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四十年。
现我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松岗镇厂房里机器的轰鸣,闻着空气中飘散的裁剪布料味。1992年,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那个怀揣梦想却两手空空的年纪,我站在快勤高级时装厂的大门口,穿着保安制服,腰间别着对讲机。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我来自偏僻的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1992年,听说深圳遍地是机会,揣着母亲东拼西凑100块钱,我坐上了南下的大巴车。
到松岗镇那天,天热得像蒸笼。我辛好遇上在快勤高级时装厂门口晒太阳的老板娘,而顺利进入该工厂打工。看着进进出出的工人们,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却也透着一股子倔强。
后来我成了厂里的保安。也许是因为老实肯干,也许是因为农村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不到半年,陈老板就提拔我当了保安队长。
在90年代的深圳,工厂保安队长可不是个闲职。工厂有三百多号人,都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农民。他们单纯、善良,也脆弱得像路边的野草。保安手里握着权力,管理着进出工厂的人员,负责厂区的安全,甚至掌握着员工家属能否进入厂区住宿的生杀大权。
深圳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工人们一天下来,浑身是汗,最盼的就是下班能冲个澡,喝口凉水。可厂里的水龙头有限,一下班,几百号人排队接水,队伍长得看不到头。有时候排上一个小时,还是等不到水。看着那些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穷苦孩子,因为洗不上澡而发愁,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知道那种滋味。我家里穷,从小就知道,一点一滴的方便,对穷人来说都是奢侈。于是,我值夜班的时候,做了一件"多余"的事。
我把所有员工的水桶全部接满水。一个接一个,从午夜忙到凌晨,汗水湿透了制服,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我想着,等他们下夜班回来,不用排队就能洗上澡,能喝上一口凉水,这点累算什么。
第二天早上,看着工人们惊讶的表情,听着他们说"队长,你人真好",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那个年代的保安,权力很大。工厂规定,员工家属来访,一律不让进。这规定没错,厂里几百号人,要是什么人都放进来,管理就成了问题。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知道,这些工人们背井离乡,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家里来了人,连个面都见不着,那种滋味,我懂。所以,只要员工家里来了人,我就会签字担保,让他们进来住宿。"你放心,出了事我负责。"每次签字,我都会这么说。
那个年代,人情比纸薄,也比金贵。我签的字,意味着我拿自己的信誉在做担保。每天进进出出几十个同事,几年下来,我接触了几千个人。
有人问我,你就不怕出事吗?我说,怕什么。大家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都不容易。
四十年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QQ。人一分开,就真的散了。
我记得有个湖南的大哥,家里老人去世,我签字让他家属进来,他对着我磕了三个头。我记得有个广西的阿姨,每次我值夜班,都会给我留一份热乎的夜宵。
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呢?他们都还好吗?我记得他们的脸,记得他们的声音,记得他们的故事,但我却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那样脆弱,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点湿润。1992年的松岗镇,1992年的快勤高级时装厂,1992年的我。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时光,也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我是第一批南下打工的农民工,我用青春和汗水,见证了深圳的崛起。我住过简陋的宿舍,吃过最便宜的盒饭,但我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是保安队长,我手里握着权力,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穷孩子。
深夜接水也好,签字担保也罢,我做的,无非是希望那些和我一样的人,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点点温暖。
四十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但我相信,那些曾经在快勤高级时装厂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无论现在身在何方,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一定还记得那段日子。
记得那个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记得那个总是把水桶接满的保安队长,记得那个愿意签字担保让他们见家属的"傻"保安。
时代在变,我希望人性中的温暖和善良,永远不会变。
但我依然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愿意为别人"多走一步"。就像我当年深夜为工人们接水一样。就像我当年愿意签字担保一样。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也能照亮别人的路。
致1992年的深圳,致松岗镇,致快勤高级时装厂,致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兄弟姐妹们。
愿你们都安好。
写于2026年4月6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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