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边防武警抓到收容所
我上班的联和饼干公司位于蛇口，隔着海和对面的香港相望，有些地方其实离得很近，站在蛇口，对面香港的高楼看的一清二楚。 上班不久，工友们聊天説起来，过去老有偷渡客趁夜下海从蛇口游到对岸去，感觉很新奇。的确，九十年代初，尽管深圳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国内总体经济水平不高，老百姓的生活与对面还是有差距。所以九零年代以前，做偷渡客的人还是比较多 ，但随着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讲话和深圳的飞速发展，这种现象基本没有了。这个话题深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总想着走到离香港更近一些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一天，下了夜班，我便信步走向海边，海风很清爽，天气很晴朗，对面香港的山体和山凹里的高楼看的特别清晰，那时还有些小激动，于是努力想要走的更近一些，正在这时，身后突然传了叫喊声和怒吼声，我一激灵，转身一看，两个持枪的武警战士正快速向我跑来，我忐忑的站住了，跑在前面的战士用枪托指着我说：“站住，你要干什么”？我不假思索的回答：“看香港”；“这里不能看，这里是边防，你想偷渡吗”？另一个小战士质问到，同时一只手撕扯住了我的胳膊。这时才明白过来，蛇口的这段海岸线都是边防，俩武警战士把我当成偷渡客了，于是我赶紧解释，是联合饼干的员工，但当时下班后换了衣服，厂牌和暂住证都没带，他们这时更严肃起来，要把我当成三无人员送到收容所 ，情况的确有点紧急，看着比我小一点的武警战士，我开始耍起赖来，坐在沙滩上，痛述艰难史，从大西北说起，到上大学，到沙漠养羊，到下海深圳，最后俩战士看我的确不像盲流，态度慢慢缓和了，最后我试着问他们是哪里人，套套近乎，他们让我猜，猜对了就放我回去。于是我把仅知的所有地理知识从脑袋里搜出来，从华南猜到华中，再到华北猜到西北东北，愣是没猜着。这时，其中一个小战士笑了，告诉我，是海南的，看到他们笑了，我知道今天这关算过了，就这样，他们跟着我离开了海岸线。回到宿舍，舍友都为我庆幸，说我运气好，否则，我可能已经被当成盲流遣送回老家了。
两次遇到了站街女
打工之余的生活是单调的，晚上喝喝酒，打打球，要么就是和弟兄们去逛逛街，更多的是看招聘信息，期望能跳槽到一个条件和工资更好更高的地方去。那年，国贸楼还是深圳的地标，帝王大厦已经开工了，但看不出来有多高，国贸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深南大道和东门市场也经常去溜达，有一天和秀松，
一位来自浙江的长相十分清秀工友去深圳市区，在深南大道溜达，迎面走过来两个年轻女孩，岁数跟我们差不多，擦肩而过的时候，一个姑娘好像用肩膀撞了我一下，低声跟我说：“先生，一齐玩玩去”，我和秀松面面相觑，愣是没反应过来，虽然我俩都上过大学，也算是经过世面，秀松是西安上的大学，但这种事的确是第一次，反应不过来也很正常。不一会儿，那两个姑娘又返回头来，再一次和我们迎面相遇，这次，一个女的直接上来揽住了秀松的胳膊说：“帅哥，一齐玩玩去”，我强做镇定的小声说：“你们干啥，不去”，最后又来了一句，“我们没钱”；“没钱可以给你们便宜”。路人纷纷看着我们，自己非常紧张，我拉着秀松迅速走开了，心砰砰乱跳，那感觉好像我们是弱势群体，也应了现在的流行话：“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一路上我俩唏嘘不已，感觉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九二三年，尽管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对身处内地的我们，非常封闭，加之年轻，所以对女性拿身体换钱的做法还是很为震惊，到后来，我俩去深圳剧院看电影，门口常有浓妆艳抹的女子要陪着我们去看电影，当然是有偿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