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深圳二模】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本试卷阅读I写道，1969年，就资助粒子加速器研发一事，有议员质疑粒子加速器是否有助于保卫国家，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回答是：“它对保卫国家没有任何直接帮助，但它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值得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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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论基础科学的非工具性价值

    1969年，在美国国会关于高能粒子加速器的听证会上，物理学家罗伯特·R·威尔逊面对议员关于项目是否有助于国家防御的质询，作出如下回答：

“It has nothing to do directly with defending our country, except to make it worth defending.”

这一回答之所以引人深思，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论证，而在于它改变了问题本身的性质。议员的问题预设了一种工具主义标准，即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取决于其是否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安全。而威尔逊则将问题从“是否有用”转向“何以为价值”，从而将基础科学的意义引入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

于是，我想沿着这个思路去讨论：基础科学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技术或防御能力，而在于它构成了一个国家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乃至文明形态的基础。

在这一意义上，“无直接效用”并非缺陷，而恰恰是其根本特征。

一、“保卫国家”——从能力到结构

在通常语境中，“保卫国家”往往被理解为增强军事或技术能力。这种理解虽然在短期层面具有现实意义，但在分析基础科学问题时却显得不足。国家安全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是直接的技术与军事能力，涉及武器装备与工程系统；

其二，是支撑这些能力的科技体系，包括科研能力与人才结构；

其三，则是更为深层的认知结构，即一个社会理解世界、判断方向的能力。

粒子加速器显然不属于第一层，但它深刻作用于第三层。若仅以前一层标准评判其价值，实际上是以局部标准替代整体判断。

因此，威尔逊的回答可以理解为：基础科学不直接增强“防御能力”，但它影响国家安全的深层结构。

二、对“线性模型”的反思——科学并非单向工具

长期以来，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所谓“线性模型”：基础科学产生知识，知识导出技术，技术推动创新与国家发展。这一模型在政策论述中具有便利性，但在历史与实践中并不稳固。许多重要创新并非源于科学理论的直接推动。例如蒸汽机的发展先于热力学理论的建立，动植物育种早于遗传学形成，抗生素的应用也先于其机制的完全理解。这说明，科学与技术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互动结构。

因此，将科学视为“创新的上游燃料”，既低估了实践的作用，也误解了科学自身的性质。这一误解，正是议员提问的隐含前提。

三、科学作为认知结构而非工具体系

从科学哲学角度看，科学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生产有用知识”。

波普尔指出，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可证伪性，即其能够被经验检验并可能被推翻；库恩则强调科学发展依赖于范式结构，而范式的形成与转换并不由短期效用决定。科学因此首先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结构化理解体系。

粒子加速器正属于这一体系中的“范式性工具”。它的功能并非直接应用，而是检验理论结构、澄清基本概念。例如对基本粒子与相互作用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保证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与解释力，而非满足具体需求。

在这一意义上，科学活动的首要目标是“理解”，而非“使用”。将其纳入工具理性的评价框架，本身就是一种范畴错误。

四、基础理论的约束作用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中，对基础科学的作用作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说明。他强调，基础理论并非简单知识积累，而是为科学探索提供方向与约束。

这一观点可以理解为：基础理论通过界定“何者可能”，从而压缩探索空间。例如：

·热力学定律排除了某些不可能的能量转换方式

·相对论约束了时空与速度关系

·量子理论规定了微观过程的概率性质

基础科学因此并不直接生成技术，而是通过排除无效路径，提高探索效率。在缺乏这一约束的情况下，技术发展将依赖低效试错，其成本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从国家层面看，这种能力构成一种“认知主权”：一个缺乏基础理论积累的体系，即便具备工程能力，也难以在关键方向上作出独立判断。这一点正是钱学森反复强调基础训练重要性的原因。

五、科学与文明价值

威尔逊回答中的关键表达是“worth defending”。这一表述将问题从能力层面引向价值层面。

科学活动，尤其是基础科学，体现的是一种对真理的持续追求，是一种超越直接功利的认知实践。它所代表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一种理性精神与探索取向。

因此，一个重视基础科学的国家，其意义不仅在于可能获得未来技术优势，更在于它维持了一种开放的认知结构。这种结构使其能够面对未知、修正错误并不断扩展理解边界。

反之，如果科学完全被工具化，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短期目标，从而削弱其探索能力。长期来看，这将导致认知结构的收缩，而非扩展。

在这一意义上，基础科学并非国家安全的“手段”，而是国家存在价值的一部分。

六、大学课程体系——认知能力的制度化载体

如果说基础科学决定认知能力的上限，那么大学教育，尤其是基础课程体系，则是这一能力得以持续生成的制度基础。

钱学森明确指出，基础课程的意义不在于为专业学习做准备，而在于塑造思维方式。数学与物理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其内容“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处理问题的结构性方法。

这种方法一旦内化，便具有跨领域迁移能力。例如，将问题抽象为变量关系、以守恒与对称性分析系统、用模型近似复杂现象等，都是基础训练所形成的思维工具。

因此，基础课程的核心功能，是构建稳定的认知结构，而非传授具体知识。

在这一视角下，过早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存在明显局限。如果学生在尚未建立理论框架前即进入技术训练，其结果往往是操作能力与理解能力之间的分离。这种模式难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在当代中国，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强调。“强基计划”的实施，体现出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视，试图从源头提升科研能力。

我认为，钱学森早年的判断在此仍具现实意义：基础理论的发展，需要相对独立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被持续压缩，则基础科学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综上所述，威尔逊的回答并非修辞，而是一种对科学本质的准确把握。

粒子加速器确实不直接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但它通过推动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塑造认知结构、巩固知识体系并维持科学文化，从而在更深层面影响国家的发展能力。

因此，基础科学的意义，不应以其是否“最终有用”来衡量，而应从其在认知与文明结构中的位置来理解。

可以据此对威尔逊的论断作出如下重述：

基础科学不决定一个国家“能做什么”，但决定它“能够理解什么”；

而一个国家的边界，最终取决于其理解能力的边界。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才使一个国家“值得被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