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浩
编辑｜蒋韵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拥有众多港口城市，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变革”，未来有可能重塑这些城市的竞争版图。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港口经济增加值10强城市包括：上海、深圳、苏州、广州、宁波、无锡、南京、福州、泉州、唐山。这些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都在2000亿以上。
这一排名与过去几年相比，出现明显变化：深圳用3年时间，将港口经济增加值提高了约2000亿元，2025年的福州、宁德也凭借超过9%、16%的增速实现“突围”。而东莞、南通、温州等后备城市，其增加值也逐渐接近2000亿元，构成了中国港口经济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后备力量。
《21城市观》认为，港口城市10强位次的变化，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产业选择和价值链定位的重要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
在2025年10强城市中，福州、宁德两地港口经济增速领跑全国。
数据显示，福州市以2181亿元的增加值、9.27%的增速，不仅首次跻身全国前十，更进入了港口经济的第一梯队。宁德的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920亿元，较上一年净增128亿元，16.16%的同比增长率使其在全国59个海港城市中拔得头筹。
《21城市观》梳理发现，福州和宁德的爆发，并非单纯依靠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而是两地精准选择了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及相关新材料赛道，实现了“港口流量”向“经济增量”的高效转化。
在福州，化工新材料、海上风电装备等临港产业依港而兴，港口不再是单纯的转运中心，而是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深度耦合的一环，大量原材料和产品经由福州港口通达全球。
在宁德，本地已孕育出以宁德时代（锂电池）、青拓集团（不锈钢新材料）、上汽宁德基地（新能源汽车）、中铜东南铜业等为核心的四大主导产业集群。而作为天然良港的三都澳、白马港区，不仅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更是这些巨头整合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性基础设施。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激增，直接拉动了港口经济增加值的高速增长。
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CPPI）中，福州港登顶。
从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间，谁才是真正的增长冠军？答案是深圳。
深圳的港口经济增加值从2023年的2000亿元出头，飙升至2025年的4300多亿元，三年间净增超2000亿元，这个增量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海港城市港口经济的总量。
解开深圳增长秘密的钥匙，藏在它的出口货单里。深圳的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占了绝大部分。作为中国外贸第一城，2025年深圳出口额27387.81亿元，其中机电产品20905.7亿元，占比76%。而高新技术产品12765.95亿元，占比46.6%。
作为全球创新中心，深圳及其周边地区是全球消费电子、通信设备、无人机、医疗器械等产品的制造和研发重镇。华为、大疆、迈瑞等企业的产品天然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货值的属性。当这些企业选择从深圳港出口时，它们带来了一个完整的、围绕这些产品展开的高端服务生态。
除了高端制造业，2025年深圳港口经济的狂飙突进，也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跨境电商两个新增长点。
以跨境电商为例，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境电商之都，深圳拥有庞大的卖家群体和完整的服务生态。这些卖家通过亚马逊、SHEIN、Temu等平台将商品直接送达全球消费者，一批如纵腾集团等头部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商在深圳机场和港口的综保区内建立了区域总部或核心作业中心，带来了高端物流服务、关务服务以及与支付、结汇相关的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的集聚。
《21城市观》认为，深圳港口经济用3年时间实现数千亿元规模的跃升，体现了“高端制造+新贸易业态”共同形成的价值链攀升，它让港口从单纯的物流作业场所，升级为高价值经济活动的策源地和组织中心。
深圳南山区集装箱堆积准备出港的蛇口港。图源：摄图网
面对深圳、福州和宁德的异军突起，东莞、南通、温州这些后备城市，能不能复制它们的成功？
在三座城市中，东莞港口经济增加值已经接近2000亿元，但在港口经济层面，它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其制造业实力相匹配的位置。
东莞应该向谁学？答案是：深圳是一个学习对象，路径是要着力推动本地制造业在出口环节实现价值跃迁。
《21城市观》认为，东莞应当大力建设跨境零售出口中心和品牌出海孵化基地，吸引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商在东莞设立区域总部或核心作业中心，服务东莞乃至珠三角的制造业带。 同时，东莞需要培育一批本土的跨境电商运营服务商和品牌管理公司，帮助那些善于制造但不善于营销的传统工厂，完成从代工到品牌的关键一跃。
东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年底，东莞提出“智创优品 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把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撑经济向新发展、向上跃升。今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也提出13条政策措施，以质量锻造品牌，以品牌赋能产业，推动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增创东莞制造业新优势。
南通的比较优势在于工业结构中有两个极具爆发潜力的板块：船舶海工和高端纺织。在船舶海工领域，招商局重工、惠生重工、中远海运海工等龙头企业云集于此；在高端纺织领域，南通是中国最大的家纺产品制造和出口基地之一。
南通的想象空间在于推动招商局重工、惠生重工等本地海工企业从“设备制造商”向“总包服务商”转型。与此同时，南通在大宗散货领域也有着独特的潜力可挖。作为长三角北翼最重要的江海联运枢纽，南通港是长三角重要的铁矿石、煤炭、LNG接卸港，年接卸量数以亿吨计。如果南通能够借鉴国际一流大宗商品枢纽港的经验，在通州湾等地建立区域性的矿石分拨和交易中心，发展电子仓单质押融资等业务，南通的港口经济将从“流量站”变成“价值池”。
温州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地瓜经济”。这座以民营经济著称的城市，拥有一张遍布全球的温商网络。温州轻工产品如鞋服、眼镜、汽摩配，拥有极强的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但品牌溢价低。温州可以借鉴深圳的跨境电商经验，利用温商遍布全球的海外仓和批发渠道，将产品以品牌化、全渠道的方式直达海外终端市场，以进一步提升出口环节的价值。
从总体来看，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一个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运，将取决于它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位置。港口经济的竞争，已经从“能处理多少个箱子”，演变为“能从一个箱子里挖掘多少价值”。
对于所有正在追赶的城市而言，发展窗口仍然敞开着，而它们的战略选择和执行能力，将决定它们在新一轮竞争中是沦为看客，还是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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