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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深圳龙岗，六月的热浪像一块烧红的铁板，压得人喘不过气。工业区的铁皮厂房被晒得发烫，傍晚下班的工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影，挤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就着冰镇啤酒和炒粉，谈论着香港回归后的新鲜事，也抱怨着一个月几百块的工资够不够寄回老家。
我叫林哲，22岁，刚从大专毕业，托远房表哥的关系，进了这家港资电子厂的总经办当文员。说是文员，其实就是个打杂的，端茶倒水、整理文件、帮老板跑腿，忙得脚不沾地，一个月工资才1200块。每天唯一的盼头，就是下班后和厂里几个年轻同事，在宿舍楼下那块坑坑洼洼的水泥篮球场上，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把一天的疲惫都发泄出去。
那天晚上，我们打了快两个小时，直到路灯亮起，球衣湿透贴在身上，才恋恋不舍地散场。我抱着磨掉皮的篮球，哼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慢悠悠地往3栋男生宿舍走。厂区里已经静了下来，流水线的机器声停了，只有传达室的灯还亮着，偶尔传来几声麻将牌碰撞的脆响——不用想，肯定是陈东和保安队的人在打牌。
陈东是我们这三栋男生宿舍的宿管员，27岁，比我大五岁，是粤北韶关一个穷山村出来的长子，下面还有一弟一妹，听说都在老家读书，全靠他接济。没人知道，这个每天吊儿郎当、嗜赌好酒的宿管员，曾经是深圳盐田边防武警部队的兵。
我也是偶然听保安队的老吴说的。90年代中期的盐田港，鱼龙混杂，走私、乱摆卖的比比皆是。陈东当兵那两年，经常跟着部队配合城管去巡查，每次都能没收一大堆“战利品”——成箱的进口芒果、走私的港台磁带、廉价的电子表，还有各种日用小商品。部队里用不完，他就偷偷打包寄回老家，供弟弟妹妹交学费、买衣服。
两年兵役期满，他没回老家，托战友的关系进了我们厂当宿管员。这活轻松，每天就查查宿舍卫生、登记外来人员，包吃包住，工资虽然不高，但足够他自己吃喝玩乐。厂里的人都看不起他，觉得他就是个混日子的退伍兵，每天上午睡懒觉，下午打麻将，晚上要么去大排档喝酒撸串，要么在宿舍看录像带，每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不出几天就被他造完了。
可我总觉得，陈东不是表面看上去这样。他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长裤和解放鞋，哪怕是三十多度的高温，也从不穿短裤，像是在刻意遮住什么；他的手粗糙得布满老茧，指关节肿大，那是常年握枪、搬重物留下的痕迹；偶尔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口抽烟，望着远处深圳市区模糊的灯火，眼神里会闪过一丝落寞，还有一丝藏不住的锐利，那是普通人没有的、见过风浪的眼神。
我和他不算熟，但因为我经常打篮球到很晚，每次回宿舍都要经过他的传达室，他总会笑着扔给我一根红双喜，偶尔还会说一句“年轻人，少打会儿球，早点休息”。他的笑容很随和，可我总觉得，那笑容背后，藏着什么心事。
那天晚上，我刚拐过宿舍楼的拐角，就看见陈东蹲在墙根下，背对着我，正吃力地搬一个用黑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子。箱子很重，他弓着腰，额头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后背的衣服。
我心里犯嘀咕：他一个宿管员，能有什么重东西？而且这么晚了，偷偷摸摸的，不像他平时大大咧咧的样子。我怕吓着他，放轻了脚步，想悄悄绕过去，可脚下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啤酒瓶，“哐当”一声，在寂静的夜里炸开，格外刺耳。
陈东猛地回过头。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手里的篮球差点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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