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城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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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有过一次特殊的拍卖会。
特殊点有三:
第一,两位拍卖官都是政府官员。
一位是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
另一位是深圳基建办副主任。
二人在此之前,特地去香港学习过拍卖流程,下了一番功夫,把拍卖词背的滚瓜烂熟。
但无奈准备还是太仓促,许多细节没有考虑到,
比如拍卖用的那把锤子,还是香港人送的。

第二,参会的人员十分复杂。
有深圳本地人,有香港人,也有很多兄弟省份的人。
有官员,有记者,还有许多专家教授,一副见证历史的景象。
此外,拍卖会开始前,据说深圳接到通知,需要把前三排的位置提前留出来。
大家一开始有预期,认为会有大人物到现场。
结果等这批特殊人物出现后,依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领头三人,有体改委主任,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还有央行副行长。
后面跟着的是17个城市的市长。
一共20多人,整整齐齐的坐在前三排,整场拍卖会的规格顿时提高不少。
第三个特殊之处,在于拍卖的商品,是深圳某块土地50年的使用权。
原来,这是东大第一次土地批租的现场,真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土地批租,在当时是个非常敏感,又非常时髦的话题。
1987年7月,高层把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划为试点,允许四城尝试土地批租。
其中深圳速度最快。
几个月后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就说此次拍卖的土地,底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
现场十分火爆,7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甚至还有许多人站着围观。

土地价格很快飙升至390万,
此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终于开始叫价。
他叫骆锦星,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兼任深圳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这是深圳第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商,也是1980年代深圳住宅的主要建设者。
最终,这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以525万的价格,被骆锦星收入囊中。
场馆里的记者们,迫不及待的拍照留念。
最出名的那张照片中,
骆锦星一口白牙雪亮,手里高举着11号牌,十分风光。

周围人的神色,则十分复杂,有人祝贺,有人冷漠,有人可惜。
最可惜的两方,
一是坐在骆锦星身边的另一家开发商。
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其实还能加一点价格,哪怕叫到600万,依然有钱赚。
但一念之差,他和历史机遇擦肩而过,自此泯然众人矣。
二是上海。
1986年,上海就开始研究土地批租,一支队伍曾南下学习经验。
来深圳之前,他们本以为能学到点东西,
结果深圳当时还没开始研究,一行人只能前往香港碰碰运气。
但深圳领导们看到上海的动作,一下子就明白了背后的意图,
于是也派出一堆人马,跑去香港取经。
并于1987年赶鸭子上架,匆匆拍出土地,拿下第一的名号。
上海方面对此的评价是:
深圳似乎是在和自己较劲。
无论是土地批租,还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上海都是规规矩矩的,
把细节都考虑到,上报高层,获得批准后才会做。
而深圳大多是先上车后补票,所以时间上总比上海早一点。

上海第一次土地批租,在1988年3月,比深圳晚4个月。
这样就不能叫第一了,那该怎么宣传?
上海只能说,
我们是第一次国际招标、正规的土地批租,最后被外商拍下,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而深圳那次就是个小范围的拍卖,最后也让本地国企拍下,和我们没法比。
可大家提起这段记忆,只会想起深圳,却很少有人会想起上海。
城市之间的竞争形式,也有深刻的风格烙印。
过去四十年,上海仍然是稳扎稳打;
深圳仍然是短快平、风格激进、政策试验田。

时间回到1979年,深圳最发愁的人还是骆锦星。
他以前是惠阳地区的干部,觉得深圳大有可为,申请调到这边工作。
岗位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
来到深圳,市里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本地干部修建住房。
当时深圳的住宅本就紧张,高层又从全国各地,调拨一批工程基建兵支援深圳,
这批人自带干粮和设备,干的是最辛苦的活,风里来雨里去,深圳总不能亏待人家。
所以修建住房是一个很紧急的任务,领导给的期限很短。
要求1年时间修建两个小区,一共240套房,2万平方米。

骆锦星一开始觉得,这是个急活,但难度不算太大,
只要钱到位,技术和人员都是现成的。
可当他找到计委主任,索要500万经费时,得到了一个失望的答案。
计委主任说深圳一年的收益才380万,哪有500万给你,50万都没有。
当然,最后其实连5万块都没给。
骆锦星带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四处找人商量。
有一次和香港某位朋友吃饭时,也提到过此事,
香港朋友说,你这是抱着金饭碗要饭,香港可以卖土地,你们为啥不卖?
骆锦星也考虑过卖地,可这在当时是违反法律的。
他不敢。

回到家后,骆锦星左思右想,认为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才能快速解决住房问题。
他突然想到马克思、列宁等人,鬼使神差般翻开他们的著作,
从这些文中,找理论依据。
找到这几句话:
住宅、工厂等,在过渡时期未必一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合作社使用;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等于消灭地租,而是要把地租以改变后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本国支出。

骆锦星拿着这几句话找到领导,
得到默许后,开始联系香港商人,
不敢以【土地批租】的形式对外说,只说是【贸易补偿】的方式。
也就是深圳出地,香港出钱,
卖掉房子后,深圳拿走85%的利润,香港商人拿走15%。
这就是东大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的由来。
第一期108套房子,售价大概在2700港币/平,只有香港房价的一半,三天售罄。

买家多是香港人,在内地有亲戚。
按照今天4万/平的价格来算,45年时间,整整翻了15倍以上。
从1980年到1981年,
深房公司吸引外资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54万平方米。
深圳获得【土地使用费】共计2.1亿港元。
不但2万平方米的宿舍从无到有地建起来了,还有多余的钱用来建设罗湖。
骆锦星,自此得到【房地产祖师爷】的戏称。


可没等他高兴太久,国内的质疑声迅速传来。
有人说,深圳民众还没住上房子,结果你跑去给外国人造房子,是什么意思?
有人专门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用来映射深圳的土地出租。
还有一些老红军参观深圳后,哭着说到,
这里除了红旗是红色的,其他都变了颜色。
我们当年用命换来的江山,都被你们卖出去了。
拍卖土地和过去帝国主义抢占土地,有什么区别?

这些质疑,刀刀见血,骆锦星压力很大,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要求土地部门人手一本《资本论》,
不用全读,但必须把那几句话背下来。
于是后面许多年,这几句话成为深圳土地、房管部门的口头禅。
每当记者、学者、领导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准备发表高论时,
深圳人就掏出《资本论》,熟练地背诵起来,之后免不了一番吵架。
但《资本论》就像是一道免死金牌,没人敢直接反驳,只能从技术层面争论,
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此外,面对舆论压力,深圳的表现,以及大领导的支持都很关键。
有人说过一个比喻:
深圳就像是个刚出生就会跑的孩子,
遭到巨大质疑时,他只能不断创造【奇迹】,才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这也许就是深圳拼命争夺【第一】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有这些奇迹,所以大领导对其态度,始终是包容的。
每当国内负面舆论抬头时,都会过来站台。
第一次是1984年;
第二次是1992年。
两次南巡,胜过千言万语。

这里再补充一个细节。
上海在《破冰》这本书中说:
深圳之所以第一个搞土地批租,
是因为本身是一张白纸,没有历史包袱。
上海之所以第二个搞,
是因为广东、江浙产业链发展起来后,严重冲击到上海的财政。
而且上海以前是现金奶牛,每年财政上交100亿,没有钱改善居住条件。
土地批租,实在是【兵临城下】的无奈之举。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也能看出上海心中的些许不满。
但其实,深圳当时也是【兵临城下】,遇到的困难一点不比上海少。
除了上面提到的舆论压力,也有资金压力。
1980-1987年,深圳的土地出让,不是通过招拍挂,而是通过无偿划拨。
往往是划拨给一些国企建筑单位,让他们去搞基建。
这意味着深圳财政承担【七通一平】开支庞大,却不能回笼资金,
开发越多,财政压力越大。

不得已,1985年深圳只能向银行举债6.5亿,每年利息成本就高达5000万,
而当年的土地使用费,仅仅只有1200万,不足利息的30%。
此外,土地无偿划拨过程中,闲置、腐败问题频发。
深圳市委书记就曾说:
土地资源是最稀缺的资源,过去使用得(却又)是最浪费的,
动不动就拨多少地给你,可以说是没有价值的。
就像空气差不多一样使用,那怎么能行呢?
公开拍卖,就引起大家注意,就轰动了。
1987年拍卖的那块土地,后来成为【东晓花园】。
小区门口有这么一幅图案,右下角有一个拍卖槌,左上角有几行大字:
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
这几行字有些褪色了,估计是许多年未曾修缮,但丝毫不影响其历史地位。
至今依然有许多人,会到这里拍照留念。

房地产就像是一艘大船,过去但凡上了船,如今至少中产起步。
这不仅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有操盘手故意扶持的原因。
上海第一次土地批租,是一个日本华侨买下的。
华侨说,来东大投资,不为赚钱,只为做点贡献。
上海却说,你不能不赚钱,你必须赚到钱,这样才能让别人进来投资。
华侨恍然大悟。
1990年前后,他差点资金断裂,没钱开发土地,按理说要被收回。
上海这时候倾囊相助,帮其度过难关。
古北第一个外销房,就是这个华侨做出来的。
上海很配合,前后好几年都没在附近拍卖新土地,就是为了保持其稀缺性。

可也有一批人,思维不够开阔,跟不上历史步伐。
比如,深圳一名离休老干部听说房改鼓励买房,大发雷霆:
老子30年代参加革命,洒热血,打江山,拼死拼活几十年,还不值一套房子?
临去见马克思的时候还要我出钱买房子?
不买!
不买!!
不买!!!
不知这批人的后代,得知父辈当年的选择,会作何感想。
这批人,也是当年改开最大的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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