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将深入深圳腹地的东莞凤岗和塘厦,以及惠州的惠阳纳入深圳管辖,深圳将新增约1100平方公里土地,可极大改善当下深圳在城市拓展上的困局,对于疏解中心城区中低端产业,以及改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分布都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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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9号,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召开,正式提出主城都市区21区,即由原先的主城九区扩容至主城二十一区。
2020年6月19号,四川省下发《关于同意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的批复》,新津正式成为成都市纳入麾下的市辖区。
2020年6月19号,据山东省《关于调整烟台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撤销蓬莱市、长岛县,合并设立蓬莱区,为烟台市市辖区。
进入2020年以来,各大中城市扩容步伐明显加快。相比于这些城市,一直传言“扩容”的深圳却仍然只是在传言中。那么深圳应该扩容吗?
2025年四大一线城市核心指标对比
从上表数据可以很直观看出,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所辖面积最小,与面积最大的北京相比,还不到其八分之一,但2025年GDP总量却已达到北京GDP的7成。如果说拿北京与深圳相比还不够直观,那么同为珠三角的广州与深圳则更具有可比性。广州与深圳无论人口数量还是GDP总量大体都相近,但广州所辖面积却比3个深圳还要大。
可以说,不管是从城市人口密度,还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深圳都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进行城市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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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因为城市拓展的缓慢,导致企业业务规模发展受限,以及用地和人工成本的增加,深圳早在20多年前就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外迁。据相关调查数据,2007年上半年,仅深圳罗湖、南山、宝安、龙岗四个区,计划外迁的企业就达522家,其中已经实际外迁的企业数量达499家。
临近深圳的东莞和惠州是这些企业外迁的首选之地,毕竟同为珠三角,产业配套完善成熟,且交通便利。笔者曾经所就职的一家东莞五金类企业,就是典型的深圳外迁企业。该公司2005年成立于深圳,2011年开始从深圳龙岗整体搬迁至东莞凤岗。
所有外迁的企业中,深圳华为搬迁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5年,华为决定在东莞松山湖设立南方工厂。
2012-2013年,华为的终端与数据中心搬迁至东莞。
2018年,华为研发等部门大规模搬迁至东莞。
华为逐步将核心业务从深圳迁移至东莞,绝不仅仅是人员和厂房设备搬迁那么简单,而是带动和引领了一整条高端制造产业链向东莞聚集。东莞松山湖也因为集聚了众多类似于华为的高端制造企业,成为东莞近20年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的明珠,未来也将成为东莞这座世界工厂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
深圳企业大量外迁无疑会对深圳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
据2016年统计数据,按对深圳GDP贡献排名,前20强的企业占深圳全市GDP的26.5%,而这20强企业排名中,华为居第一位。可以说华为从深圳的搬迁对深圳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影响不能仅仅是从单个企业对GDP的贡献来看,而应看到一个龙头企业的外迁对关联配套产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对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更深层的影响。
正是基于产业外溢对城市经济的深远影响,2011年,深圳在汕尾鹅埠镇正式成立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以此来主导部分深圳产业转移的需求。在2018年末深汕特别合作区成立了管委会,正式由深圳直管。然而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深汕合作区距离深圳最东边的坪山区坑梓街道也有近80公里,中间相隔了惠阳区和惠东县两个惠州的区县,也正因此,深汕合作区被打趣称之为深圳的“飞地”。这样的“飞地”现状生动诠释了深圳在城市拓展上面的无奈,这中间不可避免地牵扯着各种复杂的地方利益。那么深圳为什么不能直接向东莞和惠州的临深片区扩张呢?如能将深入深圳腹地的东莞凤岗和塘厦,以及惠州的惠阳纳入深圳管辖,深圳将新增约1100平方公里土地,可极大改善当下深圳在城市拓展上的困局,对于疏解中心城区中低端产业,以及改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分布都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设想看似美好,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区域经济平衡与地方利益。将东莞和惠州部分临深片区划给深圳,一方面将极大弱化这两座城市本身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作为省内经济实力排名分列第四、第五的东莞和深圳,是广东省一级财政的重要来源,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省一级的巨大阻力。事实上,即便是不考量地方利益上的牵涉,国家层面自2022年开始,也在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基于此,深圳在土地上的困局,最现实可行的破局道路就只有全力推进“深圳都市圈”的建设。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其核心理念在于,城市规划相互协调,产业协同发展,资源和服务共享,经济要素自由流通,以交通互联互通,尤其是跨城轨道交通互联为触手,推进城市间同城融合发展。总结一句话,都市圈的显著优势就在于,没有强行改变地方行政边界,减少阻力,以经济融合为手段,实现事实上的“同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