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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海楼市缠斗,找马克思帮卖地

2026-10-11 07:54:41

深圳、上海楼市缠斗,找马克思帮卖地

双城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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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有过一次特殊的拍卖会。

特殊点有三：

第一，两位拍卖官都是政府官员。

一位是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

另一位是深圳基建办副主任。

二人在此之前，特地去香港学习过拍卖流程，下了一番功夫，把拍卖词背的滚瓜烂熟。

但无奈准备还是太仓促，许多细节没有考虑到，

比如拍卖用的那把锤子，还是香港人送的。

第二，参会的人员十分复杂。

有深圳本地人，有香港人，也有很多兄弟省份的人。

有官员，有记者，还有许多专家教授，一副见证历史的景象。

此外，拍卖会开始前，据说深圳接到通知，需要把前三排的位置提前留出来。

大家一开始有预期，认为会有大人物到现场。

结果等这批特殊人物出现后，依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领头三人，有体改委主任，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还有央行副行长。

后面跟着的是17个城市的市长。

一共20多人，整整齐齐的坐在前三排，整场拍卖会的规格顿时提高不少。

第三个特殊之处，在于拍卖的商品，是深圳某块土地50年的使用权。

原来，这是东大第一次土地批租的现场，真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土地批租，在当时是个非常敏感，又非常时髦的话题。

1987年7月，高层把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划为试点，允许四城尝试土地批租。

其中深圳速度最快。

几个月后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就说此次拍卖的土地，底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

现场十分火爆，7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甚至还有许多人站着围观。

土地价格很快飙升至390万，

此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终于开始叫价。

他叫骆锦星，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兼任深圳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这是深圳第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商，也是1980年代深圳住宅的主要建设者。

最终，这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以525万的价格，被骆锦星收入囊中。

场馆里的记者们，迫不及待的拍照留念。

最出名的那张照片中，

骆锦星一口白牙雪亮，手里高举着11号牌，十分风光。

周围人的神色，则十分复杂，有人祝贺，有人冷漠，有人可惜。

最可惜的两方，

一是坐在骆锦星身边的另一家开发商。

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其实还能加一点价格，哪怕叫到600万，依然有钱赚。

但一念之差，他和历史机遇擦肩而过，自此泯然众人矣。

二是上海。

1986年，上海就开始研究土地批租，一支队伍曾南下学习经验。

来深圳之前，他们本以为能学到点东西，

结果深圳当时还没开始研究，一行人只能前往香港碰碰运气。

但深圳领导们看到上海的动作，一下子就明白了背后的意图，

于是也派出一堆人马，跑去香港取经。

并于1987年赶鸭子上架，匆匆拍出土地，拿下第一的名号。

上海方面对此的评价是：

深圳似乎是在和自己较劲。
无论是土地批租，还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上海都是规规矩矩的，
把细节都考虑到，上报高层，获得批准后才会做。
而深圳大多是先上车后补票，所以时间上总比上海早一点。

上海第一次土地批租，在1988年3月，比深圳晚4个月。

这样就不能叫第一了，那该怎么宣传？

上海只能说，

我们是第一次国际招标、正规的土地批租，最后被外商拍下，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而深圳那次就是个小范围的拍卖，最后也让本地国企拍下，和我们没法比。

可大家提起这段记忆，只会想起深圳，却很少有人会想起上海。

城市之间的竞争形式，也有深刻的风格烙印。

过去四十年，上海仍然是稳扎稳打；

深圳仍然是短快平、风格激进、政策试验田。

时间回到1979年，深圳最发愁的人还是骆锦星。

他以前是惠阳地区的干部，觉得深圳大有可为，申请调到这边工作。

岗位是，深圳房管局副局长。

来到深圳，市里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本地干部修建住房。

当时深圳的住宅本就紧张，高层又从全国各地，调拨一批工程基建兵支援深圳，

这批人自带干粮和设备，干的是最辛苦的活，风里来雨里去，深圳总不能亏待人家。

所以修建住房是一个很紧急的任务，领导给的期限很短。

要求1年时间修建两个小区，一共240套房，2万平方米。

骆锦星一开始觉得，这是个急活，但难度不算太大，

只要钱到位，技术和人员都是现成的。

可当他找到计委主任，索要500万经费时，得到了一个失望的答案。

计委主任说深圳一年的收益才380万，哪有500万给你，50万都没有。

当然，最后其实连5万块都没给。

骆锦星带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四处找人商量。

有一次和香港某位朋友吃饭时，也提到过此事，

香港朋友说，你这是抱着金饭碗要饭，香港可以卖土地，你们为啥不卖？

骆锦星也考虑过卖地，可这在当时是违反法律的。

他不敢。

回到家后，骆锦星左思右想，认为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才能快速解决住房问题。

他突然想到马克思、列宁等人，鬼使神差般翻开他们的著作，

从这些文中，找理论依据。

找到这几句话：

住宅、工厂等，在过渡时期未必一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合作社使用；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等于消灭地租，而是要把地租以改变后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本国支出。

骆锦星拿着这几句话找到领导，

得到默许后，开始联系香港商人，

不敢以【土地批租】的形式对外说，只说是【贸易补偿】的方式。

也就是深圳出地，香港出钱，

卖掉房子后，深圳拿走85%的利润，香港商人拿走15%。

这就是东大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的由来。

第一期108套房子，售价大概在2700港币/平，只有香港房价的一半，三天售罄。

买家多是香港人，在内地有亲戚。

按照今天4万/平的价格来算，45年时间，整整翻了15倍以上。

从1980年到1981年，

深房公司吸引外资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54万平方米。

深圳获得【土地使用费】共计2.1亿港元。

不但2万平方米的宿舍从无到有地建起来了，还有多余的钱用来建设罗湖。

骆锦星，自此得到【房地产祖师爷】的戏称。

可没等他高兴太久，国内的质疑声迅速传来。

有人说，深圳民众还没住上房子，结果你跑去给外国人造房子，是什么意思？
有人专门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用来映射深圳的土地出租。
还有一些老红军参观深圳后，哭着说到，
这里除了红旗是红色的，其他都变了颜色。
我们当年用命换来的江山，都被你们卖出去了。
拍卖土地和过去帝国主义抢占土地，有什么区别？

这些质疑，刀刀见血，骆锦星压力很大，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要求土地部门人手一本《资本论》，

不用全读，但必须把那几句话背下来。

于是后面许多年，这几句话成为深圳土地、房管部门的口头禅。

每当记者、学者、领导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准备发表高论时，

深圳人就掏出《资本论》，熟练地背诵起来，之后免不了一番吵架。

但《资本论》就像是一道免死金牌，没人敢直接反驳，只能从技术层面争论，

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此外，面对舆论压力，深圳的表现，以及大领导的支持都很关键。

有人说过一个比喻：

深圳就像是个刚出生就会跑的孩子，

遭到巨大质疑时，他只能不断创造【奇迹】，才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这也许就是深圳拼命争夺【第一】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有这些奇迹，所以大领导对其态度，始终是包容的。

每当国内负面舆论抬头时，都会过来站台。

第一次是1984年;

第二次是1992年。

两次南巡，胜过千言万语。

这里再补充一个细节。

上海在《破冰》这本书中说：

深圳之所以第一个搞土地批租，
是因为本身是一张白纸，没有历史包袱。
上海之所以第二个搞，
是因为广东、江浙产业链发展起来后，严重冲击到上海的财政。
而且上海以前是现金奶牛，每年财政上交100亿，没有钱改善居住条件。
土地批租，实在是【兵临城下】的无奈之举。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也能看出上海心中的些许不满。

但其实，深圳当时也是【兵临城下】，遇到的困难一点不比上海少。

除了上面提到的舆论压力，也有资金压力。

1980-1987年，深圳的土地出让，不是通过招拍挂，而是通过无偿划拨。

往往是划拨给一些国企建筑单位，让他们去搞基建。

这意味着深圳财政承担【七通一平】开支庞大，却不能回笼资金，

开发越多，财政压力越大。

不得已，1985年深圳只能向银行举债6.5亿，每年利息成本就高达5000万，

而当年的土地使用费，仅仅只有1200万，不足利息的30%。

此外，土地无偿划拨过程中，闲置、腐败问题频发。

深圳市委书记就曾说：

土地资源是最稀缺的资源，过去使用得（却又）是最浪费的，
动不动就拨多少地给你，可以说是没有价值的。
就像空气差不多一样使用，那怎么能行呢？
公开拍卖，就引起大家注意，就轰动了。

1987年拍卖的那块土地，后来成为【东晓花园】。

小区门口有这么一幅图案，右下角有一个拍卖槌，左上角有几行大字：

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

这几行字有些褪色了，估计是许多年未曾修缮，但丝毫不影响其历史地位。

至今依然有许多人，会到这里拍照留念。

房地产就像是一艘大船，过去但凡上了船，如今至少中产起步。

这不仅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有操盘手故意扶持的原因。

上海第一次土地批租，是一个日本华侨买下的。
华侨说，来东大投资，不为赚钱，只为做点贡献。
上海却说，你不能不赚钱，你必须赚到钱，这样才能让别人进来投资。
华侨恍然大悟。
1990年前后，他差点资金断裂，没钱开发土地，按理说要被收回。
上海这时候倾囊相助，帮其度过难关。
古北第一个外销房，就是这个华侨做出来的。
上海很配合，前后好几年都没在附近拍卖新土地，就是为了保持其稀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