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现场，多家金融机构、跨境服务机构、产业平台和企业代表围绕跨境金融支持中企“走出去”、湾区金融协同、外汇与贵金属业务创新、数字化赋能产业带品牌出海等议题展开交流。邹舒寄以“买下旧世界，植入新引擎”为切入点，从全球资本市场趋势、大湾区产业基础、香港资本平台工具以及跨境产业并购机会等方面，分享了对企业全球化转型的系统思考。
AI时代的产业重构：
资本不只是投资新技术 更要改造旧产业
邹舒寄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资本市场正在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趋势：资本不再只是投资AI公司，而是开始通过AI能力对传统产业进行系统性改造。
他以国际市场上“AI Take-Private”相关案例为例指出，越来越多新型产业资本开始关注那些拥有真实客户、稳定现金流、成熟供应链和行业经验的传统企业，通过私有化、并购重组、技术注入和组织再造，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效率提升、业务边界拓展和估值体系重构。
“AI时代最大的机会，不一定只在新公司，也在那些有产业基础、有现金流、有客户网络，但尚未被新技术重新定义的传统公司。”邹舒寄表示，真正有价值的产业重构，不是简单追逐概念，而是将AI、数字化能力和资本工具植入到传统产业的真实场景中，让传统产业重新获得增长曲线。
他认为，过去企业谈转型，更多停留在业务层面；今天的转型则必须进入“产业+科技+资本”的复合阶段。企业不仅要有产品能力和市场能力，还要具备资本架构设计能力、国际化融资能力、跨境并购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
既有全球产业底座 也有科技创新新引擎
在谈及大湾区企业出海的基础条件时，邹舒寄表示，大湾区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同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最活跃的科技创新生态。
过去四十多年，大湾区在电子信息、智能硬件、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新能源、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产业基础。东莞、深圳、惠州形成了强大的电子代工和智能硬件产业带；佛山、中山、珠海沉淀了完整的家电制造和供应链体系；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则在汽车零配件、新能源与智能制造领域持续升级。
在他看来，这些产业过去可能被视为“传统制造”，但在AI时代，它们恰恰是全球科技公司和产业资本最需要的底层资产。“AI最终一定要落到真实场景、真实产品、真实供应链和真实交付能力中。没有产业底座，AI很容易停留在模型和演示阶段；有了产业底座，AI才有机会转化为产品、订单、现金流和全球市场。”
与此同时，大湾区也拥有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等代表性科技企业，以及大量AI、机器人、智能硬件、数字营销、跨境电商科技和供应链科技企业，形成了从算法、芯片、场景到量产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
邹舒寄指出，大湾区的优势并不是单一的“世界工厂”，也不是孤立的“科技创新”，而是“产业底座”和“科技新引擎”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密集地融合存在。这种组合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稀缺性，也为跨境产业并购、产业升级和国际资本重估创造了重要条件。
企业出海的三道墙：
资金墙、架构墙与信任墙
尽管大湾区具备良好的产业与科技基础，但邹舒寄认为，企业出海在实践中仍面临三道真实的“墙”。
第一是资金墙。许多企业产品已经进入海外市场，客户需求也在增长，但跨境结算、海外融资、汇率风险管理和境内外资金配置能力仍然不足，导致“产品出去了，资金没有跟上”。
第二是架构墙。跨境并购、海外主体搭建、股权架构设计、税务安排、上市平台选择、基金结构搭建等，都需要同时理解境内外制度规则。很多企业不是没有全球化机会，而是在初始架构阶段没有做好设计，后续融资、并购、上市和退出都受到限制。
第三是信任墙。部分大湾区企业拥有扎实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能力，但海外资本市场对其理解仍停留在“世界工厂”阶段。企业有产品、有订单、有现金流，却缺少能够被国际资本理解的价值表达体系，导致产业价值没有转化为资本价值。
“用二十年前的金融工具，打今天的出海战，本来就打不赢。”邹舒寄表示，企业出海的下一阶段，不只是找订单、建渠道、做市场，而是需要金融工具、资本平台、并购架构和国际表达共同发力。
香港市场的制度价值：近千家中小市值上市公司，是植入新引擎的重要国际化平台
围绕香港在大湾区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邹舒寄重点提出，香港不只是融资平台，也不只是离岸账户，而是大湾区企业穿越资金墙、架构墙和信任墙的制度性工具箱。
他表示，香港资本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成熟的上市制度、基金架构、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投资者网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市场拥有近千家中小市值上市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具有国际资本平台价值，但面临增长动能不足、产业故事老化、估值长期低位等问题。
“这些中小市值上市公司，恰恰可能成为大湾区企业植入新引擎的最佳国际化平台。”邹舒寄指出，如果能够通过合规的跨境产业并购、资产注入、业务重组和AI赋能，将大湾区优质产业资产与香港上市平台结合起来，就有机会实现产业价值的重新表达和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价。
他强调，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买壳上市”，更不是资本概念包装，而是以真实产业为基础，以AI和数字化能力为增量，以香港上市平台为载体，完成传统产业的国际化重构。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上市公司可以成为大湾区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入口；大湾区产业企业则可以为香港资本市场注入新的产业内容、成长逻辑和科技叙事。二者结合，将有望形成“香港资本平台+大湾区产业资产+AI新引擎+全球化市场”的新型跨境产业并购模式。
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
跨境金融要服务真实产业升级
邹舒寄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从早期的产品销售和渠道铺设，进入到产业链协同、供应链重构、品牌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公开报道中，界面财联社总编辑张衍阁在大会致辞时也提到，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中企出海，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企出海提质深耕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背景下，跨境金融的角色也需要从传统融资支持，升级为综合性的产业服务能力。邹舒寄表示，金融机构、商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需要共同帮助企业解决四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搭建适合全球化发展的股权与资本架构；二是如何选择香港上市公司、基金、并购和跨境资金工具；三是如何让海外资本理解大湾区产业价值；四是如何在合规前提下实现产业资产的国际化配置和价值重估。
他特别指出，香港的资本平台、基金架构和跨境通道，可以为大湾区企业提供重要支撑。一方面，香港上市公司平台可以承载产业并购和资产重组；另一方面，香港基金工具可以把分散的产业资产整合为国际资本可配置的金融产品；同时，前海、南沙、横琴等平台不断完善的跨境资金安排，也为境内外资本双向流动和产业投资提供了制度基础。
商会搭建平台：
要成为产业、资本与政策之间的“连接器”
作为深圳市金融商会执行会长，邹舒寄在演讲中也强调了商协会在新一轮企业出海中的连接器价值。
他认为，当前产业侧、资本侧和政策侧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信息差。产业企业往往不知道香港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如何组合使用；香港资本市场也并不完全了解大湾区哪些产业资产真正具备长期价值；而政策环境和跨境规则持续演进，企业如果缺少专业判断，容易错失窗口期。
因此，商会在未来的功能不应仅停留在会员服务和活动组织，而应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本和政策之间的“翻译官”和“连接器”。
一方面，商会要帮助大湾区产业企业识别适合自身发展的资本工具和国际化路径；另一方面，也要帮助香港和国际资本发现大湾区真正有价值、有现金流、有技术升级空间、有全球化潜力的产业标的。同时，商会还应积极连接政府、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和企业资源，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协同、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
邹舒寄在演讲最后表示，旧世界的边界正在松动，新引擎正在装入。未来的大湾区企业，不应只是简单把产品卖到全球，更要通过香港平台、跨境金融工具和国际资本市场，完成产业并购、资本重组、全球表达和价值重估。
“属于大湾区的全球化故事，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写。”他表示，在AI时代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大湾区完全有条件诞生一批新的产业资本案例。它们将来自制造业、贸易服务、黄金、大宗商品、智能硬件、跨境电商、数字营销、AI算力等多个领域，并通过香港资本平台与跨境金融工具，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深圳金博会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已经圆满落幕；同期举办的首届跨境金融创新大会，作为聚焦出海业务的交流盛会，，也顺利举行。邹舒寄表示，深圳市金融商会将以大会为契机，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科技金融、跨境金融、产业金融、并购重组、企业出海、香港资本市场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金融资源更好服务实体产业，助力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助力大湾区企业在全球化新征程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