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大自然信息最多的,应属山岳河流。古人所推崇的诸如“昆仑龙脉”和“金陵王气”,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等作为“六朝古都”的成因,都离不开山岳屏障和河流滋养。《惠来百景诗》卷一卷二用7首诗勾勒出惠来的山川形势,这就是先民安居乐业、先贤修身治学的重要依凭。由诗人解读出来的山川的形神精要,代表的也是惠来人的性格与文化特质,如“横截南天潮水啸,独当北国凛霜锋。文官下轿武牵马,到此威仪自敛容”(《金刚髻》)和“更数棋坪车马阵,银川故里世无双”(《隆江》),惠来人的勇武与智慧,无不源于山水的钟灵毓秀。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先民和先贤都有利用自然规律对山岳河流进行有利化或无害化改造的强烈愿望和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大禹治水等等海量的传说和记载,都体现了这种诉求。卷三卷四记录了港口和水库,这是历代惠来人移山改水最主要的成就和痕迹,“盈盈氧气山山绿,振振秧田片片蓝”(《石榴潭水库》),这种利用、改造不仅与惠来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深刻影响惠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因有诸如“三龙吐出港成珠,直向天南辟坦途”(《神泉港》)的出海之便,郑和西行、郭老南渡才成为可能,在惠来的文化传承中,又因此嵌入了丝路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基因。
自然环境的信息密码和文化基因对惠来文化的作用,与生物学上遗传基因对生物体的作用一样,多数表现为物种和族群的共性。但在特定的时点和环境中,个体的某个基因片段如果被触发,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英雄或圣人出现的契机。《惠来百景诗》卷五卷六中列举的先贤与先烈,观感上有时是横空出世甚至是从天而降,但这些人物的出现,是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下被诱发的结果。无论袁枚和王世贞推崇备至“随园一字如华衮,元美金言盖国中”的神童苏福,“六万途程八十载,百三四岁一朝眠”的高僧宋超月,“廉明冠世承文献,大义琴心足相如”的岭南名臣谢正蒙,打响“淞沪战役”第一枪、“坚壁横陈西岭铁”的抗日名将翁照垣,还是为了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彭湃、许玉磬、林祖武等英烈,都是惠来山岳河流和文化基因赋予的勇武和智慧特性在个体身上的呈现。先贤和先烈的行为、事迹、功绩、著述与精神,又深刻地烙印在惠来的文化记忆中,融为新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