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建平
编辑 | 童 丹
黄泥峡，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村，现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所在地。19世纪中叶，基督教巴色差会在此购地建房，兴办教堂、学校、医院等设施，使下李朗成为中国近代较早对外开放的乡村。
从黄泥峡走出的学子中，先后有数人负笈欧美，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开广东人走向世界之先河；亦有多人移居海外，成为广东早期的华侨代表。
▲黄泥峡遗址，位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图源：深圳政府在线）
①下李朗：客家村落的开放传奇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一桩土地交易为深圳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巴色差会以华人女传教士叶黄杉之名，购得下李朗村民陈文捷位于黄泥峡的土地，兴建教堂、学校和医院。交易之特殊，在于当时外国人在华尚无购地之权，唯有借华人信徒名义，方可成事。自此，黄泥峡的命运，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相连。
巴色差会选择黄泥峡，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基地，历经波折。1846年，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明受巴色差会派遣来华，次年3月抵香港，1848年至沙头角东和墟隐秘租屋，传教行医。然按《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不得深入中国内地。韩山明备受当地居民排斥，租房无着，传教之路举步维艰。
1852年，居住香港的下李朗教徒江大彬、江启明，得闻韩山明租房困难，即邀其至下李朗赁居传教，并许诺代为租房。然韩山明、黎力基抵达后，仍遭李朗村民敌视，当地一望族竭力反对，只得作罢。此后，韩山明在深圳墟结识了布吉丰和墟屠户凌振高，见其为人真诚朴实，平日虔诚供奉神像，遂向其传播“上帝福音”。1852年4月，凌振高冒着风险，将自家五间房租给韩山明，作为传教之所。
然韩山明在布吉传教，除凌振高一族，信者寥寥，反对者众，甚至遭仇视。布吉传道所成立未久，即有村民受人唆使，持剑闯入威胁。1852年10月，新安县衙传讯江大彬、凌振高，指控前者引洋人入内地传教，后者非法租房。韩山明亲赴官府交涉，并派沙湾厦村的戴文光等信徒往南头斡旋，事情才得以平息。1853年冬，布吉、草埔两村械斗，有人欲乘乱劫持韩山明，幸得信徒彻夜守护，方免于难。
1854年，韩山明因心脏病在香港去世，年仅三十五岁。其工作由韦永福、黎力基接手。巴色差会见布吉传教工作举步维艰，而李朗教徒众多，决意将传教中心转往李朗，并以江大彬之妻叶黄杉名义，在黄泥峡买了一块地，开始兴建教堂和学校。1855年，李朗教堂建成并举行献堂仪式。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陷虎门炮台及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激起广东民众强烈仇外情绪。11月7日，布吉村民以传教士介入械斗为由，包围布吉传道所，欲驱逐韦永福、罗存德。罗存德夜遁屋顶，匿于水缸终宵，后逃往香港；韦永福被俘，次日港督派兵八十前来解救，村民持刀矛对峙不屈，终以二百四十美元赎金放人。自此，布吉的外籍传教士悉数避居香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可在任何地方租买田地，建造教堂”。从此，西方传教士得以合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信徒亦受官府保护。
1856年，黎力基创办李朗女童学校，由叶黄杉担任校长，教室设于其家。1858年，韦永福在教堂内创办李朗男童学校，设置中文、罗马文、德文、历史、地理和音乐等课程。1860年，韦永福等欲重返布吉丰和墟办学传教，仍遭村民敌视；而下李朗的基督教徒日增，恳切相邀。巴色差会遂放弃布吉丰和墟，迁往黄泥峡，决定将李朗建为传教中心。1864年，德国传教士贝德明来到李朗，接替因病回国的韦永福工作，管理教堂和学校，他将男童学校的高级班划分出来，创建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所神学院（大学）——李朗存真书院，学制定为三年，为教会培养高级传道员。
李朗教堂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可容纳百人聚集听道，前有饭堂，两边连接学校及宿舍楼，左侧建有一座钟楼，高耸入云，每逢礼拜敲钟，全李朗村皆可闻其声。教堂背后是暗摩岭山，占地八十四亩，系教会为安葬信徒所购墓园，山上建有花园、凉亭、石凳等，山下设有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
▲下李朗教堂与存真书院。（资料图）
1876年，存真书院更名传道书院，后改为李朗乐育神学院。至1925年迁往五华县梅林镇，六十年间共培养学生五百二十七人，其中数人后来出国深造，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留学生。
存真书院课程设置中西合璧，既授《圣经》等宗教内容，亦教中文、英文、德文、希腊文、历史、地理、生物、医学、伦理、礼仪等，并以罗马字母拼写客家话，为学生日后留学欧美奠定基础。尤为可贵者，书院不分贫富，甚至为贫困生提供免费教育，使寒门子弟得以接受新学。太平天国总理洪仁玕之子洪葵元；布吉凌氏家族奠基人凌启莲，及其子凌善元、凌善昌、凌善昭、凌善荣、凌善永、凌善安，均肄业于此。江云章（下李朗人）、陈观海（荷坳村人）、陈明秀（樟坑径人）、李承恩（清远人）等李朗存真书院毕业生，曾留学瑞士、德国。
▲下李朗传道书院师生合影。（图源：《布吉记忆》）
除了教育领域的贡献，黄泥峡与太平天国，亦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1851年金田起义后，清廷掘毁洪秀全祖坟，搜捕洪氏族人。洪仁玕辗转避往下李朗，投奔洪氏宗亲，由韩山明在布吉丰和墟施洗入教。1864年天京陷落，清军屠城，洪仁玕被俘遇害，其长子洪葵元拼死逃出，辗转至布吉避难数月，后入李朗存真书院读书，娶下李朗江氏为妻，生子一人。毕业后在本地教堂服役多年，1878年携眷移居英属圭亚那，在异邦繁衍生息。
存真书院迁往五华后，李朗的教育事业虽有调整，但教会小学、福音医院等设施仍在运转，中西文化交融的余绪未绝。书声朗朗、弦歌不辍的景象，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了八十余载。但随着抗战烽火向南蔓延，这份宁静终被打破。
1940年大年初三，日军从深圳墟到李朗扫荡，烧毁校舍、宿舍楼及民房数间，捕杀三十多人，年逾古稀的德籍牧师斐成章亦遭杀害，仅余教堂未毁。
②江大彬：从“骗子”到传道先锋的曲折人生
李朗以深朗自然村为界，分为上李朗和下李朗两村。上李朗原住民主要为凌姓，下李朗原住民有江、洪、吴、凌、戴、刘、陈、李等姓。西方传教士进入深圳传教后，在李朗（包括甘坑）发展了江大彬、江启明、江盛源、叶黄杉、江云章、江逢治、江顺德等信徒四十户百余人。而将西方传教士引入下李朗，使黄泥峡成为近代深圳留学生摇篮的关键人物，则为江大彬。
江大彬道名“觉仁”，1818年7月26日生于下李朗村。父亲江承禄为秀才，在村中设帐授徒，与妻梁氏共生江大和、江大鹏、江大彬、江大钧、江大永五子。江大彬五岁起习四书五经，十八岁娶布吉村女子叶黄杉，二十一岁始营油业，不果，遂弃商。后沉迷方术风水，浪迹四方。
▲下李朗江氏族谱中的江大彬信息。（江俊杰 提供）
江大彬命运的转折，始于他赴香港投奔经商的叔父。叔父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所创福汉会中的数人相识，欲为江大彬谋职糊口。江大彬进入福汉会后，见到数位旧识，察觉彼等入教，只为向外国人骗钱。他听闻郭士立喜广东以外之人，尤偏爱同姓，遂谎称姓郭、籍贯广西，被引见受洗。初时仅为谋财，领十六块大洋返回李朗，依旧祭祖拜神，宛若未信。
1849年9月，郭士立返回欧洲筹款，委托韩山明代理会务。江大彬闻讯，于1850年元月返港，呈交伪撰的广西布道日记。此后日聆韩山明讲道，渐悟教义真谛，心生悔意。1850年5月，他向韩山明坦白过往劣迹，表示诚心皈依。此举虽获韩山明赞赏，却遭福汉会同侪敌视，欲逐之出会。
江大彬返回家乡下李朗，适逢岳父去世。他携活鸭、猪肉慰问岳母，却拒绝跪拜亡灵，言“人既死，不能再食”。江大彬皈依基督教之举，遭到亲戚同乡厉言责骂。他向母亲言明要带妻儿赴香港，母亲痛哭流涕，骂他是不肖子孙，竟绝其养育之恩，欲作蛮夷；孙儿亦失，举家从此分离。但江大彬心意已决，母亲只好央求他留一孙在家陪伴，至少留一孙在家陪伴。江大彬好言相慰，劝说良久，母亲方允其父子同行。其时，江大彬的长子江旭甦（1842年生）九岁，次子江旭祥（1845年生）六岁，幼子江旭煌（1849年生）两岁。
在韩山明眼中，江大彬聪慧善言，能唱西曲，可率信徒唱赞美诗，布道极具感染力。江大彬信教之热忱，既源于对教义的理解，亦来自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在香港，江大彬常携乡人观看教堂、船只、英军操练，告以“香港能有今日，盖因英人信耶稣。而汝等所奉，乃龙王、门神等妖孽，故而愚昧”。
1851年下半年，江大彬两度回到李朗传道。首度遭激烈反驳，数日后渐有人转变，老者亦表赞同。二度偕韩山明等回乡，适逢乡人祭神，他将母、兄及数亲戚家中神符尽数扫除，不顾风水时辰旧规，重葬父、叔遗骨。乡民大哗，以为祸将临头。然其母、兄及亲戚均受感化，决志入会。
在江大彬努力下，下李朗江氏受洗者达十一人，另有数十人候洗，其母、弟亦在其中。他还促成凌振高、凌振维、凌振泰三兄弟，于1852年5月在布吉丰和墟受洗。是月，韩山明再访下李朗，见江家已无任何神像，连三岁幼子江旭煌亦知餐前祷告，深为感动，并为十二人施洗。
江大彬后驻布吉丰和墟，任传道员兼学校《圣经》教习。1853年3月，他病逝于布吉丰和墟，年仅三十五岁。因排斥西教之人反对，不允其葬在布吉，亲属只好将之葬于布吉通往下李朗的佛子坳。黎力基主持葬礼，送葬者众，有亲友亦有围观者，欲观基督教徒葬礼如何举行。
③叶黄杉：从客家女子到女校校长
江大彬之妻叶黄杉，道名“望赦”，1820年12月23日生于布吉村一开明士绅之家，未曾缠足，信教前已识字，十八岁嫁予江大彬。1851年由韩山明施洗入教，此后从韩山明学习罗马字母拼写客家话，并能将汉字宗教册籍、诗歌转写为客语音读。时男性传教士不便深入女性群体，叶黄杉主动到妇孺间布道，教习罗马字读经唱诗，发展了众多女教徒。
江大彬去世后，叶黄杉携三子留居教会，任韩山明之妻助手。她热忱真挚，善于接待来访女性。1853年7月，叶黄杉成为女教师，三子则入布吉教会学校就读。
1854年韩山明去世后，黎力基拟将布吉传道所迁至信徒根基深厚的下李朗。时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内地购地，巴色差会遂以叶黄杉名义，购得下李朗黄泥峡土地，兴建房屋及女校。购地之款，来自叶黄杉变卖老屋所得三十鹰洋，黎力基资助二十四鹰洋，以及巴色总会赞助的一百鹰洋。
李朗教会学校创办后，叶黄杉担任女校负责人，教授《圣经》及罗马字的客家话拼写；此前，她被送往黎力基之妹主持的香港女校学习管理。男校初设教堂内，女校设于叶黄杉住所。后男校迁入叶宅，叶黄杉另觅居所。
叶黄杉极富爱心，曾收养传道员遗孤，将数名被弃女婴送往香港育婴堂，并担任一名女婴监护人。1901年，李朗教堂举办成立四十六周年庆典，八十一岁高龄的叶黄杉亲临现场。
叶黄杉一生，见证了黄泥峡由荒芜之地变为中西文化交融之所。她以坚韧才干，在男性主导的传教事业中开辟一方天地，成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先驱之一。
江大彬、叶黄杉所生三子：长子江旭甦信奉耶稣，后双目失明，生一子江集明；次子江旭祥，后移居美国，卒于檀香山，与发妻杨氏生江裕德（卒于檀香山）、江神德（早丧于下李朗）二子，与续妻任氏生江纯德、江洪德、江厚德三子；三子江旭煌，自幼随父母信奉基督教，熟读孔孟之书，1871年被黎力基封为巴色差会驻中国总牧师一职。江旭煌之妻张新娇，幼读诗书，生江仁德、江懋德、江顺德三子。江仁德壮年赴美国游学，任檀香山传道牧师；江顺德由清廷送往美国留学六年，取得矿务博士学位后回国，后被两广总督张鸣岐选为广东总矿务师。
④江云章：早期留欧学生之典范
江云章，字汉卿，乃基督教徒江大尧之子，1845年生于下李朗村，六岁与母亲、弟弟在香港由韩山明施洗入教，七岁就读布吉教会学校。父亲江大尧布道时，他常与弟弟江华章领唱赞美诗。父殁后，他留在教会学校继续学业。布吉学校迁下李朗后，返家入存真书院，学习罗马字客语拼写、英语、德语及音乐等。
1857年，巴色差会为培育传道人才，选送江云章、陈乐真、李承恩赴德国柏林神道大学留学；1863年又派陈明秀到瑞士巴塞尔神学院学习。身居异邦，纵使语言举止与当地人无异，亦难免被视为异族。江云章由此体悟外籍传教士在华处境之艰难，益发敬重彼等。
留学六年后，江云章返回李朗，已通英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可与西方牧师直接交流。被按立为牧师，获施洗权，与西方教士同等。在李朗工作年余，与巴色差会香港女子学校的黎姓女子成婚，生江新恩、江朝恩、江乐恩、江培恩、江富恩五子。
1872年，江云章被派往广东五华元坑村，代理因病返国之牧师毕安职务，主持教区教务。1873年顾士曼至元坑，两人分工协作：顾主理教育，江负责布道。同年，在顾士曼主持下，元坑建成五年制中学“中书馆”，并辟环山跑道及操场，引导学生踢足球。《五华县志》（1947年）载：“有时下课钟声方歇，球场上已腾起一片打球争夺喧闹之声，故足球技术水准，一般都造诣甚高，而体格强健，则是普遍现象。”
江云章布道才能卓著：1873年施洗二十三人，1874年三十三人，1876年达九十人。是年元坑教会最盛，全年共一百八十一人受洗。因信徒骤增，教堂不敷使用，江云章主持兴建大讲堂，次年落成。
传道之余，江云章致力翻译，与毕安、顾士曼合译客家话《圣经》全本，1883年出版，同年汉字版客语《圣经》亦问世。他深明古文修养之要，认为若无此根基，则难获士人敬重。
除元坑外，江云章亦在古竹、梅林、荷树湾、河源等地布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巴色差会教区受波及，西方教士避居香港，教民遭劫。江云章率人赴灾区抚慰，向德国领事及地方官控诉，官府迫于形势，赔偿受害教民。
江云章深得巴色差会器重，可直接与巴色总会沟通。尝撰文介绍客家风俗，翻译多种宗教著作，并著有《德语进阶》。1898年，德国驻青岛海军司令官特鲁泊访问济南，江云章任翻译。1900年他步入政界，担任山东洋务总局高等学堂教务长；1901年特鲁泊任胶澳租借地总督，江云章定居青岛任德文翻译。1910年，他在《协和报》发表《论中国之时局以定行政之方针》，署名“德文教员江云章”。1911年特鲁泊去职，同年江云章离青岛返紫金古竹，晚年居此。
⑤江逢治：中国首位德医博士
江逢治，江云章之子，1889年生于广东紫金，就读于元坑教会学校，习古文、体育、音乐，日常接触父之西人同僚，耳濡目染，幼通英语、德语，常闻德、瑞故事，父亦期其日后留学。
十二岁左右，江逢治随父母离粤赴青岛。江云章时任大学德文教员及德官翻译，对江逢治严格要求，使其德语愈加纯熟，可与德国人自如交流。
1907年，上海同济医院的德国医生宝隆创立同济医学堂，江云章遂送子入读。两年预科后，江逢治顺利升入正科。1912年6月，首届医科毕业考试，江逢治等三人率先通过。毕业后，决意赴德国深造。
1913年，江逢治远渡重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旋入柏林大学，并兼任柏林皇家医院医生。1915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学成返沪设医馆，“病家每至危急，争相延致，似非经君一诊，心不能安”，名噪一时。
1916年5月，江逢治与同济校友发起成立中华德医学会，任首任会长。同年11月前后，被任命为陆军部军医司医官。1917年，兼任海甸敌侨拘留所总医官。1918年离部返沪，一度管理宝隆医院。
经过近两年筹备，1918年9月，德医学专门学校在上海成立，命名“同德”，取“同心同德”之意，江逢治任校长，学制五年。初创经费支绌，江逢治等奔走呼吁，获康有为等名流支持。1919年2月，同德设附属医院；6月建化学、病理及尸体解剖实验室，添置大量教学仪器。同期创办《同德医学》杂志，江逢治在创刊词中称：欧美学术日新月异，除学校教育，实习学院、学会、学报、学人四者缺一不可。
1920年秋季，同德首招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声名大振。1922年，首届毕业生七人。同年解剖学教授庞京周解剖成人尸体，创学校纪录。
1924年，因江逢治放任部分德籍教授胡作非为，校务废弛，财务不清，引发学生不满，校委会决议免其校长职。江逢治愤而另立崇德医学专门学校，与同德抗衡，然经费拮据，学生日减，终被迫将崇德资产折价出售。
此后，江逢治在上海开设“江逢治化学制药公司”，在《申报》《良友画报》为“专制肺结核药水”“江逢治痧药水”广而告之，成沪上家喻户晓人物。江逢治还任德商科发药房华人经理，1928年科发在美国注册，江逢治为三位华人股东之一。
▲中国首位德医博士江逢治。（资料图）
1930年5月，江逢治因中风去世，年仅四十一岁。章太炎以诗悼之：“手捧证书，你的双颊红彤彤。同济历史上出炉了第一代英雄……第一个留德医学博士，你在中国，在沪上，如日中天……天不假年，四十一载，你就走了，少阴伤寒，阻断了你一段旅程的高峰。”
江逢治遗一子江颖祥，生于1929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力学专业，曾任力学教授，在国际会议及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在一些文章中，将江大彬、江云章、江逢治写成一家祖孙三代，江大彬写作江大宾，叶黄杉道号写作“望救”。然据1966年编撰的《李朗江氏族谱》记载：江大宾实名“江大彬”，叶黄杉道号实为“望赦”，二人并无名为“江云章”的儿子。江云章之父名为江大尧，并非江大彬。江云章所生五子，族谱中记为江新恩、江朝恩、江乐恩、江培恩、江富恩，并无江逢治。
▲1966年重订的下李朗江氏族谱。（江俊杰 提供）
究其缘由，这些文章所采用的依据，多为教会的外文资料翻译而来，大宾与大彬、望救与望赦，符合中西文翻译的读音相近标准，合乎情理。而搞错父子关系的，则须纠正，故本文皆予以改正。江逢治在族谱中无记载，但其出生地、求学之路，均与江云章履历吻合，是漏记还是五子之中一人的别名，不得而知。
⑥黄泥峡：近代深圳学子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下李朗黄泥峡，不仅是地理名词，更是近代深圳学子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支点。江云章、江逢治、陈乐真、李承恩、陈观海等人，先后赴欧洲留学；凌启莲家族更是人才辈出，第三代二十七人中，有十九人先后留学欧美。
▲传教士顾士曼于1870年手绘的下李朗村貌。（图源：《布吉记忆》）
这些留学生归国后，贡献卓著：江云章参与翻译客语《圣经》；江逢治创办同德医学专门学校；陈观海所译《德意志帝国刑律》，成为《大清刑律》蓝本，推动晚清司法改革；凌道扬倡设中国首个“植树节”，参与制定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参与筹建香港中文大学。
从黄泥峡走出的江大彬、凌启莲、陈观海等人，又与同为基督教友的虎门王煜初、清远李正高、新会陈言、葵涌王恩膏等人，通过儿女联姻方式，形成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凌启莲长子凌善元，娶了王恩膏之女王沐恩；凌启莲之女，嫁给李正高之子李承恩；凌善元长子凌道扬，娶了陈言之女陈英梅；凌道扬之子凌宏璋，娶了王正廷侄女王安珍；江大彬之孙江仁德，娶了陈观海之女陈月贞；江大彬孙女江珍妮，嫁给王煜初之子王宠光；王宠光的大哥王宠勋，娶了陈英梅的姐姐陈英兰……
王煜初是孙中山的密友，陈言曾任清朝驻古巴总领事，王正廷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李正高之子李昌，系孙中山密友，兴中会第三任会长，1901年被清廷杀害于广州；陈英梅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系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姊妹校友，中国第一位体育女教师；王宠勋、王宠光乃民国总理王宠惠的兄长……这张网络，不仅在宗教领域相互支持与协作，更在政治、教育、外交等多个领域形成强大的联动效应，对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溯历史，黄泥峡何以成为深圳最早留学生的摇篮？其因可归纳为：客家民系崇文重教传统、毗邻香港之地缘优势、巴色差会教育理念，以及江大彬、叶黄杉、凌启莲等普通人的开放胸怀与远见卓识。诸般因素交汇于此，使黄泥峡在深圳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站在黄泥峡故地回望，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已隐入历史的烟霭。他们怀揣布道热忱远渡重洋，以教育和医疗为媒介，在深圳这片土地播下现代文明的种子。李朗存真书院的创立，使深圳地区首次拥有系统传授中西学问的高等学府；罗马字母拼写客家话的尝试，开启客家方言走向现代学术视野的先河；女校的创办，则让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在岭南乡村落地生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客观上打破了深圳乡土社会的封闭状态，使下李朗这个偏处一隅的客家村落，意外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
然而，这种文化传播，始终与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相纠缠，带有鲜明的宗教渗透色彩；其终极目的，是以基督信仰“教化”中华。然本地信徒并非被动接受，他们以中国式的智慧和坚韧，在皈依与抵制、传承与创新之间巧妙融合，最终将外来文明的因子内化为自身走向世界的力量。
历史，从不以单一色调呈现。正是这种复杂的双向互动与本土转化，才让黄泥峡的故事，超越简单的“西学东渐”叙事，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黄泥峡，不仅是深圳读书人走向世界的起点，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早以知识求索者的身份，踏上异国土地的见证。从江云章、江逢治、陈观海等人负笈欧陆，到凌氏家族数十人相继远渡重洋，再到洪葵元辗转流寓南美，黄泥峡所开启的，正是一部深圳人通过留学、谋生、迁徙而走向世界的华侨史序章。这一方水土孕育的开放基因，经由一代代游子的足迹，播撒至五洲四海，最终又化为反哺故土的精神力量。
资料参阅：人民日报出版社《布吉记忆·劳作与烽火》；花城出版社《深圳李朗存真书院》；1966年编撰《李朗江氏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