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失业了。
这五个字像一句咒语轻轻念出来，生活原有的轨道就无声无息地断了。窗外的深圳还是那个深圳，楼很高，天很灰，人潮在地铁口涌进涌出，秩序井然。我只是这秩序里一个忽然多出来无处安放的标点。
存款的数字一天天瘦下去，心里那点虚浮的安稳也跟着薄了。于是想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就这么空着手等，脑力活的市场暂时对我关了门，体力活的门似乎是敞开的。那就过渡一下吧，我对自己说。过渡，一个多么轻巧又充满暂时性的词，像一块垫脚的石头，让你以为踩上去，离对岸就不远。我想到了奶茶店，街角巷尾到处都是，亮着暖黄或清新的绿光，飘着甜腻的香气，看起来总是热闹，缺人手的样子。找起来也果然不难，机会不少，只是那工资数目，白纸黑字或口头说出来，都带着一种近乎默契的低沉，工资基本都是四千左右。
四千块？在深圳？
我站在一家商场明亮的奶茶柜台前，心里默念这个数字，但是身后是动辄上千的服饰店，隔壁咖啡馆一杯手冲的价格逼近五十。四千块在这里，意味着除去一个偏远角落的床位房租，一日三餐最简朴的果腹，交通通讯，大概也就所剩无几了。
诗意点说是刚好能活着，第一家店的店长是个年轻姑娘，说起待遇语速很快：“四千，月休四天，入职就交社保。”她说“入职就交”时，语气里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优越，仿佛这是份了不得的馈赠。第二家更干脆，招牌都有些旧了，开口三千五，需要工作满半年后才给交社保。我问为什么是半年，那位中年模样的老板抬眼看了看我，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干得长再说。”我没再问，窗外的阳光照在光洁的地砖上，有些晃眼。
最后选了那家入职交社保的，谈不上选择，更像是在仅有的，都不怎么样的答案里，挑一个稍微规整些的。
工作本身没有秘密，也无甚技术可言：点单、收银、煮茶、加料、摇杯、封口、叫号。流程像一套刻板的体操，很快就能记熟。难的是另外一些对身体考验的东西，你得一直站着，从换好工服那一刻起，像一棵被挪到室内的树，脚下是坚硬冰凉的地砖。
客流是有规律的，有时半天稀稀拉拉，你能感到时间像凝住的胶水，有时几个线上大订单突然涌进来，加上柜台前瞬间排起的队伍，所有机器都在响，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你，那一刻脑子里记熟的步骤会突然打结，手忙脚乱。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糖浆，牛奶和茶粉混合的气味，初闻是香的，几个小时后，就变成一种黏在喉咙里的甜腻。最诚实的是身体，第一天回来，只是觉得脚底发胀，第二天，小腿开始酸，像里面塞了浸水的棉花，第三天傍晚，当我终于拖着步子挪回住处，脱下鞋子那酸痛已经一路爬升，牢牢盘踞在膝盖里。
是一种钝痛，不尖锐但持续不断，提醒着你它们的存在。我靠在床边，用手揉着膝盖骨，听着窗外未曾停歇的车流声，忽然想起以前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颈椎酸痛，头脑发胀的感觉。那时常抱怨，觉得心力交瘁，向往一种不用动脑子的劳作。
如今真的站在这里才发现，体力活辛苦是另一种维度的，脑力活的累是散漫的，纠缠的，让你失眠；体力活的累，却如此具体而沉重，直接压在你的关节和肌肉上，让你连失眠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倒头就睡。
店里同事不多，一个叫阿琳的姑娘是常驻的，比我小几岁却已在这里做了两年。她手脚麻利得像一部调好的机器，能在最忙的时段依然记得哪个客人要少冰，哪个客人上次说椰果要多加。休息时我们靠在操作台后狭小的空间里，她捶着自己的腰，说起她最大的愿望，是攒点钱，回老家镇上开个小卖部。“不用这么大，”她用手比划着，“就卖点零食饮料。”我问她觉得辛苦吗，她笑了笑，说惯了，又说：“在哪儿不辛苦呢？坐办公室不也辛苦吗？”
她的话很平常却让我一时接不上，是啊，仿佛这是个比烂的世界，我们只能在不同的辛苦之间，掂量哪一种稍微可以忍受。
晚上洗工服，那上面沾着洗不掉的茶渍和糖浆。水哗哗地流，我看着自己的手，因为频繁接触水和清洁剂，指腹有些发白起皱。这双手不久前还在键盘上敲击着方案报告，现在摇动着雪克杯，三十秒，三十五下，力度要均匀，劳动或许并无高下，但回报的差异冰冷而真实。
四千块在深圳，它买走你一天站足九个小时的膝盖健康，买走你呼吸带甜腻空气的肺，买走你完整的一天又一天。它似乎也买走了一些别的，一些曾经属于过渡之前那个我的东西。那种对未来的开阔想象，正在被日复一日的摇杯动作摇得细碎，沉入杯底。
三天结束后我离开了，借口还是那句“不太适应”。店长没多说什么，也没结那三天的工钱。走出商场，晚风一吹，腿上的酸痛似乎清晰了一些，我慢慢走着，不再去想这是不是一种“失败”或者“娇气”。我只是更清楚地触摸到生活的质地，在光鲜的都市表皮之下，那粗糙、耐磨、按小时计费的基底。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远处那家奶茶店依然亮着暖黄的光，阿琳和其他人的身影在里面隐约晃动。明天这个时候，我又是一个失业的人，不过我知道了四千块在深圳的重量，知道了那甜腻空气后真实的滋味，也知道了有些过渡，并非通向对岸，只是让你更深刻地看清了脚下这片水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