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发布 | 何以成功?解码上海、深圳、厦门“综改”方法论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主办的人大深圳社会科学沙龙总第105期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沙龙围绕“何以成功？解码上海、深圳、厦门‘综改’方法论展开深入研讨。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深圳社科院《社科智库专报》副主任，经济学副研究员张国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东旭发表主题报告，并参与研讨。

沙龙第一环节，三位专家分别围绕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三地综合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与制度突破作主题报告。陈炜院长系统解读了浦东在生物医药分段生产、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经营范围登记改革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与法治化探索；张国平主任提出深圳从要素驱动到规则驱动、从运动员到架构师、从设计推广到响应迭代的三个转变，并结合数据资产入表、二三产业混合用地等案例加以说明；李东旭教授重点分享了厦门在人才引育、外贸便利、民生保障、科技领域创新等方面的特色经验。

陈炜：

浦东首创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在改革背景方面，传统药品管理实行“一址一证”制度，要求药品从原液到制剂全部生产环节集中在同一地址完成，企业须经上门验收方可领取生产许可证。这一制度安排带来若干问题：部分区域只能生产制剂而无法生产原液，产能布局受限；每家企业均须建设完整产线，造成重复投资和较高的固定资产投入，对创新药企形成资金压力；研发团队因无力承担工厂建设成本，往往将创新成果转让给跨国公司，导致本土创新药无法优先惠及国内患者。这套制度是在仿制药管理模式下形成的，已难以适应创新药产业链分工的发展趋势。

从有利条件看，浦东新区作为全国生物医药产业核心区，产业集聚度较高，拥有众多上市许可持有人药企和一批GMP合规的CDMO企业。国家药监局将浦东作为试验田，上海市药监局设立专项工作组提供提前介入、滚动审评等便利化措施，配套场地租金补贴、GMP改造资助、责任保险保费补贴等专项扶持。调研显示，创新药企普遍希望将原液生产与制剂灌装在不同地点完成，以优化产能布局、降低早期投资。企业需求集中在三个方面：允许利用跨区域、跨境产能进行分段生产；分段生产应与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相对应，实行属地监管，整合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将分段生产作为中间品贸易的重要配套措施，服务走出去企业的产能布局需求。

在改革要点方面，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一址一证”限制，允许生物制品在不同地点分段生产，原液与制剂可在不同省、市、区完成生产。在责任划分上，明确委托方承担主要责任，受托方承担生产责任，委托方所在地监管部门为主进行协同监管，这一设计遵循了国际惯例。试点成果已纳入法治轨道，《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时即增加了分段生产条款。实施成效方面，上海君实、天境生物、百济神州等企业作为委托方参与首批试点，受托方主要为长三角药企，布局在嘉兴、苏州、杭州、南京等地。改革后企业可在更大范围内优化产能布局，避免重复建设，降低早期投入成本，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关于可推广的经验，归纳四个方面：允许跨省分段生产已获国家层面认可，各地均可开展；探索跨产业链、跨区域、跨境的协调监管制度，弥补多部门共管或漏管带来的薄弱环节；形成从先行先试到法治固化的制度创新路径；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与分段生产双轮驱动，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参照样本。

关于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张江药谷聚集了众多新药研发企业、CRO企业和跨国研发中心，研发力量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全国创新药成果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张江。但研发用药品进口长期面临制度空白：研发企业按照生产企业标准进行监管，而研发用物品具有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按生产企业的通关单要求操作较为繁琐，免税进口政策也难以落实。经过与发改委、科创中心海关等部门的调研，企业反映研发用物品进口的监管长期处于制度空白状态，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之一。

白名单制度的改革要点是建立“双审查”机制，对进口物品进行安全审查，对企业资质进行审核，纳入白名单的企业和物品可免于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实现了研发用物品进口从无到有的突破，进口时间较原先明显缩短。实施成效方面，改革助推浦东研发纳入全球研发体系，实现高效协同。浦东新区将研发作为产业来发展，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交易金额达到一定规模，在全球占有相当份额，体现了研发经济的成效。

在推广经验方面，一是以白名单制度来破解研发用材料进口难的问题；二是创建信息化的监管平台，为细胞与基因产业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的风险防范机制；三是白名单信用监管模式可从生物医药拓展至其他领域。

关于CAR-T细胞治疗药品跨境运输，浦东新区率先批准药明巨诺和复星凯特两个CAR-T新药上市，主要用于治疗B细胞淋巴瘤，疗效较为明显但价格较高，需要开拓国际市场。患者细胞从境外通过冷链运输到工厂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涉及物流、通关、生物制品检验等10多个部门，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企业反映跨境细胞基因运输存在审批难、监管难，对保证细胞活性和研发质量带来挑战，影响国际竞争力。企业对改革的核心诉求有两点：一是政府保证运输时间的确定性，以确保承接国际订单；二是各环节均须保持高效运转。

改革要点包括：国家批准浦东新区试点，允许CAR-T细胞治疗药品在境内医疗机构和境外医疗机构之间跨境运输使用；建立从前置审批到飞机落地后理货、货物申报、口岸查验、放行、提货到货物监管的白名单多部门联合监管系统。方案设计过程中逐环节梳理堵点和难点，再与企业及监管部门反复对接，设计优化流程，实现信息共享。实施成效方面，首批试点中，境外患者血液样本从飞机落地到海关放行全程高效完成，跨境闭环流程完全打通，随后国产CAR-T药品成功实现首次出海。至2025年，浦东新区CAR-T跨境运输通道运行顺畅，为境外患者获得国内创新疗法建立了稳定通道。该产业发展较快，通过销售权、股权出售等方式每年可获得一定收入。

推广经验方面，一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打破传统分段监管格局，为其他跨境流动的生物医药产品提供制度参考；二是改革策略上先在少量案例中打通流程积累经验，逐步形成制度化安排后再复制推广，有助于控制改革风险；三是该模式对其他个性化医疗产品具有直接的推广价值。

关于深化经营范围登记改革，传统经营范围登记采用标准化目录模式，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新兴产业和交叉业态面临“登记无门”的情况。企业注册受限，事后需频繁变更经营范围，变更一次需修改一次公司章程，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制约。调研显示，经营范围只能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超出规定范围一般不能经营，新业态、新模式难以纳入经营范围；变更手续较为繁琐；外资和民营企业在电子商务、增值电信、航运保险、海事仲裁、飞机维修、人工智能、细胞治疗、互联网医药等领域还存在准入不准营或股权限制等问题。

改革借鉴了新加坡经验：除金融、医疗等特许经营外，一般经营范围无限制，只要合法即可经营。改革要点包括：优化营业执照照面记载方式，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联，通过扫码可获取企业最新经营范围信息；对经营项目分类管理，不再登记所有经营事项，仅登记主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

实施成效方面，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试点文体旅“一证通”，企业一次申请可同时取得文化、体育、旅游行业许可，实现融合经营。试点负面清单管理，企业超越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的，登记机关不予处罚，使浦东成为新业态、新模式成长的集聚地之一。同时动态扩容特色经营项目目录，更快响应新兴业态命名和归类需求。

在推广经验方面，一是探索“法无禁止皆可为”，非许可类业态超经营范围不处罚，招标中明确禁止以经营范围限制投标资格；二是以经营主体身份码代替纸质营业执照，解决换证中的不便；三是对经营项目分类管理，不再登记所有经营事项。

浦东新区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以需求为导向、从点上突破、以首创性改革带动全局推广。四条重点解读的改革举措各具代表性：分段生产改革打破“一址一证”束缚，推动产业链协同；白名单制度实现研发用物品进口从无到有的制度创新；CAR-T跨境运输构建了多部门联合监管的跨境通道；经营范围登记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新业态活力。四条改革从法治路径、信用监管、部门协同、准入开放等不同维度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参照。

张国平：

深圳“综改”方法论与底层逻辑

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核心价值不在某一项具体政策，而在于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改革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在过去四年中推动深圳产出64条国家推广经验，占三地总数近一半。深圳“综改”的逻辑变化是底层操作系统的整体转换，具体表现为三个根本性转变。

第一，从要素驱动向规则驱动切换。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左右，深圳的主流改革范式是要素驱动，即通过土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低成本要素吸引资本和人才集聚。这一模式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成效显著，但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到2003年左右，深圳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50%，远超国际警戒线，当时深圳提出的“四个难以为继”成为发展焦虑的真实写照。“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产业外迁、制造业空心化、人才流失等担忧加剧，为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转变契机，底层逻辑就是：从要素切换为规则，让规则引导要素自主集聚、高效运转。要素优惠型政策是做减法，规则性供给是做乘法，惠及整个生态。

以深圳实施的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例。2021年条例正式实施，当年即产生了全国首宗个人破产重组案例。截至2025年，深圳已受理个人破产案件超两千件，结案率超四分之三，该制度于2022年被国家发改委推广。如果沿用要素驱动的支持方式，大概率是设立一个创新失败的救助基金，由政府补贴创业失败者，但财政补贴往往受制于任期、政策和财政状况的变化，难以持续。个人破产制度则不同，它重新定义了创业失败的风险边界，将无限责任转化为有限责任，用一套可预期、可持续的法律规则替代了不一定可持续的财政补贴，这正是规则驱动的典型案例。

第二，政府角色向“架构师”转型。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深圳在数据权益、职务科技产权、混合用地的产权归属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二是降低交易中的制度型成本，如多个部门协同建立一站式商业秘密保护机制，把涉及多个部门的事情压缩为一套处理机制。三是搭建公共数据平台，政府只搭平台、制定准入标准和交易规则，具体交易交由市场决定。

第三，制度供给从“设计—推广”向“响应—迭代”转型。传统路径为顶层设计、试点验证、面上推广，深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下而上的制度响应能力，即市场痛点在哪，制度就往哪改，快速响应、快速迭代。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改革不脱离实际，每项制度都精准对应真实市场需求。该模式在产业发育成熟的领域效果显著，但对于尚未充分暴露问题的新兴领域，仍需进一步探索。

(一）数据资产入表与融资增信新模式

深圳有大量科技企业以数据资产为核心资产，但传统会计和信贷标准不承认数据为有效资产，无法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大大限制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深圳从三个层面破解堵点：一是确权，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创新性提出“数据权益”概念，并区分了数据主体、数据处理者、数据产品开发等不同的角色的权利边界；二是定标，深圳市财政联合市监局、深圳市数据交易所、第三方评估机构，联合制定了数据资产会计核算操作指南和评估指南；三是交易，数据交易所建立动态合规体系，以持续性的合规审查适配数据的流动性特征。因此，2023年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数据交易所合作推出了数据资产授信产品，当年即有企业获得1000万元授信额度。

该案例完整诠释了深圳方法论的三层逻辑：以规则替代补贴，不再单纯提供资源，而是建立规则；政府归位履职，人大立法、财政局定标、数据交易所搭台、监管部门推动银行创新产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回应市场真实痛点。

（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模式

传统用地分类将工业用地和新型产业用地严格区分，无法兼容多种功能。2022年，深圳推出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政策，在产业聚集区允许同一建筑内融合配置工业、研发、商业等功能，甚至是配套宿舍。这一政策使开发周期缩短、土地指标节省、企业入驻成本降低，企业从研发、制造、仓库“三地分居”的模式变为一地集成，大幅缩短了设计产品到量产的周期，这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来说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三）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按现行法律规定，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单位所有，科研人员转化成果需经审批、评估、变更等程序，流程冗长。2021年，深圳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措施》，明确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可享有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并将流程从“先转化后奖励”改为“先赋权后转化”，科研人员可获得不低于70%的权益，单位保留不超30%，科研人员变被动奖励为主动享有权利。例如，南科大刘院士团队在氢能领域深耕多年，2022年成立能源公司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2025年公司估值超十亿元。

（四）国际职业资格与职称互认

深圳毗邻香港，大量境外人才因持境外执业资格无法在深圳直接执业而面临一系列困境。2023年，深圳人保局出台了《深圳市国际职业资格视同职称认可目录》，覆盖工程建筑、医疗、会计等20多个专业领域，逐一建立境外职业资格与国内职称体系的对应关系。例如，香港医务委员会认证的专科医师资质，直接对标内地副主任医师层级。短短几年间，通过该体系获得境内执业资格的境外人才超五千人，港大深圳医院港籍医生完全执业率从不足30%提升至85%。这一做法打破了以往职称对等依赖双边或多边谈判的传统路径，体现了单边开放改革的勇气。

深圳方法的迁移应关注三个方向。第一，树立国际对标意识。深圳始终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寻找制度成本差距所在。第二，坚持小切口突破。选择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切口迅速推进，撬动系统性改革。第三，坚持法治兜底。深圳坚持“成熟一条、立法一条”，改革最大风险不是“改错了”，而是红头文件随人随事而变，成果难以有制度保证，但可以通过立法来固化成果。

总结深圳“综改”的操作框架，可以归纳为“五步法”：一是诊断，聚焦核心产业，深入一线调研制度性成本所在；二是切口，找到小切口快速推进，以切口效应撬动系统改革；三是立法固化；四是用最高标准迭代，以上海、深圳、厦门、杭州等改革先进城市为参照找差距；最后是复制推广，成熟经验及时向全国进行推广。

下一阶段“综改”面临新挑战，人工智能治理、具身机器人伦理、低空经济标准、跨境数据流通等问题难以从现有市场中识别痛点。未来，响应式改革升级为预见性的制度供给仍有待实践探索。

李东旭：

厦门“综改”系统集成与差异化实践

厦门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外贸。人才是厦门长期以来的工作重点，近年来通过综合改革试点在人才集聚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外贸是厦门长期以来的重点产业，改革过程中在推动其向优势特色产业转化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总体而言，厦门改革试点分三批次推进，每批次均形成若干项获国家认可的可复制经验，改革措施整体落地率处于较高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热度指数和城市信用建设方面，厦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评价结果。

从空间布局看，厦门自贸区是改革的重要实践平台，相当一部分经验围绕外贸效率提升与服务优化展开。以下从科技、人才、外贸、民生、重点领域五个方面逐一展开。

在科技企业培育方面，厦门建立了专精特新五级梯度培育体系，将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从科技型中小企业起步，逐步向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各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延伸。厦门当地近年部分上市公司即是通过该体系培育出来的。

为配合上述梯度培育体系，厦门在产品质量管理方面配套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具体做法是：由政府部门牵头，从产学研各领域组建了千余人规模的专家团队，深入相关企业开展实地调研与定向帮扶，了解企业在产品研发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并协助提出改进建议，以深化厦门品牌、厦门制造的概念。

在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方面，厦门在全国范围内较早探索建立了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该制度的具体政策安排包括：将国有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投入视同利润予以加回，并按照年度增量部分给予加计认可，以此给国有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实施以来，厦门市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实现增长，部分龙头企业的研发费用也呈现提升。

在海洋资源利用方面，厦门依托沿海区位优势，探索海域空间的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该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海面航运功能，而是将水体、海床及底层空间纳入整体规划，兼顾渔业养殖、海洋旅游及海底设施建设等多元用途，以提高单位海域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通过综合改革试点，厦门人才工作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厦门从人才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入手，构建了一套覆盖求职初期、稳定就业与长期安居的全过程服务链条。

在求职初期阶段，厦门为外地来厦求职的毕业生提供最长一定期限的免费临时住宿，目前已解决数万名学生的居住问题。对于已确定在厦门就业的人才，厦门根据不同类型提供差异化的安居保障：将人才分为骨干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等类别，骨干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可以按照市场价格的一定优惠比例购置保障性住房。厦门已累计提供数万套人才安居或就业配套住房。在保障房建设方面，保障房的居住条件与市场上的商品房居住环境相当。

在编制资源方面，厦门针对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设立了事业编制周转池，该编制专门用于引进产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和骨干人才，且不占用引进单位原有的编制名额，用人单位愿意利用该编制招聘更多人才。该措施实施以来已引进百余名高层次人才。此外，对于已在厦门高校，如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从事科研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学术人员，厦门鼓励其到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挂职交流，促进产学研融合。初步统计显示，参与挂职的人才在挂职期间带动了相关企业产值的增长。

厦门外贸领域的改革具有明显的需求驱动特征，即通过对外开放中的实际问题倒逼制度调整。

在港口通关领域，厦门打造了全国首个海上运输“单一窗口”数字化平台。改革前，每一艘进入厦门港的船舶需要分别向多个部门提交审批材料，流程涉及大量文字材料和多次审核，审批周期较长。入港后还需经过停港、卸货、产品检查和人员检查等多个环节，特定类别产品的检查程序更为复杂，延长了海运作业时间，离港后还有事后追溯审查的程序。改革后，通过统一平台整合各部门审批系统，实现了船舶入港申报材料的一次性提交与跨部门共享，减少了重复审批环节。这一改革有效缩短了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并降低了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

针对储能设备产业的快速发展趋势，厦门发布了全球范围内首份关于储能电柜海上运输的专项指南。实施后，相关产品的海运物流成本有所下降，并带动了锂电池等储能相关产品的出口增长。

在跨境电商领域，厦门致力于推动境内电子商务与国际物流通道的有效衔接，为中小企业开展跨境业务提供较为便利的制度环境。近年来，跨境电商规模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厦门实施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服务共享机制。持有厦门居住证的非户籍人口，可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享有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一措施提升了流动人口主动办理居住证的意愿，有利于城市人口数据的动态统计与管理。

在医疗服务创新方面，厦门探索了“互联网+中医”的诊疗模式。患者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完成挂号，系统承诺在较短时间内安排接诊。若现场排队人数较多，院方会安排医生进行远程视频问诊。诊疗结束后，系统还会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2025年的结果显示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医疗资源扩容方面，厦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探索了混合产业用地模式。厦门在医疗健康领域相对其他产业基础较弱，因此在部分产业园区将商业用房规划为办公与医疗服务的混合用途，以吸引外地优质医疗资源来厦设立分支机构。

在政务服务方面，厦门推进了就业登记、企业注册等事项的“一次办好”改革，居民和市场主体在办理相关行政手续时，只需前往一个窗口或通过一个线上平台提交材料，即可完成全部流程。

厦门在全国层面获得推广的经验主要涉及通关、航运、法治保障、新能源、医保改革、环境治理六个方向。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案例：新能源BRT公交车辆的全链条出海过程。BRT是厦门公共交通的特色形态，在高架专用道路上运行。该车型为厦门本地设计制造，从研发到生产均在厦门完成，生产后直接经由厦门港装船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

在重点领域进展方面，新能源领域依托锂电池、光伏产品等细分产业的既有基础，结合港口外贸优势，推动了相关产品出口量的增长。在维修再制造领域，厦门设立了全球保税维修区域，境外设备可进入该区域进行检修而无需缴纳关税，维修过程中所需零部件同样享受免税待遇，维修完成后直接复运出境。在生物医药方面，相关疫苗产品实现上市。

关于改革的方法论特征，总结两个特点。第一，厦门改革通过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在发展海运过程中，在数据共享、绿色环保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第二，厦门改革注重居民的反馈，尤其是在涉台医疗合作领域，通过与在厦台湾同胞及本地群众的互动，不断调适政策。

展望未来，涉及三个方向。第一，对外开放方面，厦门将进一步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深化与金砖国家及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并根据合作需求推进相应的制度改革。第二，绿色低碳方面，厦门探索了“蓝色金融”方向，将绿色信贷原则延伸至海洋领域，对以海洋资源保护、航运绿色转型或可持续渔业发展为目的的贷款给予优惠条件，如海藻贷、渔业贷等。第三，空间资源方面，在厦门岛内优化经验的基础上，后续将逐步向岛外各行政区推广适用，并针对距离市中心较远区域的空间利用效率提升进行进一步探索。

李东旭：陈炜院长在报告中提到上海、江苏、浙江在生物医药领域形成了分工格局，上海以研发见长、江苏以制剂见长、浙江以原料药见长。这种分工格局的形成是否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体化是否真正打通了要素流动的制度堵点，使各区域能够依据比较优势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陈炜：长三角一体化确实对产业分工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江苏、浙江、安徽的开发区都冠以长三角园区或与浦东新区对接的园区。生物医药领域方面，原料药是浙江的传统优势，制剂是江苏的传统强项，三地发挥各自长板形成最佳组合，上海则以创新研发为主。随着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政策协调机制逐步完善，强化上海科创策源功能，打造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各区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形成特色定位。

三地的改革路径各有差异。深圳的城市品质是不断创业，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重心在于用制度配置资源，上海的城市品质是创新，苏州是生产，杭州是电商，北京是人才，各城市应立足自身禀赋错位发展。上海和厦门的改革则以开放倒逼改革为主。邓小平同志当年规划浦东时曾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因此，三地的开放定位与改革路径各有侧重。

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格局下，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集中在人工智能颠覆性创新，以及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上海在历史上容易被误解为不太重视民营企业，但实际上上海一视同仁，看重的是能否做成事、能否发展产业，而不看企业性质。此外，深圳在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经验值得上海学习，尤其是如何激发市场活力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厦门在跨境电商、外贸便利化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各城市都有自己的长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推动改革走向深入。

李东旭：深圳以创业著称，竞争文化浓厚，每个深圳人似乎都有很强的创业动力和商业意识。在当前全国关注反内卷的背景下，深圳有哪些经验或观察？

张国平：反内卷需要从三个层面系统性解决。

第一是创造增量。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真正的增量。调查显示，外卖骑手已连续21个月严重供大于求，网约车司机平均一天接单仅13单左右。部分原因在于过去几年房地产下行，导致数百个产业陷入低迷，而少数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尚未形成惠及绝大多数就业者和老百姓的经济闭环。低空经济、机器人的产业展会虽然热闹，但这些产业是否真正形成了惠及多数就业者的经济闭环，仍待观察。民营经济吸纳了90%以上的就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但同时也需要新的增量空间来释放活力。

第二是总体统筹。以夜间经济为例，如果不做整体规划，每个地方都搞同质化的烧烤餐饮，必然陷入内卷，深圳的做法是依托滨海场景和多中心CBD的格局进行错位规划，每个区域根据自身特点形成特色，从市级到区级再到社区级，各有定位、各有场景，避免同质化竞争。

第三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当前全球经济焦虑的根源在于缺乏划时代的产业增量。例如，新能源汽车对中国是增量，对德国和日本则是存量，这正是德国和日本焦虑的根源。美国在AI出现之前，连续二三十年缺乏重大科技创新，焦虑感也在持续积累。而马斯克的具身机器人、星链等创新是纯增量，因此不引发焦虑。未来，具身机器人、AI眼镜等新需求一旦形成规模，将推动全球工业品需求的增长。然而，完全消除内卷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但可通过增量创造、统筹规划和高端升级实现良性竞争，将竞争控制在良性范围内。

陈炜：市场层面的内卷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竞争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优胜劣汰，企业会转型或退出，政府不必过度干预。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规范政府自身的内卷，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同样值得警惕。不少地方在基础设施领域也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这也是一种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