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 11 月 17 号，我在深圳罗湖的一家酒吧门口站了三个小时。冷风灌进我的领口，手里攥着半张皱巴巴的重庆到广州的火车票 —— 这是阿琳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三个小时前，我看见一个穿红色风衣的女人推门进去，她的背影和阿琳一模一样，连扎马尾的皮筋都是我当年送她的那根黑色的。我没有进去。我怕那不是她，更怕那就是她。
1999 年春天，我在东莞常平土塘的恒益毛织厂找到一份缝盘工的工作。作为一个从四川达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我对此非常满意，不用像父母那一辈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至少每个月不管天晴下雨，都能拿到三百多块的固定工资。
虽然不多，但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心里到底有些欢喜。
我进的那家厂规模很小，工人也就一百八十来人。第一次被带到车间时，看到一排排嗡嗡作响的缝盘机，仓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毛线团，还有包装部成箱成箱往香港发的羊毛衫，我被震惊了。我攥着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在这里好好干，攒够钱回老家盖房子。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真的好幼稚。
毛织厂的工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早上七点半打卡上班，中午只有五十分钟吃饭休息，晚上的吃饭时间更短，通常不过二十五分钟。夜里的加班比白天更熬人，晚上十一点下班都算早的，正常收工往往已是凌晨一点。
深夜厂门口的夜宵摊总是最热闹。工友们三两结伴，一碗重庆小面、一份蛋炒饭或是一碗绿豆沙，简单的宵夜，却能让大家卸下满身的毛线头和疲惫。
吃饱喝足回宿舍冲凉，躺在铁架床上睡不到五个小时，又要爬起来重复一天的流水线，这便是当年南方工厂最真实的日常。
其实就这一点来看，真的不见得比留在家乡务农好。至少在家种地，身心是自由的，也能吃得好睡得早。从人的漫长一生来看，那个时代外出打工未必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工作劳累，又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打工者自然会想方设法找到排解的出口。
进厂的男男女女，大抵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正处于情窦初开之时。异性相吸，加之车间环境恶劣，远离故土，思乡之情弥漫，自然而然，只要稍稍对得上眼，男女之间便可以相拥取暖。
我所在的厂一百八十号人，男工只有不到四十人，女工则有四倍之多。于是男工成了香饽饽，稍微长得周正一点的，身边总围着好几个女孩。
厂里制定了很多严苛的规定，比如，离岗要找组长领放行条，否则便算擅自离岗，一次罚款五块。线头超标罚款，迟到早退一分钟扣一块，吃饭插队罚款二十。总而言之，工厂里的管理规定，就是想方设法从员工口袋里掏钱。
我被罚过三次后，明白了那是变相的压榨。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样随便结交女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于是拒绝了三个女孩的主动示爱。我喜欢逛常平书城，只要有休息时间我就去，站在书架前捧一本杂志或者小说，慢慢翻阅。
我没能考取高中，但知道唯有读书才能有一点点出路。所以我希望在社会上自学，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只是现实如此残酷，我所处的环境太狭窄。身边工友上班劳劳碌碌，下班则沉醉于风花雪月之中，这样的人生似乎一眼便能望穿。我想改变，却又没什么力量去改变。
那天我照例泡在书城，漫无目的地翻着一本《读者》，无意间一抬头，不远处的计算机书架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衣的女孩。她身形清瘦，头发简单扎成低马尾，整个人安安静静的。她完全沉浸在手里的《会计基础》里，连旁边有人打翻了水杯都没抬眼。
我后来才知道，她叫阿琳，重庆万州人，在附近的电子厂做插件工。接着每次去书城我都能遇见她。一次，两次，三次…… 每一次遇见，我对她的好感就多一份。
我现在仍然记得，第一次和她搭话的慌张无措。我手里攥着一本翻皱了的杂志，结结巴巴地问她：“你也喜欢看会计的书啊？”
大概她也注意到我。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即便后来我没有与阿琳走到一起，至今我依然对所有来自重庆的女性，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那天我请阿红外出吃夜宵，要了两碗重庆小面。我的话特别少，倒是她主动讲起她的经历。她和我一样没有考上高中，与我不同的是她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却撕了。
她说家里有一个长年卧病在床的奶奶，和一个瘸腿的爸爸，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就算考上了，家里也凑不出学费。
阿琳很励志，当时常平书城楼下有一家电脑培训机构，她报了会计电算化班，正在学做账。在她的引导之下，我决心也要学会电脑。不为别的，只为离她更近。
所谓，棋逢对手，大约就是此类心境。次日晚上，我请了假，跑到培训班，报名成了新学员，和阿琳坐在同一排。
我喜欢追求上进的女孩。进了培训班后，我和阿琳开始恋爱。但我俩的爱情又与别的工友不同，他们谈恋爱的场所，更多是在荔枝林、录像厅或者工厂宿舍。
而我和阿琳，在培训班的教室里，彼此为对方加油鼓劲。不得不说，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因为阿琳，我只用了三个月就学会了做账和 Excel。
有一点技艺傍身，人的机会也多很多。很快，我们厂要内招一名仓库统计员，我壮着胆子报了名，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想试试自己所学的成果。我运气不错，应聘成功。
从此，离开了噪音震耳的缝盘车间，成了工友嘴里的 “办公室的人”。
进了办公室，我当然不敢自称什么白领，但工作环境的变化，的确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际关系。我把这功劳归到阿琳身上，因为若没有她的引领，我仍然处于茫然之中。
阿琳结业后工作并没有多大改变。按道理来说，她一个女孩子，学了会计，找统计或者文员的工作，远比我容易很多。然而不知为何，又或者她志向高远，再次报名了 CAD 绘图班，想在服装设计上有所作为。
后来她也成功应聘到离我们厂更近的一家制衣厂做了跟单文员。
我们两个一路互相扶持，一起进步，相约着一起参加自考，考个大专文凭。阿琳学习能力很强，我们一起做题时，她的正确率远在我之上。我常常笑着说，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转眼到了年底，我约她在厂门口的夜宵摊吃火锅。吃到一半，我趁机向她坦露心声，并提议带她回我老家过年，见见我的父母。阿琳沉默了，筷子在锅里搅来搅去，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她缓缓说起家里的情况。奶奶的病又重了，每天都要吃药，弟弟明年就要考高中，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她说春节必须回去看看才心安。听她这样说，我没再强求。
那晚，我们第一次拉手，她的手很凉，像冰一样。
那时我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故。回去后，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心想，我是个男子汉，应该主动一点，提出陪她回重庆。但我怕被拒绝，又怕进展太快，怕阿琳觉得我轻浮不稳重。再加上其实我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每个月那点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了，剩下的只够交学费和吃饭。
年轻时谁能料到，有些人一旦错过，便是一辈子。
隔年，从故乡过完年回东莞，再去找阿琳时，她居然没有回来。问了一遍她的工友，无人知晓。后来她的一个老乡，见我天天在她们厂门口等，神情落寞，欲言又止，最后塞给我半张火车票，只讲了一句：“阿琳弟弟被车撞了，要一大笔手术费，她去深圳了。她说她配不上你，让你别再找她了。”
我不知道阿琳哪里配不上我，我猜大概是家庭拖累太大的缘故。可是我愿意和她一起承担啊。我攥着那半张从重庆到广州的火车票，在她们厂门口站了整整一夜。
为了从离愁别绪中逃脱出来，我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工作中。但每每出了工厂，看到周围的一切，不免想起曾与阿琳一起的日子。尤其是常平书城，我再也不敢去了。只要一踏进那个大门，眼前就会浮现出她低头看书的样子。
三个月后，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煎熬，于是辞掉了恒益毛织厂的工作，也去了深圳，希望能在那里遇见阿琳。这次我换了一家电子厂做仓管。但凡有空，我就在各个工业区的工厂门口晃悠，寻找那个熟悉的清瘦身影。
在电子厂，好几个女工对我主动表示好感。但我总觉得她们不如阿琳，觉得她们身上没有那种安静又倔强的劲儿。
后来，我收到恒益毛织厂工友的一封信，告知了我阿琳在深圳罗湖的一家足浴店上班。拿到信后，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那家足浴店门口蹲了好几天，连班都不想上了，却始终没能见到阿琳的身影。
那天，我失魂落魄地随意找了家街边小馆子，叫了个回锅肉盖饭，吃了起来。吃到一半，恍然看到一名红衣女子，披着长发，从我面前一闪而过。看那模样，那走路的姿势，分明就是阿琳。
我放下碗筷，追了出去，那身影已穿过马路，推门钻进了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我跟了过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入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混杂着烟酒和香水的空气，让我头晕目眩。我在人群里慌乱地寻找，终于在吧台的角落看见那个身影。
只见那女子妆容艳丽，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手里夹着一支烟，正与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亲密地说笑饮酒。她抬起头的那一刻，我看清了她的脸。是阿琳。又好像不是。她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当年在书城看书时的清澈。
我站在原地，像被钉住了一样。直到她被那个男人搂着腰走出酒吧，我都没有上前说一句话。
次日清晨，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醒来时竟躺在冰冷的街头。手里还攥着那半张三年前的火车票，边角已经被我磨得发白。昨夜种种，荒诞又真切，模糊得像一场醒不来的旧梦。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阿琳。我在深圳待了五年，又回到了东莞，开了一家小小的会计事务所。我娶了一个温柔的潮汕女孩，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只是每次路过常平书城，我还是会忍不住停下脚步，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穿蓝色工衣的女孩，安安静静地站在书架前，手里捧着一本《会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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