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战，是在军事上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牵制打击华南日伪军，在政治上广泛动员民众，在华南地区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深刻融合、彻底实践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事业。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孤悬敌后的华南地区，自觉承担领导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重任，创建了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在内的多支武装力量，充分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将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广泛社会动员。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广东党组织根据华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战胜了无数困难和挫折，最终开辟了一条适合华南抗战发展、具有广东特色的敌后抗战之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土洋社区，原系意大利天主教堂。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司令部设于此，广东省临委机关也设于此。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此召开。图为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深圳特区报记者 綦伟 摄

深圳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战中，不仅起到作为根据地的支撑保障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地和驻地、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地和驻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诞生地，拥有整个南方地区唯一能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直接稳定联系的电台，从而圆满完成党中央交付的诸如1942年秘密大营救、1944年与盟军战略情报合作等任务，1946年更是遵照党中央指示，顾全大局，离开奋战八年的华南根据地，北撤烟台，执行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圳地区可以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战的党、政、军前线指挥中枢所在。

深圳地区是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地和驻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党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撤销南临委，成立南委，驻地在香港。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广东省委，驻地在广州，广东省委承担起领导两广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重任。1940年6月，广东省委改组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北省委机关设于韶关，粤南省委机关设于香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粤南省委工作受到极大影响而取消。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粤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机关转至北江、西江、东江等地隐蔽，南方局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断然暂停一些地区党的活动，广东省党组织活动一度陷于停滞，史称“南委事件”。 

“南委事件”发生后，1942年6月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均由东江军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深圳地区白石龙村）传达贯彻。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广东省临委”）。1943年1月，广东省临委成立，机关设于东江游击区。广东省临委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管辖除潮梅、琼崖之外的广东党组织，省临委以尹林平为书记，梁广、连贯为委员，其中梁广负责城市工作，连贯负责联系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和统战工作，广东省临委成立后，即刻开展全省城乡抗日斗争和其它各项工作，这是继南方工委和粤南省委取消、粤北省委遭到破坏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最高领导机构。 

广东省临委成立后长期在深圳地区大鹏一带活动，其中大鹏半岛大山田村是省临委机关和电台在深圳地区选定的首个驻地，省临委领导人尹林平、连贯、饶彰风等都曾在此活动。1943年省临委在沙鱼涌设立“万隆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张持平等就住在土洋村李惠群家里。省临委电台曾在大鹏半岛西贡村、油草棚村、半天云村活动，保持了华南和延安党中央的直接联系。1944年7月，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大鹏东山寺成立，省临委书记尹林平到学校授课。8月，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由尹林平主持，参会者有省临委委员梁广、连贯，东江军政委员会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罗范群等，及饶彰风、邓楚白、黄宇、李嘉人、饶璜湘等各地党政负责人，史称“土洋会议”。该会议对加强广东党组织建设、军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全面发展广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全面发展确定了方向。1945年3月，党中央指示决定把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5月，尹林平与省委机关电台随部队前往惠州罗浮山，7月，遵照党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合并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建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地区党政军工作。广东省临委在深圳地区驻留时间长达两年多，深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广东为主体的华南抗战的指挥中心所在。

深圳地区是东江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地和驻地 

1942年1月下旬，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白石龙村主持召开有东江、粤中等重要领导参加的白石龙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区的军政工作，机关驻东江游击区内，成员有尹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 

1942年2月，南方工委决定撤销粤南省委，将其管辖的党组织与粤北省委合并，重组广东省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党组织忙于抢救疏散从香港撤退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继而粤北省委与南方工委遭到破坏，重建广东省委的目标未能实现。在广东省临委没有成立的这段时期，党中央、南方局给广东党组织的指示都由东江军政委员会传达贯彻，东江军政委员会实际代行了广东省委职能，领导了广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 

1943年1月，广东省临委成立后，东江军政委员会作为军政领导机关继续存在，并常与广东省临委举行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军政工作。1945年7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结合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已全面恢复活动和广东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形势，撤销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广东区党委。1942年1月在白石龙村成立的东江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人民进行抗战的最高军政机关，驻扎深圳地区时间长达三年半。东江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了东江、珠三角乃至广东地区的抗日事业，促成人民武装力量的整合提升、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全面发展，在广东省临委的领导下，支持保障华南抗战取得最终胜利。 

深圳地区电台一度是华南地区唯一能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稳定通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从中共中央到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再到广东省委等层面皆有擘画。远在千里之外延安的党中央对华南地区的战略规划，必须依据和华南相关的情报信息，故华南地区与延安之间的信息传递尤为重要。1937年下半年开始，与延安联系的重庆、香港、桂林、广州、韶关、闽西南等电台依次设立，党在华南地区无线电讯网络逐渐形成，相关情报信息能及时传递到党中央、南方局，为党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这一时期党在华南无线电讯网络的恢复发展，离不开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各地公开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华南电台创建提供了装备基础和专业人员，可以说是华南电台工作初步开展的主推力量。随着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恶化，南方八路军办事处相继关闭，具体电台工作则由八路军办事处系统转向以东江游击区为代表的敌后抗日游击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派戴机、伦永谦、江群好等回到惠东宝游击区组建电台，此时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由香港来到深圳，带着刘澄清、康一民两位电台工作人员。为加强游击队电台筹建工作，张文彬让刘澄清留在东江工作。刘澄清、戴机等把从香港送来并已拆机的电台再次组装，开始呼叫延安总部。1942年1月在宝安甘坑村一带，电台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呼号、频率与延安总部进行了联络，并告知党中央该电台是东江游击队电台，党中央给东江游击队电台安排了新的呼号和新编密码。1942年2月1日，张文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电台成立，由刘澄清担任机要科长，戴机任电台台长，后派杜襟南任电台政委。 

东江游击队电台创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时间上作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电台的继任者，受到党中央、南方局的高度重视。东江游击队背靠香港，获得通讯器材相对容易，也能支援其它地方部队。1942年“南委事件”后，粤北省委、南方工委机要电台等受到破坏，相关专业人员转入东江游击队电台，极大促进游击队电台的发展。从1942年至1945年间，在南方广大地区只有东江游击队电台始终保持同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广东各地的敌后斗争局势和问题能通过它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对整个华南地区对敌斗争的指示，也都是由东江游击队电台收译后再由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转递到各地区去。 在东江游击队支援下，韩江纵队、粤中总队、琼崖纵队等也设立电台，逐渐恢复党在华南地区的无线电通讯网络，最终打通了从地方党、部队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息渠道，对党在华南地区的战略谋划起到了重要作用。诞生于深圳地区的东江游击队电台，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党中央领导华南抗战事业的唯一稳定通讯渠道，其战略作用和历史意义的价值不能低估。 

总而论之，深圳地区在华南抗战时期，不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主力——东江纵队的诞生与发展壮大之地，更一度成为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枢所在。深圳地区处于华南抗战前沿，华南党组织长期在此活动，以民族大义为重，自觉承担唤醒民众、奋起抗日的历史使命。而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能长期驻扎此地、领导规划华南抗战事业，一方面得益于深圳地区自大革命以来的深厚革命传统与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创设于深圳地区的游击队电台可以保持和党中央的稳定联系，能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前线情况，得到及时关键指导，确保各项重大任务的圆满完成。华南抗战中，东江纵队等人民武装展现出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与英雄气概，生动展现了伟大抗战精神。据统计，分布在深圳地区和华南抗战有关的遗址遗迹多达200余处，这些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物质载体，是深圳地区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提供重要战略支撑保障、作出重要贡献的直接见证。

来源：深圳特区报

文/李飞（深圳博物馆展览工作部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