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从“广府城市”变为“客家城市”原住民占比仅4%

提起深圳原住民，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客家"。网上流传的说法是"深圳原居民一直以来以客家村为主"，1979年深圳建市时客家人占总人口56%——这个数字来自《宝安县志》，常被引用。但翻到更早的史料，数据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县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全县的村落数量与民系归属：本土村落（广府）582条，占比68%；客籍村落（客家）275条，占比32%。其中位于今深圳区域内的539条村落中，广府村落374条，占比69.4%；客家村落165条，占比30.6%。接近七三开。

这个比例为什么跟后来"客家居多"的印象差距这么大？答案在1958年。那一年，龙岗、坪山、横岗等东部乡镇从惠阳县划入宝安县，这几个镇是传统的客家聚居地。行政区划一调整，宝安县的广客比例瞬间从大约七三变成了五五开——如果将大鹏三镇的归属争议算进去，到底是六四还是四六，取决于你怎么归类大鹏那些"土籍"村落：算广府则广府占优，算客家则客家略多。

深圳地区最早的居民，毫无疑问是广府人。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宝安县时，县内就出了全国闻名的孝子黄舒，现今福田下沙、上沙、宝安上合等黄氏广府村落，一直将黄舒认定为宗族远祖。

宋元时期，松岗报美文氏、南头郑氏、新桥曾氏、沙井陈氏等大宗族相继迁入。明初更是广府人"入深"的高峰，大量先在东莞落脚的宗族再迁入深圳，到明代中期，这些先到者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客家人大规模进入深圳，要等到清初"迁界"之后。康熙元年（1662），朝廷为防郑成功，勒令沿海四五十里内村庄全部内迁，新安县人口流失、田地荒芜。复界后原住民回迁寥寥，朝廷只好从江西、福建和本省惠、潮、嘉引进大批客家人开垦。这些复界后才迁入的客家人，在当时被登记为"客籍"，与先到的广府"土籍"泾渭分明。

两类人的村落形态也完全不同。广府围村方方正正、青砖灰瓦，松岗燕川古村、平湖老围、笋岗元勋旧址至今仍能看出完整的围合格局；客家围屋则以龙岗鹤湖新居、坪山大万世居为代表，圆形或方形封闭建筑，防御性更强。逢年过节，广府围村出麒麟醒狮，客家围屋出麒麟舞，同是瑞兽，步法锣鼓截然两路。

方言也不一样。深圳广府人说的是粤语莞宝片，本地人叫"围头话"或"本地话"，跟广州话同属粤语但口音差异明显；客家人说的是客家话，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观澜话各有腔调。深圳特区报曾载，按2000年前后沿用近50年的23个行政板块划分，广府村落居多的板块12个，客家村落居多的板块11个——12比11，几乎是五十对五十。

改革开放后，深圳原住民总人数约56万人，而常住人口已近1800万，原住民占比仅4%。"来了就是深圳人"成为事实，但那句"深圳是客家城市"的标签，与嘉庆年间七成广府的历史底色之间，隔着1958年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和近四十年的人口洪流。广府先到，客家后至，比例随版图变迁而翻转——这段往事，远比一个标签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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