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耕一丘田，同饮一河水。一个名叫罗芳的小村子，在深港两地演绎了一河两地世代的手足情谊——逢年过节，同拜一祖宗，同吃一盆菜……所有的变与不变，最可贵的是留下了共同的文化根脉。
罗芳，一个曾经的边防小村子浓缩了百年跌宕的岁月；深圳，一座现代化的超级都市，炫出了大湾区伫立于世界的未来。
有人说，深圳河是一条又小又浅的“河沟水”。此话只说对了一半。他可能只看到今天被深圳水库、马泻（梅林）水库、笔架山水库等截流后的时而近乎干枯的河流；而没看到古时“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的真实情况（见《康熙新安县志校注·卷之三·地理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远的不说，先听那首耳熟能详的歌吧：“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罗大佑一曲委婉温润的歌一面世，就“流进”深港人民的心里，也“长流”在世界华人的乐坛上。这首歌里的“小河”，是否指深圳河，我暂时无法去台湾宝岛向罗大佑先生讨教；然而深圳河确是“南流”香港，成为深港两地最长的界河。
这条深港两地共同拥有的河曾叫“罗溪河”。罗湖村开基二世祖袁百良，他《卜居》一诗中有“罗溪水长渔歌晚，梧岭峰高月吐迟”之句。梧岭，即梧桐山；罗溪，这是目前有关深圳河最早的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罗溪是罗湖村古名）。
罗溪河的历史较长，但它演变成深港“界河”的历史却很短。这一变化无疑始于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1898年中英双方派员沿深圳河勘界勒碑，随后一“入约”公开，“深圳河”便为世界所熟知。
据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圳村落概览·第二辑·罗湖盐田卷》载：罗芳村南濒深圳河，北达罗芳山。始建于元朝，因方姓、罗姓聚居而形成村落。村名取自二姓，初名罗方；民间相传又因该村建在罗溪河上方，故称为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正式的文字材料多用罗芳之名，并沿用至今。
罗芳村曾经的罗姓、方姓至清代已迁居香港等地，陈姓于清康熙年间从广东博罗迁入，家族人口繁衍迅速，成为该村第一大姓。村中存有族谱《罗芳村陈殿相公祖祠重修纪念册》，亦存殿相陈公祠。
100多年前，村民利用深圳河水灌溉农田，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随着深圳河成为深港管辖的分界线，河两岸的土地和村庄也被一分为二。全村有300亩土地，其中有200亩被划入河对岸的香港新界。
1949年6月起，港英政府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夜禁。1951年6月15日，又颁布《1951年边界封锁区命令》，宣布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封锁。
为加强边防管理，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宣布实行边境管理，往来旅客须凭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通行。罗芳村民凭“过境耕作证”，通过罗芳边防检查站设立的过境耕作口登记，再走过横跨河上10多米长的小石桥，到香港新界的土地上耕种。
1966年，罗芳村有36户215人，人均年收入100元；而对岸的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1400港元（折合人民币448元）。1978年罗芳村人均年收入513元，而对岸农民人均年收入13000港元（折合人民币4300元）。（见深圳博物馆编著《宝安三十年史（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页）。
由于两地生活水平悬殊，罗芳村有不少村民越境到河对岸的绞寮村生产生活。于是，在香港一侧，便有了“新界罗芳村”。
1979年阳春三月，深圳河北岸的罗芳、莲塘、渔民村等边境乡村，利用在香港新界的“飞地”种瓜菜、挖鱼塘、办鸡场和养猪场，80年代初，在全国率先涌现出好几个“万元户村”。这一极具新闻性的亮点，吸引了北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注意。
1984年4月20日，是农历谷雨节气。那天打早，我陪同《人民日报》蒋记者，经过一个“边防禁区”的哨卡，往罗芳村走去。深圳河边的罗芳村口，大片的菜田恰似一幅春满田园的画卷。一畦畦笔直而规整的菜地，白菜、菜心、生菜、芥菜绿油油；一垄垄菜地上的荷兰豆开着白花红花，香葱、蒜苗、芫荽、芹菜点缀其间，摇曳生姿……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铁丝网边上，“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与“呼呼呼”的喷火除草器声相互交织，组成一首节奏强烈的“岭南春天进行曲”。此情此景令北京来的记者顿时感到很新鲜。
也许是没预约的缘故，对我和记者突如其来的采访，村支书陈天乐用身子“挡”在家门口，一脸不乐意。这位三十八九岁、皮肤被晒得红黑的主人听清楚我们的来意后，没有让我们进屋的意思。他看了看我，当着北京客人的面，毫不避讳地嗔怪道：“请廖副部长尊重我，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行使我既是村支书，又是专业户的权利。”
18岁就当上基层干部的他，骨子里透着广东人的性格，只做不说。“算上你们这批，我这两天已接待了3批要求采访的人了。天呐，我这个村支书不是捧着‘铁饭碗’的呀。我家孩子小，夫妻俩承包了8.5亩田，没有人手帮忙。8亩多的菜地呐，要播种、施肥、除草、浇水、收割、挑卖……”说着，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从我们刚到屋门口到现在，他看表的动作不下三次。
“你们村不是户户实现机械化、自动灌溉了吗？比如，我们刚才来的时候，看见菜地里的喷灌和喷火除草……”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可以插上嘴的话题，企图打开采访的缺口。
“是呀。”他果然松了挡着门口的腿，让我们进屋坐了下来。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冰凉的罐装汽水递给我们，说：“原来穷得‘箩底可晒谷’的罗芳村，就在这三四年工夫，全村已有日产轻便拖拉机36台、抽水机54台、喷灌器36台、煤油烧草机36台，灌溉、翻土、除草、除虫、运输等，全村36户人家，基本上家家户户实现机械化。土地承包后，各家各自投资二三万元，当年基本收回成本，次年就赚了。”随着陈支书如数家珍的话语，我眼前浮现出刚才进村时的一片繁忙情景。
陈天乐说，采用先进机械和种植技术、科学种田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是掌握各种经济信息，了解市场行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的国家用飞机往香港空运西芹菜、西蓝花、西生菜？为的是抢时间，抢早抢鲜，夺个好价，占有市场。目前，香港每天消费叶菜1500吨，香港自产的才占38％，其余全靠内地和外国供给了。
“我们罗芳村与香港新界的村庄相邻，可以把蔬菜销往香港市场，虽然用不着像外国那样乘飞机、搭轮船，但是也需要用时间来保证。别看我们是小小的农村，可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条经济规律。”
陈天乐呷了口可乐接着说：“前几天我忙着开会，只有妻子一人下地。菜割不完，长老了，价钱从1磅（相当于400克）卖3元半港币（1984年时价），跌到1磅卖1港币，我几亩地的时菜你说损失多少！”
他咧嘴憨笑着继续直言不讳：“为了保证专业户们有足够的生产时间，我们村委会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奇怪，这一宣布真灵。我们晚上开支委会、党员会、村民大会，有史以来，人员从没到得像现在这么齐、这么准时。领导班子开会至半夜2点，第二天早上5点钟大家又起床下地。以前认为农村时间不值钱的观念慢慢消失了。如今，我们的时间不像以往用一个上午、下午来计算，而是以钟点来计算了。”他又习惯性地抬起手腕看表，我知道他要出门，到边境河那边的“飞地”忙事了。
“不要以为你们城里人的时间才值钱，我们特区农民的时间也是金钱！”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震撼。不日，我写了一篇《时间在田野里》的散文，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当年，罗芳村在耕作口上成功地与香港市场接口，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又大大地改变了村容村貌。进入20世纪90年代，罗芳村生产上了一个台阶，村里相继引进了外资手袋厂，建立了建材涂料厂、土石方场和杂货商店等企业，改变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集体和村民富裕起来，一幢幢小洋房和学校、幼儿园、超市及公共设施像春雨后的菜苗一样冒了出来。
1992年，根据深圳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罗芳村按照全市部署，统一开展农村城市化推进工作，实现了全村“农转非”。也就是村内的所有行政建制由“村”改为“社区”，即罗芳村秒变罗芳社区。全体村民的户籍身份也一次性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洗脚上楼”成了城市居民。“新居民”被纳入城市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用村里的集体资产成立村股份公司，村民通过持有股份享受集体资产的分红。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骤增，市区里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迫切需要处理。1992年，深圳市政府决定在深圳河边的罗芳村等地，首先建几个污水处理厂。这一消息传出，让刚刚过上好日子的村民闹心。他们担心土地被征用建设污水厂后，会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和家庭的经济收入，同时，又担心污水处理厂“污染”家园，影响罗芳村的环境。此时，村里议论纷纷，负面情绪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村支书陈天乐走在村头巷尾，心里翻腾和盘算着：罗芳村人的美好生活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的。先富裕起来的特区农民，要饮水思源，要有大格局，要支持城市的发展。于是，他挨家挨户上门做好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罗芳的土地要牺牲在‘刀刃’上”，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了建污水处理厂需征用土地面积14.53公顷的任务。
1998年，第一期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罗芳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运行。2018年进行第二期扩建工程，总处理规模升至40万吨/日，全程采用厌氧+T型氧化沟处理先进净化工艺，出水采用紫外线消毒，水质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类标准，排放至深圳河。扩建工程中，罗芳村照样二话不说，拿出土地支持。罗芳水质净化厂无臭味，无害化，成为深圳河边园林生态一景。这回罗芳村民放心了，陈天乐书记成了真正的“成天乐”。
2010年以来，罗芳村股份公司迎来了城市更新的“二次腾飞”机遇。罗芳社区城市更新单元纳入罗湖区的重点项目，由罗芳股份公司与知名地产商合作开发。目前，罗芳旧村老屋已被拆除，土地平整完毕，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体——“罗芳新城”即将崛起，罗芳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将注入强大动力。
数十年来，尽管村子的房屋从砖瓦屋变成小楼房，又从两三层的小楼房变成七八层的小高层楼，再被改造拆除。但是，殿相陈公祠仍然庄严屹立，古色古香；它像南山大涌村的郑氏祠堂、下沙村黄思铭公祠堂、沙嘴村欧氏祠堂等一样，在高楼中稳居一席之地。此刻，罗芳陈公祠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亮光，祠内案炉里的香火，冉冉飘荡，散发灵气，浸润古村。
桃花盛开，临近春节，各家各户传来做炒米饼的“沓、沓、沓”打饼声和孩童们嬉闹玩掷地炮的“噼里啪啦”欢乐声。深圳河对岸的“新界罗芳村”村民，拎着三牲、糖果祭品来老村祠堂，按照老规矩，带着子孙跪地向祖先虔诚叩拜。
有多户在对面“罗芳村”定居的香港新界村民，成功申请回归为深圳罗芳村的居民，享受新生活。啊！星移斗转，血脉相连。深圳河边境的铁丝网，永远隔不断汩汩流淌的河水；倒映在河面上无数代人牛犁肩挑在农田上劳作的剪影，时空叠印在满城喧嚣里人们与机器忙碌的情景，显然是勇立潮流的深圳，在大踏步地对接世界文明。这弹指间之变，并非童话与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