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1978年的深圳

        1978年，深圳还不是深圳，是再一年之后，国务院以63号文批复同意“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之后才有了现在的深圳。深圳设市的时间是1979年3月5日，可能是缘分，也是3月5日，1978年的同一天，我光荣的离开了在粤东饶平插队的暗井农场，经过在广州的短暂集中训练后被分到了深圳。掐指算来，今天正好是48周年。

        说缘分，除了时间巧合，还有一块集中训练的人，在当时的广东省内各散东西，有的分到粤东汕头，有的分到粤西湛江，又或者广州、拱北、海口…但我来了深圳。

1978年的罗湖桥

        要说当年的深圳，最想跟大家说清楚的是——不是小渔村！不是几万人的小渔村！！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当时全县的人口是32万。虽然那时的经济还非常落后，年GDP大概是1.4亿，但那时候的县城（深圳镇）除了戏院，另外还有一家电影院，就是同时有两座影剧院，而且当年的深圳戏院已经有楼上楼下折叠软座还带空调。那时的工人文化宫已经有四周带台阶看台的灯光球场，在那个球场看过有穆铁柱的国家队的表演赛。除此，当时深圳已经有两路公共汽车，1路是从火车站到汽车站，2路是从侨社到水库（现在的东湖公园）。这哪是渔村啊？在1970年代的中国，除了最发达的东北，可能再也找不出几座这样的县城了，说边陲小镇也许恰如其分，因为当时深圳这名字正是县城所在的一个镇。现在官方的定义，当年的宝安县是一个边陲农业县。

1970年代的深圳戏院

        当年的深圳为什么会被叫小渔村，我猜想这可能跟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来深圳视察过渔民村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到处热火朝天尘土飞扬，还是一个大工地，还没有出“成果”，而渔民村是一个挨着深圳河边、只有60来户不到200人的小村，可能人少好办事或其他，总之他们是深圳市最早普及万元户的村，还统一每家一栋别墅，就像90年代党和国家的领导来了都看皇岗口岸一样，80年代初领导来了都被领去看渔民村。特别是小平同志视察过之后渔民村的新闻热度就不一样了，那个很小的渔民村经常上报纸，可能因此，后来就有人将从前的深圳合理想象成一个“小渔村”。

1980年代初，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

        又顺便，现在大家登上莲花山顶看到的小平同志那次视察后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其实，写字的时间不是26日，当时小平同志离开深圳时没有题词，但去珠海后却题了词，这下让深圳的领导就紧张了，赶快派专人去广州小平同志的住处讨要题词，估计那时的深圳也不像现在这样能说上话，所以讨了很多天，直到2月1日除夕当天才“完成”，老人家题字时很清醒，特地将日期写成离开深圳的1月26日。

        关于当年深圳的名气，是不是著名不敢说，但肯定不是现在很多文章说的籍籍无名。当时宝安改市到底叫什么，据说有宝安、新安、深圳……很多的选项，最后定夺叫深圳，就是因为深圳的名气更大。别的不知道，当年我来深圳时的通信地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某某检查站xxx信箱”，都不需要写广东和宝安，这哪还籍籍无名？

        早期被求贤招来深圳的拓荒牛一代，可能都遇到过下马威，就是当时深圳的环境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要差得很多很多，有太多的工作生活困难需要他们克服。我也不例外，只是我遇到的下马威相对特别一点。

        经过在广州两个月的集中训练后，5月初被分到深圳检查站，当天就下连队当天就分班。很清楚的记得，到深圳的当天晚上12点，睡眼惺忪的被班长叫起来，验完枪后被带到一个四周一片漆黑的哨所，班长重复了一遍口令，并留下一句“警惕点，对面就是香港。”班长甚至都没说我站在那里要干什么，然后剩下“孤独”的我，在哨位上茫然不知所措，你说不怕是假的，这是真下马威。但那天晚上的运气很好，懵查查的熬过3个小时之后接哨的来了，期间没有任何状况发生。天亮后才看清楚，哨位就在与香港之间的界河边上。而后来知道，有很多“偷渡犯”就是在那个哨位被拦截抓住，我还有一位同班的战友，也是在那个哨位上，在后来的某一天半夜，私放偷渡的人正好被抓到现行，被开除军籍判了4年。

到深圳当天夜晚站哨的地方，照片右侧是深圳河和对岸的香港。（摄影：陈焕）

        到深圳的第一年都在连队服役，站哨是我的主业，但说来奇怪，1978、79年，是深港边界偷渡潮最后的疯狂了。（1980年的10月，因港英政府的政策调整，即使偷渡到了市区也不能登记身份证，自那之后越境偷渡的人数锐减。）那时，差不多每天，连队都会截获越境偷渡人员，可我站足了一年的哨居然两手空空，竟没有一个偷渡人员撞到我的枪口底下。而同时期，有的战友因为抓获偷渡犯成绩突出还上过北京（受表彰）。我站了一年哨，没有出成绩，却出了个很大的丑。

        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但肯定是1978年的夏天，站营区大门哨，哨位前不远就是火车站，准确位置应该是现在人民南路的南端尽头。因为是大夏天，那年月别说空调，风扇都没有，睡不好，又是下半夜的哨，人特别犯困，站着都打瞌睡，实在顶不住了，就退回哨位（门卫室）里边，抱着自己的半自动步枪趴在桌子上想闭目养一下神，只是，年轻人，又那么困，哪能把控得了自己的瞌睡，可能瞬间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激灵突然醒了过来，毕竟是在哨位上，可能是真不敢深睡，赶紧甩了几下头，让自己清醒一下。这一清醒，忽然发现自己怀里的枪没有了，如果你没有当过兵，一定无法体会在哨位上被人缴了枪的那种崩溃和绝望。正在自己极端无助的时候，一转身发现身后站着自己的副班长，枪，就在他手上！

        虽然，枪没有被“敌人”（偷渡犯）缴去，心里定了一点，但毕竟是被摸了哨，这事绝对可大可小。所幸，那天晚上值班查哨的正好是自己的副班长，副班长当时应该是看到了我的惊恐，没有批评，反而安慰起我来，后来，那班哨怎么熬到下哨的完全没有印象了，真的是一片空白。事后，也没有其他领导为此事来批评谈心，估计是副班长根本就没有报告。当时的副班长姓卢，早我两年当兵，是真好人，是他的善意包庇让我后来有机会留下来继续服务中国的边防检查事业…直至退休。

        再说回当年的深圳，虽然不是小渔村，但县城的地盘确实不大，除了现在的东门老街，就是铁路以西的蔡屋围那里，是县委、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办公所在。在县委门口还有一个不太大的广场，不记得是不是叫人民广场，但肯定是当年开群众大会的广场。上面提到的被开除军籍判刑的“战友”的宣判大会就是在那个广场开的。我们本在同一个战壕，但那次大会我是被组织去的群众，他是罪犯，他被押解经过时，我们对视无语……诱惑和不归路，不是现在，是从来都在那里，关键看我们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原来那个广场有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正好是现在地王大厦的位置），烈士们被移到郊外安了新家。当时的“初衷”是在郊外选一处环境清幽的地方让烈士们安息，所以选址梅林山下。只是，才清幽了很短的时间，新家又车水马龙了，那里就是现在的北环/彩田立交，那个新的高耸的纪念碑又再身处闹市中心。这就是深圳城市规划的痛点。

        现在说起山寨，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曾经华强北的手机，其实，深圳的山寨远不止手机，最初很多版的城市规划就很山寨。记得专家做的第一版规划，深圳2000年的人口规模是80万，远期100万，但现在是2300万。规划华强北是（轻）工业区，香蜜湖已经是远郊的休闲旅游区……现在看到华强北的马路为什么那么小，因为那些路本来的规划是工业区的内部道路！

        说1978年的深圳，想再分享一件“趣事”。现在大家都知道，蛇口炸响的那第一声开山炮是1979年的7月8日，但交通部动议让招商局来深圳办工业区，早在1978年的6月就开始了。一次，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同志在听取交通部关于筹建蛇口工业区的汇报时，问在场的谷牧对招商局的报告，你看怎么办？谷牧说，你批个原则同意，剩下的我去征求意见好了。然后，李先念就签下：“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在很多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也有一些“家常”细节。这些不是小道消息，在官方的正规出版物有据可查。（插图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深圳最资深新闻影像记录者何煌友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