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爸来深圳看我。
那一年，我26，他52。
我带他去世界之窗，他站在仿制的金字塔前面，看了半天，说：“这玩意儿，还没咱县那个烂尾楼高。”
语气里全是不屑。可我知道，他是心疼门票钱。
我爸是个修鞋匠。
在豫东那个小县城，一条老街上，摆了三十年摊。一把补鞋机，一把小锤子，几盒胶水，长得像他的另一只手。
小时候，我最怕同学问“你爸干啥的”。
后来不怕了，是因为我爸说：“没有我，你们走一天路，鞋就张嘴了。城市里那些白领的皮鞋，也是我给续的命。”他说话的时候，锤子敲在一只旅游鞋的鞋底上，梆梆响。
我妈说他，就你能吹，人家白领谁寄到县城修鞋。
我爸嘿嘿笑。
九几年的时候，修一双鞋五毛钱。我爸一天能修二十双。
冬天风大，他的手全是裂口，抹着厚厚的蛤蜊油。那股味儿，我现在还记得。
2015年，我研究生毕业，进了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
我爸在电话里说：“行，一个月顶我一年。”
我妈在旁边抢过电话：“你爸嘴上高兴，挂了电话一个人在摊子上坐到半夜。人家问他咋不回家，他说，闺女出息了，我高兴，喝了两杯。”
我说，那让他别摆摊了，我养他。
我爸听见了，说：“你那点工资，在深圳够干啥？我摆我的摊，不碍你的事。”
这些年，我一直想让他来深圳住几天。
他死活不来，说摊子不能离人。
直到2018年春天，他突然打电话说：“我去。”
后来我妈才告诉我，县里搞文明城市建设，老街的露天摊位全部取缔。
我爸的补鞋机，被城管拉走了。
说要统一规划，以后摆摊得进“便民服务点”，每个月交摊位费。
我爸交了三个月，生意不好，因为挪到了巷子深处，没人找得到。
他来深圳那天，背着一个编织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他的补鞋机——那台跟了他快三十年的上海产旧机器。
他说：“我坐大巴，人家不让带这种大家伙。我跟司机说，我闺女在深圳，鞋坏了没人修，我给带过去。司机看了看，没说啥，摆摆手让我放行李舱了。”
我听了，鼻子有点酸。
带他去吃椰子鸡，他说没味儿。带他去海边，他说这水比咱家坑里的还浑。
晚上在我租的房子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问他咋了。
他说：“楼下有人走路，脚步声太大，我听着像锤子砸鞋。”
我知道，他想他的摊子了。
住了五天，他就要回去。
临走那天早上，我给他收拾行李，发现他把补鞋机留在了我的阳台上。
我说，爸，你忘了拿。
他说，不拿了，放你这儿。这东西，回去也没用了。
我听他声音，有点抖。
他转过身去系鞋带，我看见他后脑勺的白发，比三年前多了一倍。
我爸回了县城，开始学跳广场舞。
我妈说他现在每天傍晚去公园，跟一帮老太太扭，可积极了。
我说那是好事啊。
我妈压低声音说：好啥好，他跳一会儿就不跳了，一个人蹲在那看人家的鞋。前天还非拉住一个老太太，说人家鞋跟磨偏了，再不修要崴脚。人家骂他神经病。
我笑了，笑着笑着，笑不出来。
转过年来，国庆的时候我回去，路过老街。
那条街现在干净多了，统一招牌，柏油路面。
原来的修鞋摊，换成了一家奶茶店。几个初中生正举着手机拍照。
我站在那看了很久。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说：“别看了，走吧。回去给你做胡辣汤。”
我问他，你不想你那摊子啊？
他说，想啥想，我早忘了。
可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阳台角落里，放着一小盒零碎的鞋钉、一小瓶金鸡鞋油，还有一块浑圆的旧鞋砧——那是他手工钉鞋掌用的铁疙瘩，跟了他大半辈子。
他手里攥着一只旧皮鞋，不知道是谁的，翻来覆去地看。月光照在他手上，那些老茧，像一层硬硬的壳。
我没走过去。
我只是忽然觉得，一个人把一辈子钉在了一件事上，不是他说忘了，就真的能忘了。
就像那些鞋钉，拔出来，还留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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