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丘学强、温育霖:深圳粤客混合型方言的语音特征及系属

（一）与客家话的语音比较

方言的特点，建立在对外具有排他性、对内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李如龙、张双庆（1992）在与赣方言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客赣方言共同的语音特点，而这些特点也蕴含了客家话的典型特点。邓晓华（1998）和谢留文（1999）分别提出了“窗聪同韵，双松同韵”和见母字“菊”声母读送气音[k^h]在客家话中的普遍性。

下表基于温昌衍（2006）对李如龙、张双庆所总结的客赣方言共同语音特点的阐释为基础，与深圳粤客混合型方言进行比较，表述略加调整。为了突出粤客混合型方言与客家话共有的语音特点，这里将深圳典型粤语的代表南头话也纳入比较的范围中。如果南头话也与客家话分享相同的语音特点，则该条目不具有排他性，不在表中标注。

粤客混合型方言的客家话特征，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第1、7、8项。不过，第7、8项仅有零星几个字，不成系统，可能是语言接触下的词汇扩散现象，不足以作为粤语或客家话的判断标准。剩下的与客家话相同且成系统的，就只有第1项。

第1项，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今读分化情况是区分粤语和客家话的重要标准。不过，这个标准并不是唯一的，如吴川吴阳话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也一律送气（邵慧君，2016）。换句话说，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一律送气是客家话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仅凭此项特征判断粤客混合型方言属于客家话，显然证据不足。

（二）与粤语的语音比较

詹伯慧等（2002）提炼了广东粤语语音的共同特点9条；伍巍（2007；2009）曾两次总结了10条粤语的语音特点。下面将以伍巍（2009）所总结的粤语语音的主要特点为基础，表述略加调整，拆分部分条目，用以验证粤客混合型方言是否符合粤语语音的大多数特点。加入（深圳）客家话比较，也是为了测试该条目是否具有“排他性”。与深圳客家话共享的语音特点不再显示。其中粤语的部分特征在部分客家话中也有体现，这里暂不一一尽述。

伍巍（2009）指出，第2、3、5项是粤语语音的核心特点，且有系统性，粤客混合型方言全然相符，客家话则无一相符。第2至7项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粤客混合型方言都符合。詹伯慧等（2002）指出，东莞、深圳粤语的调类较广州话要少，或上声不分阴阳，或去声不分阴阳，因此表中第9项对判定粤客混合型方言的系属不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至于第1项，实际上反映的特点跟表1的第1项一样，这是粤客混合型方言最为明显的语音特征，后文再进行详细分析。

（三）粤客混合型方言的系属

在逻辑上，粤客混合型方言的方言基础要么是粤语，要么是客家话。粤客混合型方言与客家话相同且成系统的语音特征极少，更像是与客家话长期接触而被渗透影响所形成的。粤客混合型方言的方言基础为粤语，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而确定的：

一是语音特征。粤客混合型方言的语音特征与粤语语音的核心特点全然相符，且与客家话相同且成系统的语音特征极少。此外，粤客混合型方言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一律送气的特征虽是客家话的重要特征，但仅凭此特点也无法得出粤客混合型方言就是客家话的结论，吴川吴阳及东莞黄江、桥头、横沥、谢岗等地的粤语方言点也有此现象（庄初升等，2022）。

二是谱牒记载。粤客混合型方言使用者的谱牒大多记录其先祖来源于现今粤语地区。大鹏地区较为特殊，因受顺治、康熙年间的迁海令影响，当地居民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才陆续回迁的，后续也不断有外来移民前来垦荒。尽管大鹏话使用者的谱牒记录有限，但其形成与清代兵制密切相关，其时兵制一般从当地募兵，也即新安县（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深圳西部、南部及香港全境）。新安县的方言以粤语为主，而粤东客家人在清代乾隆中期才在今深圳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

三是语言认同。粤客混合型方言使用者能够区分自己的语言与客家话，但粘米话、蛇话使用者自称客家人，这是因为使用坪山粘米话、坪地蛇话的村落一般分散于客家话社区中，其使用者在各方面都与客家人有频繁交流。经过多代接触以及客家文化通过婚姻、买卖、读书等方面的渗透影响，当地人从不排斥到不自觉地认同客家文化。此外，当地人还能清晰地意识到某些词汇逐渐地被客家话词汇替换，如粘米话发音人还能辨别出“鱼”的[ɥu¹¹]是原先的说法，[ŋ̍¹¹]是后起的说法，也能指出老一辈对雌性动物的语素多用“乸”而少用“嫲”。大鹏话使用者不自称客家人，则是因为大鹏话主要通行于大鹏半岛，人数较多且相对封闭，其语言文化能够与客家话相抗衡，因此保留了族群认同。至于当地客家人，则从来不认为这些属于客家话。

将深圳粤客混合型方言划入粤语莞宝片或广府片、独立成片或视为混合型方言，这些处理方法都有一定的依据。麦耘（2021）指出：“（方言分区）意义不在于分区本身，而在于通过分区来观察和表现方言形成的历史。只要研究者把造成有关方言今天的共时状态的初始源头、发展过程及演变机制等弄清楚了，如何分区、分几个区等反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深圳的粤客混合型方言在语音及词汇上仍具备明显的粤语特征，只是掺杂了客家话的一些成分，可定义为：深圳东部的粤客混合型方言分布于与惠州接壤的龙岗、坪山、大鹏等地，形成于清代康熙年间以后，是一类以粤语为方言基础并受客家话接触渗透较深的方言。

（四）粤客混合型方言的语音讨论

前文述及粤客混合型方言的几个语音特点，涉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值得讨论。

一是古全浊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今一律读送气清音。这个特征要么是粤客混合型方言本身就具备的特点，要么是与客家话接触后才产生的特点。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的方言基础为客家话，本身便具备这样的特征，与粤客混合型方言不同（侯小英，2008），可以不考虑其影响。东莞黄江、桥头、横沥、谢岗等地的山区片粤语也有这个特征，就地理位置来看，这几处的西侧都与惠州博罗、惠阳接壤，深圳粤客混合型方言的东、西侧也分别是以客家话为主的惠阳和龙岗，这恰好形成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分界线。由此，无法排除客家话在语音上对深圳粤客混合型方言施加的影响。不过，至于粤客混合型方言何以吸收这一项标记性明显的特征，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是[-m]、[-n]、[-ŋ]、[-p]、[-t]、[-k]韵尾保留比典型粤语完整，无[-ʔ]韵尾及促声舒化的现象。深圳西部的典型粤语在这些韵尾上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混淆或脱落，而粤客混合型方言还能相对保留完整的原因就是还受到客家话的牵扯。此外，蛇话的的双唇韵尾[-m]、[-p]已与当地客家话一样发生了音变，其口语与[i]元音搭配的[-m]、[-p]韵尾读为[-n]、[-t]，与其他元音搭配时则读为[-ŋ]、[-k]，但单字音中偶尔还留有[-m]、[-p]的痕迹。可以说，深圳东部粤客混合型方言的韵尾变化要滞后于西部的典型粤语，但又同时受到客家话的渗透影响。

三是假摄开口三等字主要元音为[a]。这个特点不具备排他性，但对内也无一致性，用以判断是否具备粤语或客家话特色的说服力不足，在此仅作客观描述。

四是上声只有一个，主要来源于古清声母上声字，调型为高升。大鹏话和蛇话平、去、入声均分阴阳，上声不分且调值为[35]；粘米话平、入声均分阴阳，上、去声不分，上声调值也为[35]。如下表：

由此可见，粤客混合型方言的上声都与典型粤语一样，是一个高升调。值得注意的是，大鹏话和粘米话几个调类的调型、调值与客家话高度相似，历史上可能存在过调值接近的声调向客家话调型归并的过程。然而，粤客混合型方言的上声调型仍然保持独立，这是因为深圳客家话没有相近的升调（第一音节的阴平与第二音节的阳平、上声或阴入相拼时变调为[35]除外），不满足声调合并的前置条件。

五是部分浊上声并入阴去（大鹏话、蛇话）或阳平（粘米话）。如下（下划线表示客家话读阴平）：

以上例字提供了一条线索，即粤客混合型方言与客家话、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有明显的关联。刘镇发（2003）指出，从浊上字的分化情况来看，粤语地区、江西东部和广东东部及北部的方言来自一个共同声调格局的祖语，并经历了浊上变去的过程。粤语的全浊上字有一部分读为去声，剩下的辖字与次浊上字仍保持独立的上声；东江中上游本地话和客家话的全浊上字部分与粤语一样，读为去声，剩余的一部分与次浊上声根据相近的调值并入阴去或阴平，其他次浊上字保持上声。

从大鹏话和蛇话的情况来看，其浊上字与客家话、东江中上游本地话似乎经历了共同的音变。粘米话部分浊上字虽读入阳平，但也是并入调值相近的声调后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粘米话的这部分辖字远少于大鹏话、蛇话，说明这有可能是词汇扩散不完全的结果。粘米话受客家话的影响更大，但在调类的分合上却并没有与大鹏话、粘米话一样，这似乎说明粘米话浊上读入阳平的现象是后起的，是以词汇扩散的形式逐步实现的。

大鹏话的阴去及蛇话的阴去来源于古清去及部分浊上字，粘米话的阳平也来源于古清去、部分浊上字以及阳平字。实际上，大鹏话和蛇话的阴去调也可以处理为阳上，上声分阴阳，但同时去声就不分阴阳。粘米话的阳平的来源有些复杂，也可以处理为阴去，但需取消阳平调，去声分阴阳，这样的声调格局更便于横向对比；或是仿照上面两种话一样处理为阳上，上声分阴阳，同时取消阳平调。不过，考虑到汉语浊上字的去向不很稳定，且普遍分阴平和阳平，这里不设阳上调或取消阳平调。

这三种话的清去与部分浊上字都归为一类声调，只是调值表现不同，粘米话的阳平也与之归为一类。根据这一线索，浊上声的演变路径就相当明晰了：

首先，粤客混合型方言、客家话、粤语及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的祖语共同经历了全浊上变去的过程。

其次，剩余的全浊上字及部分次浊上字，粤语保留阳上读法，客家话与清平字合流，另外几种话与清去字合流。客家话、粤客混合型方言及东江中上游本地话中，剩余声调未发生变化的次浊上字，仍保留上声读法。

再次，全浊声母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