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深圳外国人的流动性与地方感关联研究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4.01(总第3期)

全球化背景下，物质空间流动加速，人的流动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愈发频繁，活动维度也从社区、市域、国内向宏观拓展，演化为更为密切的国际层面的往来。正如知名全球移民研究专家卡斯特尔斯所述，地球正经历从地域性空间到流动性空间的转变。在我国社会发展背景中，流动性逐渐显现为一种显著特性。然而自2019年年末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居民的国际流动出现了创历史纪录的下降。流动性的放缓、阻断成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途径，也由此诱发了部分国家、地区的“逆全球化”。在地理学领域，由于流动性的显著作用，地方不再是固有的、恒定的，而呈现出动态变化和相互关联的特征。疫情不但阻碍了人们的流动，也改变了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目前学界对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注重于跨国大尺度的移入、本地劳务移民的务工行为，以及移民对移入城市和移入国带来的影响与价值等，较少关注国际移民的流动性与迁入地的地方感之间的关联。流动性已然成为全球移民流动在多元地理范畴和空间实践交互的关键表现形式，这可揭示社会联系、地方依附以及身份认同等相关问题，深入解析移民流动的社会表象。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际化的城市研究主要来自上海、南京、广州等有着较长国际化建设历史的城市，因此对于国际化城市建设的研究多以国际化社区为研究单位。本文选取的深圳作为案例地具有一定特殊性与时代性，即深圳在国际化实践中拓展了社会空间尺度，在2019年《关于推进国际化街区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中首度正式提出建设“国际化街区”。从社区扩大到以街区为研究单元，倡导在15分钟步行尺度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与全要素流动。本次研究尺度与深圳在后疫情时代所倡导的社区自治、城市治理下沉方向一致，聚焦于以提升地方感为目的的流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深圳市的国际化街区空间分布是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的侧写。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圳国际化的雏形，以港务为主的外籍人口来深创业就业，以多个口岸为点、本地社区为线交织出小范围外籍人口聚居区，如南山蛇口（包括沿山、水湾等社区)。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与产业转型，深圳对外籍人士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其中以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为首，在福田华强北、南山高新园、龙岗华为等街道或社区迸发出新的国际化活力。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发展机遇下，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深圳“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打造一批充满魅力的国际化城市新客厅，建设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品质卓越的国际化街区（表1）。

（一）“流动性”

在全球化的研究背景下，卡斯特提出“流动的空间”理论，倡导“空间就是社会”，即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他指出，互联网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传播赋能了空间流动性，各国资本文化的往来打破了曾经的地域界限。所谓的空间流动，便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重复的交换与互动序列”。流动性作为现代生活的普遍特征，其内涵不再局限于客观物理移动过程，亦涵盖着流动性所引发的个体感受及其衍生的丰富社会意蕴。当下关于流动性的研究已涵括了地球与城市两大范畴的日常行为模式。从宏观流动模式的研究视角向中观的移民空间行为与地方互动转变，同时愈发关注微观层面的日常实践及地方认同等。因此本研究将流动性在时间尺度上分为新冠疫情前（2019年12月前）与疫情后（2019年12月后），在空间尺度上分为全球流动性与在地流动性。

（二）“地方感”

“地方感”（sense of place）即为个体或群体依靠体验、记忆和依恋对地方产生的依附感。段义孚将地方感界定为社会性的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一般认为地方感产生的要素包括以下方面：地方情感关联或特殊记忆、身份价值的体现、自主权的私密区域、支撑社会关系网络的公共空间。

国内外已有相关学者对地方感相关概念、ODTG研究框架、地方感维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在对地方感维度的划分上因不同的研究对象、问题有一定差异化。在心理学领域研究中，人类对空间的情感、认知和意动构成了地方感知和态度的三个基本维度，以往地方感研究也主要基于此衡量相关概念。其中情感（affect）指交感神经系统中的反应或活动；认知（cognitive）指与目标态度相关的信仰和思想；意动（conative）指与行为相关的意向和忠诚。基于情感—认知—意动的人地关系体系，本文从社区归属、地方认同、地方归属、地方忠诚四个方面划分地方感维度（表2）。

（三）流动性与地方感关联模型分析

根据多林·梅西的文化认同理论，国际流动性的增加有助于加深全球地方感，同样地，在地流动性也促进了在地地方感。上文提到人对地方的感知和态度有三个维度，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时间上的连续和演变。当人与地方产生了一定的情感联系，对地方形成特殊的感知/认知（perceptual/cognitive），从而生成“地方映像”（placeimage）。地方映象是一个包括信任、印象、情感和评价等要素的概念，促使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最终决定着对象的发展意向和行为忠诚。基于此，将本文的地方感四个维度代入情感—认知—意动的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构建流动性与地方感的关联模型（图1）。

（四）研究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图2）是通过五个层面递进，通过文献分析与实际调研，影响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流动性与人地关系变化有主客观两类因素，客观因素包括疫情期间国际流动受控、签证到期与政策限制，主观因素包括人地关系分异、社会融合受阻等。人们的流动频率降低、流动范围缩小，大多数的活动时间发生在社区，对人的社区归属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根据多林·梅西的文化认同理论，流动性影响地方感并作用于地方认同。当人产生地方认同时，即在情感上对地方产生依赖，通过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分子产生自我认同，由此引申出地方归属。而不同的地方归属成因会进一步影响地方感和未来发展意愿，即文中所提的地方忠诚。

文中地方感的测度主要来自对疫情后被访者的邻里交往、地方认同、地方归属、留深意愿等变化的访谈，基于这四个板块的访谈内容，提取影响地方感类型的四个维度因子。对被访者进行人群画像，总结归纳出五种地方感类型，并分类探讨流动性与不同类型地方感的关联。最后从结论出发，以增强移民地方感为目的对未来国际化街区的空间建设策略提出一些建议。

（五）研究设计及对象

本次研究采取志愿招募的方式收集了共40个样本数据，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实地观察等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2021年5月到2021年11月历时半年，对2019年前到中国并有长期在深圳的居住史且目前仍居住在深圳的外籍人士，调查其新冠疫情前后不同尺度流动性变化对其地方感的影响。研究划分社区归属、地方认同、地方归属与地方忠诚四个研究层级，围绕居住历史、流动性、社区营造、地方感等展开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长为50~110分钟，访谈材料整理统计共12万字。不同于以往传统定量分析研究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地方感的分类和验证，此类方法充分考虑个体的差异和特殊性，可以深度挖掘被访者想法。

此次研究的被访者来源于世界各地，以欧洲和亚洲国家居多（图3），男女比例7:3，被访者来深圳的主要目的为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学习、婚姻以及其他原因；从事的职业类型丰富且具有较强专业性，如建筑师、教师、足球教练、IT技术人员等；来深圳之后的居住地分布在各个区，其中南山和福田较多（图4）。

本文研究的全球流动性和在地流动性具体包括国际流动、国内流动与市域流动。

在40名被访者中，37名被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后完全切断了国际流动。对于国内流动：29人表示减少了出行的频率；6表示增加了出行的频率；其余表示无影响。而对于市域流动：8人表示减少了在深圳的出行流动；2人表示疫情后反而增加了深圳的在地流动性，其余表示基本无影响（表3）。文章中对被访者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编号，编号由性别及序号构成。其中，F（Female）代表女性，M（Male）代表男性，按照采访顺序生成序号。例如，“M19”表示第19位男性被访者。

全球流动性主要指的是国际流动，其在21世纪大大增强。在被访的外籍人士中，除部分跨国企业（例如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仍保留必要的国际流动外，绝大部分被访者的国际流动受限于新冠疫情管控、签证问题、航班切断等。

“新冠疫情后我基本不会出国，因为出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疫情暴发后去很多地方都要做核酸检测。我去年回过一次墨西哥,之后就没再回去过。”

——采访对象M10来自墨西哥

在地流动性包括国内流动和市域流动。访谈中大多数人的国内流动出行受到限制，但市域流动没有受到影响，甚至有所增加。经分析，这部分人群的地方归属与地方认同相较疫情前有显著提升，因此初步论证在地流动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在深圳外籍人士的地方感，疫情后对于外籍人士国内或在地的流动性激励将有助于丰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地方感的深化。

“不能出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可以更多地探索及了解中国，我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在中国境内旅游，去了湖南、云南、广东等有较多村落类型（例如凤凰古城）和其他能够感受景观和文化的地方。有时我的妻子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感兴趣的信息或图片，找到地点，然后订机票飞过去。”

——采访对象M19来自英国

（一）社区归属：邻里交往与社区参与

社区中的交往行为是邻里设计的重要一环，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行为过程，在国际社区中更直接产生了跨文化交流需求。

杨·盖尔依据接触强度将交往行为划分为高强度交往和低强度交往。访谈可得，住区内外籍人士的邻里活动大多呈低强度型，即被动式接触，发生的场所多在电梯、楼道、小区花园等。而对于高强度交往在访谈中较多人表示邻里之间的关系并未达到亲密程度，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是阻隔其交往强度进一步加深的主要原因。介于两者之间的“偶然的接触”与“熟人”的接触则体现了被访者的邻里社交与日常人际关系。在访谈中，大多数对社区归属感的表述较为复杂。以往研究表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居住时长、社会网络、社区参与等。基于此本文依据邻里交流、居住时长、社区参与度、对邻里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大致将被访者的社区归属感归纳为强、可变化、中立、低四个等级。调研中绝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出对邻里关系的正向诉求，对所居住的社区有较强的归属感。

（二）地方认同：身份属性与城市社会认知

1.身份认同

在《城市意象》（1964）中，凯文·林奇认为一个“有效”的地方形象需要具备三个特征，其中之一是“身份”，身份就是一个物体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个人或社会群体诠释或认知“我是谁”往往以身份认同介质呈现。在反复的日常空间实践和感知中，个体可逐渐认识本我价值并强化个人理念，本我与他人的区别逐渐显现且塑造出个体身份认同。新流动范式下，“家”的空间边界逐渐消弱模糊，身份认同得以脱离恒定、固化边界限制而增强多元内涵。对于“您是否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大部分被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部分被访者表示出对家乡和深圳的双重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两名被访者认为自己是蛇口人而非深圳人，“蛇口是蛇口，深圳是深圳”体现了他们对这片街区独特的地方认同。笔者认为这种独立的地方身份除了文化因素影响，更多的是来自空间因素：对外——城市交通可达性的相对疏远；对内——街区尺度较小，国际化设施完善，慢行系统建设完备，社区联系紧密，等等。这种独特的地方认同在后续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

2.社会认同

留在深圳的外国人对深圳的社会认同相对正向。这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对深圳城市印象的描述。“城市印象”是个人对城市局部产生的印象和认知，通过对具有鲜明的识别性和表意性的城市局部元素归纳升华出一种被社会多数人所接受的“城市形象”。对访谈中“您如何用一些关键词来描述深圳？”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六大类被访者对深圳的城市社会认知（图5）。统计发现，被访者对深圳的印象关键词集中在城市发展类和产业发展类，这一点符合前文提到的大多数被访者来深圳目的是工作。

基于上述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访谈，将被访者的地方认同感分为：强、中、弱和割裂（既渴望融入本地社群，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减退感到迷茫冲突，产生“文化身份焦虑”）。

（三）地方归属：“家”的边界和归属感分类

让人产生强烈依恋感的地方往往能给人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上的依恋在“家”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地方存在多重空间范畴，家、住区、城市、区域和国家皆可定义为其空间单元。通过访谈被访者划定了其对于“家”的空间边界的认知。本文将调研结果归纳为:对家的定义在社区、街道、深圳外（其他省市或国家)，以及随处或不定。其中大部分被访者对于“家”的界定在街道范围，因此以街区为单元开展地方感研究是更具实践意义的。

对于将“家不在深圳”的被访者群体，进行了对改变地方归属影响因素的访谈。具体问题包括:“您如何定义您的家?(出生地、家乡、现居住地等）”“如果您不认为深圳（或以内）是您的家，什么因素会改变这一点?(居住时长、婚姻、房产等)”。在文化认同的理论框架下，结合詹妮弗·克罗斯描述的人与地方的关系类型，本文根据归属感的成因将被访者的地方归属归纳为以下类别：基于地缘关系的地方归属、基于社会联系的地方归属、基于精神内在的地方归属、基于发展选择的地方归属、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归属（表4）。

（1）地缘关系与地方归属

该类样本群体的特点是对地方有强烈认同感和相对较长时间的居住。在这一人地关系中，居住时长以及附近的流动是建立地方归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新来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出牢固的联系。因此，无论被访者已有长期居住史，抑或是有长居计划的新来者，在其生活地方度过的时间都会创造出记忆和经历，成为其地方认同与地方归属的一部分。

（2）社会联系与地方归属

该类样本群体的归属强调是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与深化带来的，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等。这种改变是主动的、自然而然的，相比地点而言，往往与个人经历更加相关。尽管如此，身份转变的潜在条件往往是其发展流动的意愿去向，因此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居住环境能够极大地影响这一点。

（3）精神内在与地方归属

该类样本群体的归属是人地精神上的联系，一些被访者描述了与地方精神方面的重要关系，即出于某些特殊社会事件、个人经历而产生的归属感。一般与居住时长关联并不强烈，往往出于被访者的重大人生拐点、特殊社会联系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深刻归属感或情感共鸣。

“我与我的兄弟回国联系了几次，然而一切和我离开的时候几乎一成不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的父母离世，家乡只有已经成年 的兄弟们。因此，我已经将深圳视作自己的家。”

——采访对象M11来自比利时

即使是不将深圳视为“家”的被访者也表现出与其认同的“家”的精神内在联系，这一联系无关流动、政策、资本，而是出于被访者个人经历的心理层面的偏好。

“我会说南京是我的第二个家，在南京人们更加友善，我觉得深圳的人比较有优越感，在深圳一个人的着装打扮、行为举止对陌生人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最讨厌深圳的一点，南京不会这样，你就是你，是独立的个体。”

——采访对象M15来自英国

（4）发展选择与地方归属

地方归属的第四种关系类型是一种“商品性”的关系，其特征是发展流动性的选择，即选择流动向一个具有理想特征的社区、城市或是国家。这一基于商品化选择的关系与个人的地方情感几乎没有关联，通常源于对一个社区或城市的不满，转而寻找一个更理想的地方，或出于对生活成本与品质的匹配而进行居住流动。

（5）身份认同与地方归属

该类样本群体的归属是建立在被访者与物质场所建立联系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稳固的意识价值观与发展前景之上的。身份认同的特征是关于如何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明确“地方身份”。在多林·梅西的理论中，身份认同是流动的，这一流动性来自不同场所、不同地方中文化认同的差异性。基于“身份认同是可流动的”的观点，具有多元身份认同的被访者往往表现出正面倾向的归属感。

“我会把深圳称为家，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是以一种国际公民的意识和身份成长的……对我来说，家是英格兰、哥伦比亚、加拿大、中国，实际上有5个家，但我现在住在中国深圳，我的妻子、女儿和我住在深圳，我的工作在深圳，所以深圳是我的家。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家都是同等重要的。”

——采访对象M19来自英国

（四）地方忠诚：潜在发展流动意愿

疫情改变的不只是社交、生活、居住等显在流动性，还有定居、发展等潜在流动性。在深圳的留居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访者的归属感强弱，从而体现其地方忠诚。结合问题“您是否有未来几年在深圳定居、发展的意愿？”将被访者的留居意愿分类。大多数人表达了未来数年内在深圳留居的发展意愿，其中依据其留居的原因主要分为两个团体：一个是已在深圳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或开展了事业，另一个是对在深圳的前景表示观望但充满期待。这里将两种在深圳有留居意愿的被访者分为两个类型：继续居住、寻求理想的而非特定的居住地，而促使这两种类型的原因主要是家庭、事业、教育。

“疫情暴发的时候，我曾考虑过离开中国，可是转念一想，留在中国反而是个机会，因为疫情使得大量外国人离开深圳，如果我选择留在中国就可以‘占领市场’，等到疫情结束，外国人再回来的时候我也不怕(与其他外籍人士)竞争了。我希望在26岁前事业有成，这就是为什么我留在了中国。”

——采访对象F2来自俄罗斯

与此同时，未来也有潜在离开深圳或已决定不留在深圳发展的被访者，分为两类：可变化的、想离开但受限的。这两类人群的潜在发展流动性是趋于离开的，往往是由于客观因素(如政策变动、疫情管控、事业机会等)或主观因素(地缘情感、家庭流动等)而在未来有离开深圳的打算。

同样地，还有极少部分人群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潜在流动倾向。本文将此类群体的发展流动性归纳为：无特定发展/流动预期。此类被访者群体对于目前的居住生活相对满意但并未形成强烈的人地情感关联。

（一）地方感分类与人群画像

地方感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维度构成上，也体现在等级层次上。哈蒙依据地方感强弱和特征将其划分为多层次类型，即根植性、异化、相对性和无地方性。结合实际访谈结果，本研究将疫情后在深外国人的地方感层次分为五类：驻地归属、二元归属、地方相对性、无地方性和地方异化（表5）。

通过人群画像对地方感进行分类讨论要求被访者的信息较为完整，因此仅选取本研究40名样本中较有价值的33名进行人群画像分类,其中8人划分为驻地归属，9人划分为二元归属，是地方感最积极的两种类型。表现为强归属、高流动的特征；10人划分为地方相对，3人划分为无地方性，这两类人群大多有着较多的国际性流动史，没有牢固地扎根于任何特定的地方，人地关系薄弱且可变化，其地方认同往往呈现出迷失与归属并存。它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有无明确的对某一地方有“家”的认同。表现为低归属、高流动的特征；3人划分为地方异化，作为地方感最疏离的类型，此类人群往往对地方有负面评价，且不认同、不满意所在的社区和地方。访谈中大多数人谈到“深圳只是一个赚钱的工作地”，表现为无归属、低流动的特征。

（二）被访者流动性与地方感的关系及典型案例

1.驻地归属

对于驻地归属群体而言（表6），由于家庭纽带、在地时间等因素已经形成落地生根的强归属感，其文化认同与行为模式已经接近于本地居民，在身份认同方面也多以“深圳人”自居。研究中驻地归属类较多居住在蛇口附近，来深圳时长较长，平均年限达到10年以上，从事的职业也各不相同。这类群体在疫情后全球流动性降低，在地流动性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呈现出高流动的特征。然而也有个别被访者考虑安全因素而降低流动性，但由于这一群体的地方认同与归属感来自其在地居住的经历，因此对于出行频率减少的被访者，也仍会通过其他方式增加在地社会联系，如社会参与等。所以疫情后流动性的变化对其地方感没有影响（图6）。

2.二元归属

二元归属表现为既将家乡视为归属地，又将深圳这一常住地视为家。研究中这类群体来深圳时间较长，平均年限在4年以上，从事的职业与教师及教育工作相关（表7）。这类群体的特征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二元性：一种在疫情前对非刚需流动(非日常出行、非通勤出行的流动)需求较高，在疫情后全球流动受到明显限制后会倾向于转向更频繁的在地流动，因而也表现出更加正向的地方认同（图7、图8）。另一种是被访者不变或减少了在地流动，其地方感则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由于此类型在疫情后具有较大普遍性，因此在国际化街区建设中以这一类型的需求为参考指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疫情前我总是选择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而疫情后我只在国内旅行，每个假期我都会离开深圳，去看看中国各个城市的风景。比如成都、三亚、扬州、青海或是深圳的西冲。我不觉得相较于疫情前旅行的频率改变了，只是目的地变了。”

——采访对象F9来自美国

3.地方相对

地方相对表现为可变化的、可替代的归属感。这类群体有着较为明确的发展目的性，其日常流动主要局限于刚需流动（日常通勤）（表8）。因此，疫情并没有影响这类人群的流动性，而且为了满足一定的总体流动需求，在疫情后往往主动增加在地流动性。由于该群体的地方认同、归属或居留意愿往往取决于该地的发展潜力，所以流动性的变化并不会明显影响其地方感。但部分被访者也可能由于其他社会关系而出现可替代的地方归属，并产生离开深圳的发展意愿（图9）。

4.无地方性

无地方性跟地方相对类似，都有着明显的职业倾向特征，往往有着较强的职业认同与工作强度，因此多以工作为目的来深圳且未来有继续在此留居的意愿，尽管这一意愿并非出于地方认同。因此,疫情对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流动和国内流动，市域流动则保持着日常刚需流动（通勤）而不变，或因工作转线上而降低。其地方归属往往来源于个人发展而非特定精神联系或事件联系，所以流动性的改变并不会对地方感带来明显影响（表9）。

5.地方异化

地方异化表现为明显的对所在地不满并且想离开的意愿（尽管这种发展计划不一定付诸行动）。这一群体在疫情限制国际流动后，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没有进一步增加在地流动的意愿，其地方认同和归属感相对来说较弱，多呈现出人地情感关系的割裂。此外，在社区尺度中，这一群体更倾向于活动于社区范围之外，因此与社区产生的人地情感联系较少，社区归属薄弱。这一点佐证了前文所述社区归属与地方认同的关联（表10）。

(一）结论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了解在深外籍移民的地方归属、地方认同等情况，基于此将被访者划分成五种类别的地方感。统计被访者在疫情前后的流动性变化，尝试从中探索出其流动性与地方感之间关联。总体而言，流动性与地方感的关联性因被访者不同的地方感类型呈现差异。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受流动性影响地方感强弱发生变化，如二元归属和地方异化。二元归属表现出二元性，即增加在地流动性的会提升地方感，反之则降低，此类型在本次的研究样本中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地方异化来说，往往会降低在地流动的频率和尺度，从而降低地方认同。因此，对于这两类群体来说流动性的增加与地方感的加深呈现正相关的变化趋势。另一种是地方感未明显受流动性变化的影响，如地方归属、地方相对和无地方性。主要因其强烈的地缘关系和求职观念的缘故，地方感不会轻易改变。

本文关于流动性变化与地方感关联的结论佐证了多林·梅西对于“地方文化认同”及“全球地方感”的理论分析，即空间流动性会促进地方依恋、形成地方文化认同，从而加强长期的居住意愿与地方归属感。然而，本文构建的地方认同、地方归属的理论模型较为粗糙，也只提出了流动性与地方感的大致关联，在理论创新方面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此外，外籍居民在深圳日常流动的行为模式与空间轨迹的关联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未来国际化街区的建设策略

1.小微更新与本土文化保护

在国际化街区建设中，一流的、先进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固然是不可或缺，但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本土文化的留存与再生产。深圳许多商业中心已实现本土景观与泛文化的深度融合，譬如海上世界、华侨城等项目，这些成功的城市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外籍人士前往。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经历改革开放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与融合，面对国际化的发展需求，全盘保留本土文化遗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倡导“小微更新”的传统文化保护在国际化街区的建设中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在城市设计中保留文化元素或传统街巷格局。

2.国际化多元业态植入街区

街区更新向更加混合和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这一方向逐渐取代了以往严格划分的空间类型。前文提到蛇口之所以有着独特、深刻的地方认同，与其在城市更新中国际化多元业态的植入是密不可分的。如蛇口海上世界作为在深外籍人士最常聚集、最为国际化的公共服务场所之一，一方面整合了不同需求、复杂性以及各种语汇和形式的“混合”，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化场景的植入，如季节性活动等，加深了在地的文化认同构建。所以在后续的国际化街区建设中，以增进流动频次为目的设置多样化的业态选择，针对不同群体设置包容性的公共活动，是提升街区吸引力的决定性要素。

3.小街区的社会公共活动

流动性的加深可以增进被访者的地方感，部分在疫情后增加了市域流动频率的被访者，其流动范围主要是以居住地为中心的小尺度流动。小街区意味着邻里之间更频繁的交往，在流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减小流动的距离即是增加流动的频率。如果外籍人士能够参与到更丰富的社会公共活动中去，就会建立更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基于小街区的流动在国际化街区建设中应予以倡导。此外，小街区的交通规划也应面向绿色出行，建立小尺度内以步行、骑行为主，中尺度内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出行结构。

“蛇口是个好地方，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最终还是会选择深圳蛇口作为居住地。因为蛇口有小街区，像塞尔维亚一样，很适合居住，天气也很舒服。小街区会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会有很多有趣的活动。”

——采访对象M3来自荷兰

4.多元融合下的社区参与

本森与杰克森（Michaela Benson &Emma Jackson）的研究所述,“社会群体不单纯基于地方与生活习惯是否相匹配而择居,而会在日常实践中加深邻里交互、个体行为来重构理想的地方”。为了更深的社会融合，社会参与成为邻里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前文的访谈之中，有一些被访者因“不了解、太远了、无法抽空参与”等原因无法参与志愿活动，而有参与的被访者在提及“社区参与”时也大多提到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日常活动，或与中国节日相关的文化活动，极少有被访者提及社区治理的公共参与。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访者对于社区治理与公益活动的态度是被动、单向的。一些研究表明，社区中外籍居民的社会融合和社区参与直接关联了社区接纳度（community receptivity）。社区接纳度作为社区归属的一部分，与地方感的塑造也密切相关。活化社区公共空间促进邻里交互，这能增强地方社区群体的社会联系黏性，最终推动居民建构社区归属感。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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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