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 张亚津 | 深圳的两个城市模型——遥远的时空呼应【2025年第6期】

深圳的两个城市模型

——遥远的时空呼应

深圳关内区平坦土地纵深约为7千米，长度却达49千米——这一用地条件天然形成了带状城市的良好基础。相当部分专家均认为这是深圳规划模型形成的主要背景。1969年的卫星地图上，深圳已经呈现出南北向与香港联动的铁路通道，与东西向山脉下关联村庄的道路，自然形态蜿蜒。深南大道沿狭窄的用地中心贯穿，适度取直但仍保留部分自然形态，连接蛇口与罗湖两个启动区，基本奠定了城市的骨架。

沿此轴线，深圳总规（1982）已经明确了“带状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理念下的“三片十八区”空间格局：随后各类开发主体“圈地”建城，彻底落实了多组团发展的根本性意义。每一个新城组团均在10-20平方公里左右，直径在5千米以内——公交车的良好辐射范围。

2002年，深圳总规确定特区外9个卫星新城——组团模型进一步生长，形成了中心城区产业活力、人居活力向关外地区联动辐射的网络，该网络至今仍是支撑深圳空间成长的脊柱。市域与关内区域之间由带状山脉分离，形成了形状更为复杂的山谷带，结合行政分区进一步适配带状空间模型。(图1)

1.1  组团性新城建设的国际共识与历史猜想

这一模型与70年代以来国际新城规划可以说非常接近。自二战后，西欧第一代新城均使用了区域廊道上的多组团城市模型作为典型模式，至70年代更逐步演变为成为深具典型性意义的新城结构：以区域廊道为本体，带动多组团弹性发展，各个组团独立配套服务，中心区位于地理中心与铁路站点中心。例如，70年代大巴黎规划设定了南北两条发展轴线，并规划了5个新城予以锚固。新城组团性结构的思路非常明确，其形态则极其多样。单一组团的面积也在10平方公里左右，并通过线性干道与轨道交通在区域廊道层面联系。(图2)

1999年,深圳总体规划荣获亚洲地区第一个国际建协(UIA)的“阿伯克隆比荣誉奖”。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正是大伦敦总体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 1944)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规划奠定了西欧第一代新城的一系列典型特征。中规院深圳分院技术骨干蒋大卫回忆：

这一思路或许不仅是深具规划经验的专家们远隔时空的共识，更是与周干峙当年参加一五期间与苏联规划专家联合推动兰州规划、洛阳规划等工作遥相关联。

1944年末，陈占祥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此时大伦敦规划刚刚收尾，他随即协助导师主持利物浦伯肯海德区规划及后续南部三城规划，可谓兼备理论与实践。1946年，陈占祥受邀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而回国，又参与了南京、上海多个都市计划，建国后和梁思成联合提出“梁陈方案”。

一五规划（1953-1957）是新中国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峰期。与苏联专家一起，1936年以哈工大工程师学位毕业、时任兰州城市建设局局长的任震英，推动了兰州工业新区建设与总体规划。参与工作的还有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工部技术骨干周干峙，他前后参加了西安、洛阳、包头等系列大型工业城市总规工作^{1 [4]}。除了西安和成都，其他6个城市均采用以具有景观大道意义的干道贯穿多组团，形成线性城市，组团内工业与人居整齐划一，绿色与水体相互穿插^[5]。

这一模型甚至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早期构成主义者与西欧现代主义规划师之间的研究与实践联动。苏联建国后，聘请了当时逃离德国法西斯的多位建筑师与苏联构成主义建筑学派系列成员，以新城区推动苏联的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柳京(N.A.Miliutin)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带状城市结构，构建了工业与人居分离又共生的规划模型^[6]。西伯利亚战前的工业城市、战后苏联大都市发展中借助新城区的扩张，成为苏联专家向中国同行们传播的经验背景。(图3)

深圳的空间模型，可以说是国际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跨越遥远时空的回应。周干峙、任震英、陈占祥等共和国早期规划的亲历者，结合他们的实践经验，在深圳规划中给予大刀阔斧的调整：

1.2  深圳空间模型的独特创新

1982年总规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深圳与国际新城、中国过往城市建设相比，在组团层级的具体开发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央与省市投资有限，但各部委背景支持下，不同主体介入主持各组团开发，他们获取了不同的政策利好、产业与人才资源，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深圳的创新之源^{3 [1]p39}。(表1)

1.3  面向中国，深圳空间模型的持续性影响

可以说，深圳与多元化主体合作，将一般性新城 “规划至成熟需25年”的单向线性模型，转变为组团分工开发、滚动推进、逐期更新的动态过程。这一模型甚至囊括了城市中心区的职责调整。为此，深圳出让了土地初期利益，至86年底，深圳规划可建设用地123平方公里中，划拨用地总数达82平方公里，实际征收并收取出让费的面积仅17平方公里。1987年，市政府总投资逾13亿，而收取的土地使用费约5000万元^[9]p76-77。但对深圳而言，它换来了发展的速度、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多元化的资源支持，甚至促使政府更重视产业税收带来的收益¹¹。更大的价值或许在于：中央政府各部委以深圳为窗口，或共同设计政策，或亲自下海，探索了国家政策体制改革的空间与边界，对改革开放的整体制度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新城的实验性在深圳得到了最强印证。

这一模型被誉为中国城市规划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但也造成了一种现象：在政府与规划层面受“战略引领+快速变现”双向机制推动，出现了炒作城市土地、以土地收入和开发溢价来衡量城市价值的微妙心态。

以上海为例，其工业组团呈现出了更为稳定的格局。上海改革开放初期，以城市现状为背景，港口又拉开另一端空间支点，虹口、金桥、张江等工业园区选择在空港边缘、浦东新区等内环沿线布局，其职能始终没有发生太大更新，这也造就了上海汽车产业、电子产业、医药产业的持续性沉淀与积累。相形之下，深圳关内经济区以万众创新的科技金融、软件服务而知名，重大制造企业围绕关外得到了更为稳定的长期发展。

深圳的开发模型事实上是不可复制的：多主体的开发，来自于中国内地资源和香港资源的集中倾注，也是开发权力的巨大让渡，这一模型在中国2000年之后的新城建设中已经不可复现——包括深圳关外地区的开发都未能复制这一模式。重要原因之一是：模型明确清晰，土地出让金丰厚，中国各城市政府看到了明确的机遇，开始主动下场推动城市开发。

2004年，深圳提出土地/资源/人口/环境承载力的“四个难以为继”，这一年正是深圳建市25年。通常在这发展节点，西欧各国新城开发公司会退出，新城正式独立发展。深圳市区内总体可建设用地939平方公里，至此25年内年均消耗约36平方公里。拥有科技与金融资源的深圳，有能力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但已经开始受囿于土地资源，难以提供充足的、可支付的产业与人居，昂贵的城市更新成为这个年轻的新城的必须选择^[12]。

其次，带状城市中，单中心向双中心转变，本来是一种典型现象：巴黎新城塞尔吉-蓬图瓦兹(Cergy Pontoise)在建设5年后，决定增加一处新中心，为线性结构提供更好的服务半径^[13]p124。但十数年间，如此高密度的中心区职责调整，则需要思考其利弊得失。1992年青岛市政府出卖土地，迁移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模式。至2008年成都府搬迁至天府中心的计划被叫停，中国大量城市在此期间选择了搬迁中心政府以带动新区发展。这一模型在欧美极为少见。

张五常曾将中国城市政府类比为以招商为己任的一级商业机构。大都市政府不但决定 “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新城就是一只漂亮的“蛋糕”，通过对各种国有机构的搬迁(政府、医院、教育机构)，高规格的规划定位，高强度的建设投入，不断地复制形成城市新的顶级区位，新城土地由此获得最大溢值。当前，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25年之际(2000-2025)：一些以深圳为蓝图的中国城市，土地资源被大规模消耗，土地出让金支持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扩张跟进，而产业自生能力、城市服务业却迟迟未曾得到建立，正在面临更大的危机。

2.1  新城：理想城市模型的塑造

新城规划，本质上是一代文化精英，最宏大的人文理想。从乌托邦时期的早期试验、包豪斯建筑师们的现代主义住区、柯布西耶的多国都市规划，到战后面对瓦砾工业城市，郊区化新城被作为国家城市空间发展政策得以普遍性推动，都是政治家、规划师、人文主义者对于如何创造城市文明、彰显人居生活价值的理想与实践。

国际新城城市中心的意象，普遍寻求凸显自然性与创新性。

自第一代新城开始，塑造与拥挤、肮脏的工业都市不同的新城意象必然包括“绿色”元素，这包括与中心都市之间巨大尺度的绿隔、组团之间清晰的绿带，并涵盖向所有公共开放的园林、生态、运动、教育空间。

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区是活力积聚的空间。受制于人口的总量，新城中心区的文化特性树立，始终是各国城市规划师的难题。创新性成为一个替代性的答案。70年代末开始规划建设的阿尔默勒(Almere)地区，作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都市圈的重要新城，缺乏特色的中心区一直为人诟病，直至2007年最后一期中心区建设中，当地邀请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试图以异构的公共空间体系，融入大型公共、商业建筑，建立一个新城的识别性^[14]p249-325。(图5)

中国一五工业城市，采用线性空间模型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沿河沿路景观塑造。城市空间中，受苏联同时期古典主义城市设计的影响，普遍利用超长林荫大道引领城市结构发展；中心城区中，古典主义中轴，大型辐射型中心广场是非常典型的语言模型。中苏关系破裂后，上述空间模型的形式主义、纪念型装饰被批判，但各个城市的纪念性干道，广场，结合同期总体规划的实施，仍对中国城市形态有巨大影响，例如：洛阳火车站前大街，太原市迎泽大街等城市经典空间。在兰州，任震英自南侧兰山高点三台阁，引入轴线，穿越旧城形成东方红广场，以省市政府与黄河、远山为终结。是八大工业城市中，唯一一例围绕旧城进行城市轴线塑造并建成的规划设计^[16]p41。

改革开放后，城市设计理念重新向欧美研究靠拢。上海“一城九镇”(2000)的思路，与西欧新城规划有很大的相似处：利用绿色且低密度的环境、独特的文化意象以及强有力的产业经济体来吸引中心区市民。为了能够短期内形成各个新城的独特性，欧洲文化被简单摹仿，形成了泰晤士小镇(松江)、瑞典小镇(外高桥)、德国小镇(安亭)、江南小镇(青浦)等系列模型，或者是采用大型湖面(临港)，运河体系与中心公园(崇明)，湿地系统(东滩)来强调新城绿色与创新的价值。

2.2  深圳福田中心区, 新中国培养的一代规划师的理想

深圳的思路曾有较大的变化：罗湖开发初期，深圳市参照香港模式，更注重高强度的开发，80公顷曾经计划密布八十多栋高层楼宇。周干峙领衔的专家团对研究后降低了将近一半，以形成和香港本土具有差异性的品质特征。1987年，深圳市府邀请完成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和华盛顿(Washington)两处伦敦新城的卢埃林・戴维斯规划事务所(Lewelyn-Davies Planning)来进行第一版深圳城市设计，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方向：通过强化系列绿轴、大型绿化公园，山体保护，“(高层)花园城市”成为深圳的重要意象。深圳89年建设指标汇总，园林绿化占地面积已达36.8%，与工业用地（40.66%）基本接近^[1]p163。 其中百米宽的深南大道两侧高层林立，融合了上述两种意象，又隐隐与一五期间工业城市的林荫大道相互呼应，成为深圳最知名的现代化城市名片。上海浦东世纪大道也采取了相近的空间模型。 

福田中心区城市设计的气质、结构、意象则与上海迥然不同，蕴涵了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历史的特殊传承^{12  [14]p6}。它经过长期的酝酿，且选址定位非常明确。1980年的《深圳市经济特区城市发展纲要》已确定：

莲花山成为福田中心区规划建设最重要的坐标原点。

1986年，蒋大卫回忆：

这一模型与中国传统城市聚落的布局模型高度相似：北侧山体伟岸，南侧遥望海洋，自然形成坐北朝南的轴线势能。以200米见方的标准单元，形成3×3的九宫格网络，北侧为市政中心，2000年南侧调整后，高层建筑与会展中心的布局复制了这一模型。 建筑大师陈世民曾从风水格局上对轴线进行了阐述。(图6)

1996年8月，包括吴良镛、周干峙在内的5位国际专家组成评委会，评出美国李名仪/廷丘勒建筑师事务所的详细设计为优选方案。陈一新回顾时指出：为什么选这个方案呢？它的造型寓意丰富，既象征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又象征鹏城二次起飞，还象征民主治理。这么大的建筑没有建围墙把老百姓围在外面，而是将公共空间和政府办公楼无缝连接，市政厅中间被中轴线穿过，老百姓在中间可以24小时全天候地穿越，很有新意^[19]。

这一空间模型，和北京紫禁城采用类似视角观察的时候，具有有趣的相似性。(图7)

他们也有不同之处：两个U型空间开口都朝向北侧笔架山——因此最具戏剧化的视点来自北侧。最重要的是：紫禁城是一个“禁止”之城，所以这一空间本质上是由层层围墙在人行层面上断绝的。深圳市政厅中部的开放中轴，公众服务职能的融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¹³。(图8)

2.3  面向中国，福田中心区的持续性影响

福田中心区确立了“中国”的“现代城市”这一文化叙事的强烈个性，开创了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新的原型空间，对比之前的人民广场、同期的陆家嘴，其对中国新城规划的中心区塑造，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14  [9]p187}。 

1992年，上海人民广场设计采用了古典主义几何轴线，兼顾开放性与政府威严¹⁵。同年上海市金融中心陆家嘴启动规划设计国际征集。最终方案使用了林立的高层建筑为主调，3座超高层建筑进一步形成跨越性地标，辅以电视塔等特别建筑，形成璀璨奇幻的天际线。人行尺度上，借助快速林荫干道，尺度较小的中心公园来保障人视点的丰富体验。

大量中国城市选择了福田空间模型，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经济迅速腾飞的县级市。原因源于实用性：政府有土地主权，能以较低的建筑总量，而不依赖高层建筑，塑造一个强烈引起共鸣的场所特质。另一原因应当是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精英群体，对于这一空间模型的熟悉与共振。规划师们迅速回到真正的“正统”，政府坐北朝南，低矮公共建筑放在南侧或两旁，以大型公共空间（河流、湖体）或高层建筑拱立为对景。(图9)

2.4  作为原型空间，福田中心区模型的潜在问题

这一空间模型隐藏着下述典型问题：

中国城市政府空间由此一度“无轴不欢”，创作语言大幅受限。这一现象不仅覆盖各大都市，甚至各地区级政府。白小刺2011年拍摄的112处政府大楼，大量位于这样的空间场景中，本来并非高层建筑，但由于巨大的环境空间尺度和空旷的背景，凸显着政府的强烈权威¹⁷。(图11、图12)

自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起，就对古典主义城市“又长又直的轴线”的美学价值予以抨击，认为其“满足与僵死的规则性、无用的对称以及令人厌烦的千篇一律”^[21]。 现代主义建筑设计，进一步将其视为豪斯曼式的权力审美。这一观点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影响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形态强化。东柏林斯大林大街为例(今卡尔-马克思大街， 90 米宽、2.2千米长)，被称为“社会主义凯旋轴”，其尺度与古典柱式被官方宣称为“民族传统”，但实质上是苏联式权力景观的移植^[22]。

福田空间模型不存在外来文化的强加，甚至可以说是几代不同背景的规划师、政治家多轮开放型选择的文化共识，但这一寓含权力意味的景观，在公众层面、在城市文化塑造的目标层面的影响是需要深入评估的。

事实上，也有成功的模型：珠江新城虽然仍然选择以燕岭为屏，沿南北向的轴线，却没有安置任何政府建筑，只保留了公共文化建筑；同时大幅度压缩了轴线宽度，最狭窄处只有110米左右，并在这一位置，把两座超高层建筑紧靠轴线布局。这一原型保障了空间的公共性、提供步行漫游、商业服务的良好尺度，同时在天际线群体塑造中也更显戏剧性。

无论如何，这一模型的价值同样明显：

福田空间模型造成的优势与问题互现：既是深受欢迎的城市客厅，也可以是人迹寂寥的典礼空间。但空间本身就意味着可能，它为未来的设计者、未来的政治家、未来的人民始终保留了一个“场域”，并由此具有无限潜力。

国际新城发展通常在25年左右进入稳定期，除极少数新城，人口与就业均就此进入家园塑造、新城二代培育等常规社会问题。1980-2025年，深圳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变革状态，这使研究学者始终在关注它的前景。

对比国际新城建设和新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城市建设，深圳都拥有经验的承继、以及独立的创新。在新城的滚动开发、产业动力寻找、新城的实验性探索、文化的塑造以及新城与原住民融合等一系列典型工作领域中，深圳都体现出了更为独特、更为广泛的策略设计。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价值认知、发展模式、空间原型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可以说：深圳的规划模型与城市设计模型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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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注释和图片来源见纸媒正文）

（刊于《世界建筑导报》2025年第6期 NO.226，P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