洲，每天就像NPC一样做着固定而重复的事情。直到遇见阿 May。

第一次遇见阿 May，是在园区的全家便利店，我买了一些关东煮，边吃边望着窗外，那个时候台风刚过，街上绿化树倒了一片，没想到因为关东煮太烫，我不小心把汤汁溅到了旁边女生的白衬衫上。“对唔住。”女孩长相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广东人或者香港人，我下意识地用刚学的蹩脚粤语道歉。 “讲普通话啦，扮咩野广东人。”她头也没抬，手里夹着一根细长的万宝路薄荷烟，没点火，只是放在鼻尖轻轻嗅着，“实在不好意思啊”，“小事，不过这件衫干洗要两百蚊，看你一个人这么可怜吃关东煮，就当我请你吃了两百蚊关东煮吧” 她说完就走了，留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和一缕薄荷味。

我以为这只是大城市里无数个插曲之一，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其实共享着同一个只有五平米大的“避难所”——公司楼下的吸烟区。

那是为数不多可以在上班期间正大光明的拥有一丝闲暇的角落，每天下午三四点，这里会聚集着园区各色各样的打工人。 我们就是在那里再次遇到的。

 “这么巧，借个火吧。”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二句话。 我掏出一块钱的黄色塑料打火机，那是便利店收银台顺手拿的不知道谁落下的。火苗在风里晃动，她凑过来，在那一瞬间，侧脸的角度真的很好看。“谢谢。”她吐出一口烟，眼神散漫地盯着路边的一棵大榕树。那棵树很大，裸露在外面的根系意外的短浅。

 “你看，”阿 May 突然开口，声音有点沙哑，“深圳的树长得很快，叶子很茂盛，但根都很浅。如果台风一吹，就扑街。”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问到：“我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是填海填出来的，土层薄，扎不下去？”“人也一样。”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弹了弹烟灰，自嘲地笑了一下，“看着光鲜，其实都没根。一阵风过来，飘到哪是哪”。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某种默契的“烟友”。 有时候是她下楼，有时候是我。如果碰巧都在，我们就站在一起抽一根。阿 May 总是忘记带打火机，或者说，她根本就不想带。我们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楼下那些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东西。 偶尔，她会递给我一听维他柠檬茶；偶尔，我会递给她一颗润喉糖。 这种关系很安全，像两只在屋檐下避雨的麻雀，雨停了就会各自飞走，谁也不用对谁的羽毛负责。

在深圳的第二年，我把那个叫 Xinran 的房东拉黑了。不是因为讨厌，而是因为那句“我爱你”太刺眼。至于江小徐，她的吉他声已经在我脑海里变得模糊。

某个周五的晚上10点。 科兴科学园的灯火依然通明，像一座巨大的、燃烧着的祭坛。我刚加班完，在楼下等滴滴，前面还有158人在排队。 阿 May 走了过来，手里拎着两罐 Asahi 啤酒，显然也是刚加完班。 “排队？” “嗯，前面还有一百多个。” “我都系。” 她把一罐啤酒贴在我的脸上，冰得我一激灵。 “饮完这罐，车还没来，我们就走路去坐夜班车，好唔好？”

我们就那样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喝着啤酒。那晚的风难得有一丝凉意。 “Panda，你知唔知，”阿 May 突然叫了我的名字，“其实我那天看到你把关东煮洒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衣服脏了。” “那你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这个男人的手在抖，他肯定也很久没睡个好觉了。”

我转过头看她，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显得单薄而落寞。 “阿 May，”我问她，“你为什么总是周末往返香港和深圳？不累吗？” “累啊。”她把空罐子捏扁，声音轻得像烟雾，“但在过口岸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一条没有国籍的鱼。不用思考是要游向左边还是右边，只要跟着人群走就行了。”

后来，车一直没来。我们真的走了2公里去坐夜班车，漫无目的跟着班车穿梭在城市之中。夜班车经过深圳湾公园，她指着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说：“那边有我的过去，但我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想起了江小徐。 “因为欠债。”阿 May 淡淡地说，“感情债，人只要活着，就是在不断的借债和还债之间循环。”

快凌晨2点的时候，阿 May 带我去了一家隐藏在岗厦村里的清吧。那里没有后海的喧闹，只有她在低声哼唱着一首我听不懂的粤语歌。 喝多了之后，她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指尖冰凉。 “Panda，其实你是个好人。” 我跟她说。 “别说我是好人，”然后苦笑着喝了一口酒，“在北京，好人意味着你是备胎；在深圳，好人意味着你赚不到钱。”

阿 May 笑了，大声说道“傻瓜，怎么道理还一套一套”。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发上有薄荷烟和一种香水的混合味道。“Panda，我们做个交易吧。今晚，你做我的避风港，我做你的陪伴人。天亮之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此时窗外，深圳的雨又开始下了。雨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痕迹，把街上的霓虹灯的光晕染成一团团暧昧的色块。

“好。”我听见自己说。

那个晚上，我们回到了我在白石洲的出租屋。因为是周五晚上，即使已经是周六的凌晨三四点了，隔壁邻居的电视机声依然很大，放着嘈杂的综艺节目。我们没有做爱。我们只是像两只淋湿的流浪猫，蜷缩在狭小的、散发着霉味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阿 May 一直在讲粤语梦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阿 May 已经走了。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和一行字： “深圳没有爱情，只有搞钱。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写代码了，或者想吃正宗的车仔面，打这个电话。”

我走到晒不到太阳的阳台，点了一根烟。雨停了，阳光照在对面握手楼的顶上。楼下卖猪脚饭的老板已经开始剁肉了，“笃笃笃”的声音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残忍。

我拿起纸条，对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穿上那件没干透、带着霉味的格子衬衫，系好扣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一个标准的、工程师式的微笑，背上背包出门去公司了，虽然是周六，但今天腾讯需要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