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成敦煌”自助看展 | 第六单元:“众心一念”与“莫高精神”

本文将介绍该展名义上的最后一个单元，即第六单元，主题为：众心一念。这类主题的展区在数次大型敦煌展中均有出现，有时是出现在开头部分，有时则在结尾，常被放置在正式的展厅之外，比如在北京的“如是莫高”敦煌文化展中，它被安排在B馆入口的旁边，规模还挺大的，而此次深圳的“大成敦煌”艺术展，则把它放到了展厅出口外——比较小型，不太起眼，估计不少游客会不小心忽略掉这部分。

2025年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展览现场

“众心一念”，顾名思义，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为敦煌文化事业努力和付出的意思，本质上，宣扬的是感人至深的“莫高精神”。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六七十篇有关敦煌的文章，但是好像没有一次正儿八经地介绍过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做出贡献的历代“莫高窟人”。这次趁此机会，把这些人的故事好好讲一讲。

（摄于深圳南山博物馆）

自从藏经洞于1900年（那时还处于清朝末年）被王圆箓及他请的清理流沙的工人发现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因藏经洞文物的流散，逐渐催生出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敦煌也因此在海外名声大噪。因为战乱和落后等原因，国内早期在敦煌学的领域处于空白或匮乏的状态，敦煌学始兴于获得藏经洞文物的国家如日本等，所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约在1910年左右，当京城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从法国伯希和展示的文物得知藏经洞的存在之后，大力呼吁，促进清政府将剩余的经卷文物等运往北京，后将它们收录在国家图书馆，正是根据这批材料，陈垣写出了《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也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然而，正处于外忧内患且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依然没有投入人力和财力加强对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王圆箓继续承担他当年自选的“守窟人”的角色。各国探险队仍以考古的名义继续从王圆箓的手上（估计是留了一手，未全部上交）和其他途径攫取更多的藏经洞文书，就连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成了他们夺取的目标，比如美国的华尔纳，不仅拿走了藏经洞出土的几件写本残卷和绢画，还以超低的价格获得王圆箓的许可，粘走了12块壁画，并带走了1尊唐代彩绘供养菩萨塑像。

（摄于深圳南山博物馆）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也在1912年正式成立。1931年，王圆箓去世，并葬于附近。去世前他已将看守石窟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弟子。至今在莫高窟景区，还可以看到他的弟子为了追思他而建的王道士（墓）塔。今天，这座塔的存在意义早已超越了其最初的建造目的，已经演变成一个极具矛盾性和争议性的历史符号，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复杂而沉痛的往事。

1. 1937年：李丁陇（第一个赴敦煌的画家）

在进入民国时代之后，虽然在改朝换代和军阀混战的浪潮中挣扎的新政府并无精力和心思顾及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直到王圆箓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开始有画家前往敦煌探险。祖籍甘肃陇西，后在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的李丁陇，成为第一个远赴敦煌考察和临摹学习的画家，此后陆续有更多的画家踏上了去敦煌的征途，包括张大千、关山月等。

之所以在藏经洞被发现后的近四十年间，即使敦煌学已经享誉海外，敦煌石窟在国内仍无人问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敦煌路途遥远且自然环境恶劣。1937年，李丁陇去敦煌探险，每天在石窟内临摹壁画七八个小时，忙活了差不多八个月。后来他用在敦煌临摹的100多张画先后在西安、成都和重庆等地举办展览，首次将敦煌壁画的魅力展现在大众面前。在展览期间，与张大千结识，后者正是受他的影响，也对敦煌产生了兴趣。1944年，李丁陇再度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并临摹了一批新作。此后又先后在兰州、南京和上海等城市举办临摹壁画展，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敦煌艺术。可以说，李丁陇是使敦煌艺术得到广泛传播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2. 1941年：张大千

张大千在绘画艺术方面很有天赋，常临摹宋、元、明、清等古代画家的名作，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他的不少作品也在全世界各大拍卖会拍出过很高的价格。张大千在敦煌共呆了两年多的时间，期间曾到兰州稍事休整再重返敦煌。他还动员了其他画家一起参与，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在榆林窟和莫高窟临摹了200多幅壁画，并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多次举办敦煌临摹作的画展，引起很大反响。张大千的这些活动使敦煌艺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也令他个人的艺术风格获得新的生机，开始走向其艺术生涯的高峰。他还带领弟子帮忙清理洞窟的流沙，并对敦煌的石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编号和断代工程，这也是后来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进行编号的基础。在他的鼓励下后来也一起去敦煌的艺术家谢稚柳，还在临摹壁画的同时，对石窟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

盛唐飞天，张大千临摹（2025年摄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张大千及他的团队在敦煌临摹壁画、考察洞窟并给它们进行大致断代及编号和著述等行为无疑对推动“敦煌学”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他曾因剥落部分上层状态不佳的壁画遭受过非议，但最后官方综合考虑早期落后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及敦煌石窟混乱的管理等因素，认定他无责。

3. 1942年：王子云及西北考察团

早在1940年，著名画家王子云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组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申请并得到批准。考察团如愿成立，由王子云担任团长。当年12月起，该考察团开始对古都西安、洛阳石窟和青海一带的历史文化胜迹进行考察，并于1942年5月开启了对敦煌为期一年的考察。在此期间，这个“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临摹了100多幅壁画（跟张大千团队临摹壁画的部分时间重叠），对洞窟进行了考古性的记录，包括拍照、测绘和绘制全景写生图等，还对敦煌石窟及周边遗存的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进行了调查和收集。他们把在敦煌的考察成果写成《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发表在《说文月刊》上，并将在敦煌临摹的壁画和西北风物、风景写生等丰富的调查资料用以参加各类相关展览，进一步提高了敦煌在国内的知名度以及政府的重视。考察结束后，王子云向国民政府提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呼吁由国家管理像敦煌这样的艺术宝库并将其建设成艺术教育的基地。而教育家于右任也在1941年参观莫高窟后，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在保护和研究敦煌的历史上，首次从意识层面上升到“国家管理”的高度。

4. 1943年：关山月

1943年临近中秋时，广东籍画家关山月和夫人及赵望云和张振铎两位艺术家到敦煌临摹壁画。在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关山月每天早早进入洞窟，靠着妻子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地进行临摹，共临摹出壁画82幅。在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也是关山月一生中最重要的临摹活动，对敦煌壁画不同时代艺术精神的领悟和把握，对他以后在人物画创作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的方式并非客观再现，而是按照他感受到敦煌壁画的色彩和韵律来绘制，他本人对这批临摹画非常珍视，在全国好几个城市参展过这批作品，现保存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我去过好几次关山月美术馆，但几乎没见过他的敦煌临摹作，一直很纳闷。

除了上述艺术家，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些美术史学家、学者和官员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推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于右任、向达、史岩、李浴、金维诺、王伯敏、谢稚柳、王逊等，敦煌艺术在众多专业人士的努力下逐渐变得广为人知

2022年冬天摄于莫高窟

而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在研究和保护方面能有今天的成果，真的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甘守大漠的倾情投入与贡献。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三位敦煌石窟掌门人常被视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用超乎常人的心血与付出，接力托起了敦煌石窟的稳健发展，也谱写出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华丽篇章。我最初涉猎解敦煌文化时，就是从读他们三人的传记作品开始的。在那些书中，我开始接触到他们与莫高窟的故事。它们一个比一个令人动容，也促使我产生了进一步了解敦煌文化的浓厚兴趣。

1. 常书鸿

常书鸿在洞窟内临摹壁画（出自《莫高窟史话》）

每次跟朋友聊敦煌文化，必然会谈到常书鸿。他与敦煌的渊源，堪称传奇。这个生于杭州的满族人，在1923年时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留校任教美术教员。后于1927年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法学习艺术的机会。1932年，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得到公费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的资格，在那儿师从大师学习西方艺术。他的画作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里昂春季沙龙展等当地有分量的艺术展，还曾多次获得法国国家沙龙展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至今仍有多幅作品被法国当地的美术馆收藏。由于表现出色，他还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在巴黎拥有自己的画室，并与妻子陈芝秀当时已经育有一女，即常沙娜，一家人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

（摄于2022年）

一次，常书鸿无意中在法国的街头书摊上看到了用伯希和当年在敦煌拍摄的敦煌壁画出版的图集《敦煌石窟图录》，大为震惊。作为一名特地为了学习优秀艺术而从中国跑到法国的留学生，他从未想过原来中国本身就拥有那么恢弘而绚烂的艺术。当他得知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之后，又亲自去那儿，欣赏到了唐宋时期的绢画，再次被祖国如此瑰丽的艺术宝藏惊艳到。从此在心中生出了要把中国隋唐以来的绘画精神发扬光大的愿望。这时，刚好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常书鸿去信，希望他回国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1936年，他放弃在巴黎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国发展。

《画家家庭》，常书鸿（2022年摄于杭州常书鸿美术馆）

常书鸿回到中国时正是国家遭遇深重灾难的时期，他也因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担任北平艺专的教授，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重庆。1942年，国民政府采纳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的意见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积极参与筹建并于1943年率领部分研究人员到敦煌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关山月在1943年去敦煌临摹壁画时，常书鸿就曾热情接待过他。

当我们先了解常书鸿在法国留学并定居时事业蒸蒸日上和生活幸福美满的历史后，再去看他放弃这一切回国从事美术教育特别是奔赴条件异常艰苦的敦煌临摹壁画，并一头扎进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真的会肃然起敬。我读过两本有关常书鸿的传记，其中一本是已经绝版的他本人撰写的自述体传记《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另一本是叶文玲写的《常书鸿传：此生只为守敦煌》。里面所描述的细节，比如常书鸿如何辗转到达边远的敦煌，如何带领团队克服经费短缺和水土不服等问题，如何以简单粗劣的食物解决温饱，如何想办法清理洞窟的流沙和对莫高窟进行加固等，让我大受触动。难以想象一个人会为了自己所珍视的艺术，放弃原本那么优渥的生活和充满前景的事业，哪怕为此付出了曾经与之相爱的妻子离开的代价，也在所不辞。每次提到这段故事，我总跟朋友说：我们没有权力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此做评价。在那么窘迫的困境中，如果不是对某样事物怀揣着异常强烈的热爱，一般人如何能坚持得下去呢？不得不说，常书鸿等敦煌石窟的首批守护人的勇气、决心和毅力实在太惊人了。

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自然是组织临摹壁画。常书鸿所倡导的壁画临摹理念与张大千和关山月有所不同。我曾多次见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他常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喜好改变壁画的色彩和形象，并非如实再现壁画的原貌。而常书鸿要求务必通过客观临摹的方式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韵味。而且，他的团队当时把保护壁画放在了第一位，严禁任何可能对壁画造成伤害的临摹方式，在那个年代便有如此科学、先进的前瞻理念真的很可贵。

莫高窟唐代第217窟壁画，常书鸿临摹（2025年摄于中国国家美术馆）

1948年，常书鸿在南京和上海筹办了规模宏大的敦煌艺术展，全所的艺术家所临摹的600多幅壁画集体亮相，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而敦煌艺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原汁原味的呈现，引起了艺术界的轰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常书鸿带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国内外约20个城市举办过敦煌壁画临摹作展览，备受欢迎，进一步推动了敦煌艺术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修建九层楼》，常书鸿（2022年摄于杭州常书鸿美术馆）

常书鸿引领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当之无愧的 “敦煌守护神” 。他于1994年病逝于北京，根据其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大泉河东岸的陵园内，与他奉献了一生的敦煌石窟遥遥相望，永远守护着他所热爱的那片艺术圣地。我三次去莫高窟都未能去他的墓前缅怀致敬，若下次再有机会去敦煌，一定去看看他。

《夫人像》，常书鸿（2025年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值得一提的是，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如今也是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她自幼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从此一生与敦煌艺术结缘，并将其融入现代设计与教育，成就斐然。她曾参与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主持设计中央政府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雕塑，并出版了多本重要学术著作。常沙娜已经90多岁高龄，却至今仍活跃在艺术工作前沿，今年还在敦煌新开幕了“常沙娜艺术中心”。她不仅继承了父亲常书鸿的遗志守护敦煌，更让敦煌艺术穿越千年，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段文杰

段文杰是四川绵阳人，1940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候学校已搬迁到重庆），师从潘天寿、林风眠等大师。早在1944年时，他便在重庆张大千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和西北风情写生展中，对去敦煌研究民族传统产生了向往。1945年，段文杰艺专毕业后，毅然踏上了去敦煌的寻梦之旅。途经兰州时，恰逢抗战胜利，传来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他本来不抱希望了，刚好遇到了从敦煌而来的常书鸿，后者告诉他自己正前往重庆中央政府积极申请恢复研究所，如能成功，返回兰州时将带他一同去敦煌发展艺术事业。段文杰就真的在兰州待了下来，直到1946年随常书鸿到了莫高窟，开始投身敦煌艺术临摹研究和保护工作。

段文杰是一个非常敬业并且善于思考的艺术工作者，他在敦煌壁画临摹的领域成就很高，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水平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共临摹壁画384幅。著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是他历经几年的摸索、研究和实践完成的复原临摹作，是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而今成了他的艺术名片。这幅临摹作的图像几乎每次都会出现在大型敦煌展中，可见影响力之大。

莫高窟唐代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临摹作（复制品），摄于深圳南山博物馆

工作中的段文杰（摄于北京展览馆）

段文杰先生于2011年病逝于兰州，同样葬在了莫高窟对面的河畔。他曾说自己生命的全部就是敦煌。如今，他长眠于毕生守护的莫高窟旁，永远与他热爱的敦煌艺术相伴。两代敦煌守护神至死都要与他们所热爱的艺术圣土相厮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啊!

3. 樊锦诗

提到段文杰的接任者樊锦诗，我心里常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虽然她与我非亲非故，但是自从关注敦煌文化以来，她简直是频频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呀，慢慢便有了一种熟悉感。每当看到她满头白发仍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不遗余力地推广敦煌文化，挺感动的，也特别敬佩。同为女性，我尤其欣赏她这种到老都为自己所爱的事业发光发热的飒爽风采。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因毕业前夕到莫高窟实习，从此与敦煌结缘。毕业后，这个高材生选择了敦煌，在那儿开启考古研究的职业生涯。1967年，她与相恋多年的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彭金章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两人婚后依然过着牛郎织女般两地分居的生活。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她甚至无法回上海或去武汉生孩子，临产前3天还在地里劳动，孤身一人在敦煌生下了儿子。孩子未满月，她就去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把他锁在家里，偶尔回宿舍给他喂点吃的。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丈夫把儿子带走。在有了第二个儿子后，更是不得不把老二寄养在上海的姐姐家中。一家四口分居三地的辛酸，依然未能阻止她对敦煌文化研究事业的坚定信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彭金章从武汉调动到敦煌，带领团队开启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作，夫妻俩才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共同安心投身于敦煌文化事业。

彭金章在莫高窟北区进行考古工作（出自《莫高窟史话》）

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其他专家，共同推动了敦煌莫高窟分期排年的研究，发表了众多论文，取得了重大的中国石窟考古成就。他们的研究成果，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1998年，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我不仅看过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还去电影院看了有关樊锦诗的纪录片《吾爱敦煌》,对这位敦煌石窟前掌门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给我一种“小小的身躯，大大的能量”之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敦煌石窟，她多方奔走，拼尽全力，反对过度开发利用和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提案，最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起草了保护莫高窟的法规，使莫高窟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正式保障，这在敦煌石窟保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记得当时在电影院看完这段介绍，心里禁不住感叹了一句：干得漂亮！

樊锦诗是一个很有前瞻性、开创性并具备现代化和国际化眼光的石窟考古和保护工作者。她努力寻求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科研机构的合作，对石窟的地质结构以及壁画塑像的制作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综合防治壁画和彩塑的病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科学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她还以宏观的视野，将对石窟的保护从窟内扩展到窟外的周围大环境，采用建立防沙障、栽种固沙林带等综合科学措施治理风沙。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石窟前的流沙已经减少了70%，效果非常惊人。

樊锦诗对敦煌艺术的保护事业还做出了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引进电脑的图像贮存技术，记录和保护敦煌石窟的精美艺术，使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脆弱的千年石窟艺术得以用数字化的方式得到永久的保存。此外，专家还可用这个先进的方式进行研究工作并减少对实体窟的耗损。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有了“云游敦煌”这样的数字化媒介，足不出户便能欣赏敦煌石窟的魅力并获得相关的信息，特别方便。我本人就经常登录“云游敦煌”小程序进入不同的敦煌石窟查看和欣赏壁画和彩塑，学习里面提供的丰富知识点，收获极大。

樊锦诗被亲切地唤作“敦煌的女儿”，每次看到已经年迈的她，依然为敦煌文化事业忙前忙后，总觉得这个称呼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她对敦煌石窟，无异于女儿对母亲般的热爱与守护；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敦煌这块土地和人们对她如对待自己女儿般的认可与疼爱。有这样一位可敬的女性一辈子的倾情守护，是敦煌的幸运，也是敦煌的骄傲。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本文提及的“莫高窟人”为敦煌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做出了非凡的奉献。我们在各敦煌展的临摹像或复制塑像旁的标签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在一些学术期刊或书籍的作者栏也能见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默默付出，是敦煌文化事业能有今天不可忽略的力量。

“莫高窟人”（图片出自《莫高窟史话》）

写在最后：今年8月28日与朋友一起去深圳南山博物馆看完“大成敦煌”艺术展后，可能是与前几次在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敦煌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突然萌发出把整场展览的详解写出来的念头。一来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系统梳理的过程，看了这么多次敦煌展，这样的梳理一定会对我大有裨益；二来，我深信这种科普性的内容会对那些对该展感兴趣但是自己又对敦煌文化没有多少涉猎的朋友有帮助。一个半月不到，我居然真的用15篇文章，逐一写完了整场展览的内容，覆盖了全场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展品。如此庞大的工程都能坚持下来，只能说出于热爱。谨以个人以微薄之力，致敬敦煌文化，愿它的魅力，被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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