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盛夏,蝉鸣聒噪,我和同村的阿磊揣着满心的憧憬,从河南周口老家出发,挤上了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我们身上总共带了四百多块钱,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除去车费和路上的干粮,踏入深圳地界时,口袋里只剩下两百出头。彼时的深圳,到处都是工地和新建的工业区,高楼拔地而起,处处透着机遇,却也藏着无数漂泊者的窘迫,而我们,就是这无数漂泊者中的两个。
找工作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百倍。我们没有文凭,没有技术,只能在各大工业区的门口徘徊,挨个询问工厂是否招人,可一周过去了,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纳我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我们不敢住旅店,只能在一处在建的工地角落里凑活,每天靠着五毛钱两个的馒头充饥,渴了就喝工地里的自来水。那时候深圳查暂住证查得极严,每到深夜,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我们都会吓得屏住呼吸,生怕是治安员来检查,一旦被查到,等待我们的就是遣返。
九十年代的深圳,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亭也寥寥无几。我们明明知道有个远房亲戚在深圳打工,却无从联系,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在他可能出现的工业区瞎找,一次次失望而归。连着找了十几天工作,每天顶着烈日游走在陌生的街道,看着工厂里穿着工服上下班的人,心里满是羡慕,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背井离乡的心酸,远比想象中更沉重。
在一个不起眼的工业区路口,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玩具注塑厂,工厂门口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工人上下班,大多是年轻鲜活的女工,负责注塑玩具的分拣、修边和包装。我和阿磊无处可去,就坐在玩具注塑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她们说说笑笑地走进厂区,再看看我们自己,衣衫破旧,面容憔悴,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几块钱,那种落差感,让我们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天,我们在玩具注塑厂门口坐到了深夜十一点多,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我们的迷茫和无助。就在我们准备蜷缩在台阶上熬过这一夜时,玩具注塑厂的保安大叔注意到了我们。他走过来,语气温和地询问我们的情况,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我们索性敞开了心扉,把自己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没想到,这位保安大叔也是河南人,更巧的是,他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市,算是真正的同乡。他乡遇故知,原本紧绷的心瞬间放松下来,委屈也一下子涌了上来。大叔见我们实在可怜,心善的他便邀请我们到工厂内的宿舍过夜,还叮嘱我们,暂时先住下,慢慢找工作,不用急。
这家玩具注塑厂有两三百名员工,大多是负责玩具分拣、修边、包装的女工,男工不足五十人,主要负责注塑机器操作、模具调试和原材料搬运,宿舍里还有不少空床位。保安大叔告诉我们,玩具注塑厂很少对外招男工,大多是熟人介绍,没有关系很难进去。不过,他话锋一转,说附近刚搬来一家新开的小型玩具注塑厂,还没正式开工,正大规模招人,让我们第二天一早过去试试,或许能有机会。
第二天一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保安大叔道别,按照他指引的方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家新开的小型玩具注塑厂。工厂不大,位于这家老牌玩具注塑厂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门口还堆着不少注塑机器、模具和原材料,几个工人正忙着搬运、安装调试,看得出来,确实还没正式投产。厂门口的铁门上贴着一张招聘公告,字迹工整,清晰地写着招聘普工,不限经验,主要负责原材料搬运、车间辅助和产品分拣,看到公告的那一刻,我们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没有过多犹豫,我们立刻上前咨询招聘事宜。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比我们稍大几岁的女孩,穿着干净的衬衫,看起来温柔又干练。她叫林晓,是厂里的文员,因为人手不足,临时帮忙处理人事招聘的工作。她看了看我们的身份证,得知我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后,眼睛一亮,笑着说我们学历不错,学习能力强,随即就带我们去见经理。
经理是个地道的广东人,说着一口我们听不懂的粤语,他和林晓低声交谈了几句,林晓就笑着对我们说,我们被录用了。那一刻,我和阿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终于不用再露宿街头,不用再担心被查暂住证,不用再靠馒头充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林晓是大专毕业生,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经理的侄女。而我们,也成了这家新开玩具注塑厂的首批员工,说起来,也算是厂里的“元老”了。入职手续在当天上午就办理完毕,中午的时候,林晓还热情地请我们到对面城中村的快餐店吃了一顿饭,说是欢迎我们加入。下午,她就带我们去车间帮忙,我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本以为会先安排宿舍,没想到刚入职就要开始干活,心里多少觉得有些不合理,但转念一想,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也就不再计较。
车间里堆满了各种注塑机器零件、未组装调试的注塑流水线、模具和大量的电缆线,显得有些杂乱。那天和我们一起在车间干活的,还有四五十个新人,都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大多和我们一样,是从外地来深圳打工的。我们刚踏进车间,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哥走了过来,他是车间的老技工,安排我们打扫车间卫生,把散落的机器零件、模具摆放整齐,再把不要的纸箱、包装废料搬到外面去。
我和阿磊看着偌大的车间,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只能学着其他新人的样子,拿起扫把漫无目的地打扫,偶尔帮着搬运一些轻一点的机器零件和模具。虽然累,但一想到自己有了稳定的工作,心里就充满了动力。傍晚五点半,林晓过来通知我们下班,吃完食堂的晚饭,她就带我们去宿舍安排床位。
我们的宿舍在工厂的一楼,是一间八人间的集体宿舍,有阳台和独立的卫生间,比我在老家上学时住的宿舍好太多了。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两个床位铺好了草席,上面还零散地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想来也是和我们一样刚入职的新人,还没来得及收拾就被安排去干活了。前些天,我和阿磊凑钱买了一张凉席,想着先让阿磊用,我自己先用车间里的纸壳子应付一段时间,反正广东天气热,也不用盖被子。宿舍刚翻修过,连电风扇都没有,每天晚上都热得睡不着觉,却也觉得比露宿街头强上百倍。就这样,我的深圳打工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们在车间里连续干了一个星期的杂活,每天都是打扫卫生、擦拭注塑机器、协助技术人员安装调试模具和流水线,活儿不算辛苦,甚至还有些有趣。我心里偶尔会犯嘀咕,这么轻松的活,会不会不发工资?现在想来,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到了周末,工资一分不少地发了下来,虽然不多,但足够我们日常开销。
一个多星期后,厂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新员工,而且大多是年轻的女孩,这让我和阿磊都有些意外。粗略算下来,新进的女工有一百多人,主要负责玩具产品的分拣、修边和包装,宿舍一楼是男工宿舍,二楼以上都是女工宿舍和管理层宿舍。因为工厂还没正式开工,那几天厂里格外热闹,到处都是女孩子的欢声笑语,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打闹,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我们都是年轻人,虽然互不相识,但凑在一起聊几句,很快就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几天后,玩具注塑厂的大老板来到厂里主持开工仪式,还请来了广东本地的舞狮表演,锣鼓喧天,十分热闹。仪式结束后,我们所有员工排好队站在厂区里,老板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五块钱的红包,算是开工福利。随后,就有管理人员开始挑人,安排大家到各个车间干活,有的去操作注塑机,有的去做产品分拣,有的去仓库帮忙。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挑走,我和阿磊却一直站在原地,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生怕没人要我们。就在我们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走了过来,他是仓库主管,把我们挑走了。我心里一阵窃喜,本以为会被安排到车间操作注塑机,没想到他却带我们去了仓库,让我们在仓库打杂,负责原材料进出料登记、搬运和摆放货物。

仓库就在工厂门口,一进门就能看到整齐的木质托盘和货架,里面堆放着各种玩具注塑用的原材料,有树脂、塑料颗粒、色母等。带我们来的仓库主管简单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比如原材料要分类摆放、登记要准确无误,就匆匆离开了。没过多久,林晓也来了,因为厂里人手紧张,她既要做文员,还要兼任仓库收发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我们,仓库管理看似简单,实则有很多门道,里面的原材料种类繁多,每种都有不同的用途,让我们尽快熟悉,还说只要我们好好干,将来有机会晋升为正式仓管。
林晓走后,我和阿磊就开始忙碌起来,给每种原材料贴上标签,注明名称和用途,再整齐地码放到托盘和货架上,方便以后车间领用和出货。仓库里还有几台小叉车,初次见到叉车,我心里充满了好奇,试着操作了一下,没想到看似笨重的叉车,竟然能轻松托起几百斤重的原材料。起初我还觉得这份工作很轻松,可当看到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树脂、塑料颗粒时,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一上午忙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成果却寥寥无几。
厂里的午休时间只有半小时,我们只能匆匆吃完饭,就立刻返回仓库继续工作。有了上午的经验,下午的工作变得顺利了很多。不时有车间的同事来仓库领取树脂、塑料颗粒等原材料,我们都是新手,每一张提货单都要反复核对,确保原材料的名称、数量无误,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隔壁办公室找林晓求助。林晓为人热情,加上我也是高中毕业生,我们沟通起来很顺畅,她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帮我们解决问题。
新厂开工,每天都很忙,但我却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充实,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也在慢慢熟悉工作中的各种门道,做事越来越得心应手。大概一个月后,阿磊突然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仓库里一桶树脂的价格吗?我当然知道,那桶树脂有十公斤重,是玩具注塑成型的核心原材料,车间每天都要用掉几十桶,我猜测,一桶至少要一两百块钱。
我疑惑地问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阿磊只是笑了笑,没再多说,我也没放在心上,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恐怕也买不起两桶树脂。”那时候,我们都在盼着月底发工资,心里满是期待,却没想到,等待我们的,是另一个难题。
好不容易熬到了月底,厂里却丝毫没有发工资的迹象。我心里有些着急,就去找林晓询问,才知道这家玩具注塑厂有压一个月工资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等到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那一刻,我心里一下子慌了,我身上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幸好厂里包吃住,不然我恐怕早已撑不下去了。林晓得知我的窘境后,毫不犹豫地借了一百块钱给我,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
借来的这一百块钱,我和阿磊一起用,我买了一张凉席,剩下的钱买了一些生活用品。我们都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消遣,省吃俭用下来,剩下的钱足够我们用到下个月发工资。没过多久,林晓就推荐我担任仓库副主管,让阿磊给我打下手。说实话,我心里既惊喜又意外,没想到自己能得到这样的认可,而阿磊,却因为这件事,渐渐对我有了隔阂。
他总是阴阳怪气地问我,是不是和林晓关系不一般,不然为什么偏偏推荐我当副主管。我一次次极力否认,可他却始终不信,觉得林晓一定帮了我不少忙。其实,我和阿磊只是同村的发小,小学的时候一起上学,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在家,我则继续读高中,高考落榜后,他找到我,我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南下深圳打工,没想到,这份情谊,终究还是没能抵得过猜忌。
当上仓库副主管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还特意买了一本管理方面的书,每天下班回到宿舍,都会抽出时间翻阅,只想把工作做好,不辜负林晓的信任,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第二个月末,工资终于到手了,我们每个人拿到了四百多块钱。我心里很满足,回想老家的工作,月收入还不足三百块,可阿磊却十分不满,他望着仓库里一桶桶的树脂,不停地抱怨,说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连两桶树脂都买不起。我劝过他几次,让他知足常乐,可他却听不进去,心里的不满越来越深。
一年后,玩具注塑厂的运营渐渐步入正轨,订单越来越多,每天都有货车进出仓库,运送原材料和成品玩具,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一位三十多岁的货车司机。阿磊和那位司机大哥十分投缘,经常一起聊天、吃饭,那段时间,我和阿磊都很忙,很少有时间交流,我只当他是心情不好,却没想到,他心里早已埋下了贪婪的种子。
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仓库里的树脂就是“金山”,价格昂贵、用量大,我们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偷偷运走几桶,就能赚一笔钱。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开玩笑,还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厂里的原材料管理很严格,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可他却越来越离谱,眼神里的贪婪越来越明显。我心里很不安,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只能尽量看着他,不让他做出出格的事。
第二年夏天,我突发阑尾炎,不得不去医院做手术,在医院住了两天后,才勉强回到工厂。刚走进厂区,我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也没多想,就回宿舍休息了。可我刚躺下没多久,林晓就带着两个警察来到了我的宿舍,神色凝重地问我,是不是和阿磊关系很好。
我如实回答,心里却越来越紧张,隐约觉得,阿磊一定出了大事。紧接着,林晓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难以置信的消息:阿磊和那位货车司机合谋,把仓库里的两吨树脂全部偷走了。原来,趁着我住院的空隙,阿磊跑到办公室,谎称供应商送错了树脂型号,要求退换货,林晓不懂树脂的具体型号细节,向经理请示后,就给了他放行条,门口的保安看到放行条,也就没有阻拦,他们就这样光明正大地把树脂运走了。
直到车间的工人来仓库领取树脂,准备开工注塑,发现仓库里的树脂空空如也,阿磊也不见踪影,林晓才意识到不对劲,赶紧上报给了经理。那些树脂价值三四万,在九十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而且树脂是工厂生产的核心原材料,没有树脂,车间就无法开工,经理当即就报了警。幸好我有医院的病历证明,林晓也能作证我当时正在住院,没有作案时间,我才排除了嫌疑,没有被牵连进去。
可玩具注塑厂老板却没有就此罢休,他知道我和阿磊是同村发小,而且一起出来打工,肯定知道阿磊的老家地址,就让我带着他们回河南老家,把阿磊抓回来。我心里特别为难,一边是一起出来打工、并肩熬过最艰难日子的发小,一边是给我工作机会、信任我的老板,我不想做这个“坏人”,可这件事终究要有一个了断,而且阿磊偷了厂里的巨款,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老板和林晓的反复劝导下,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带着他们回到了河南老家。
经过半个多月的奔波,我们终于回到了村里。我远远地指认出阿磊的家,就让警察和老板过去了,我没有出面,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啃馒头、一起露宿街头,如今却走上歧途的发小。后来我从村里人那里得知,阿磊回到老家后,就开始张罗着盖房子,还跟村里人说自己在深圳的玩具注塑厂发了财,赚了大钱,没人知道,他的“财富”,竟是偷来的树脂换来的。
最终,阿磊被警察带回了广东,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而我,也回到了这家玩具注塑厂继续上班。可因为这件事,工厂换了新的仓库主管,听说新主管是老板的外甥,就是为了加强仓库管理,防止此类盗窃事件再次发生。我从仓库副主管变回了普通的仓库杂工,林晓也渐渐疏远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帮助我,曾经的“元老”身份,如今变得一文不值,原本光明的前途,也因为这件事,彻底被毁掉了。
在厂里又干了一年,阿磊的事情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也让我在厂里抬不起头,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了辞职,离开了这家承载了我希望与遗憾的玩具注塑厂,开始了另一段打工生涯。幸好,凭着之前在仓库积累的原材料管理经验,我很快就在另一家大型玩具注塑厂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慢慢晋升为了仓库主管,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妻子,也就是后来陪伴我一生的人。
岁月匆匆,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在深圳安了家,买了房,儿女双全,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至于阿磊,他在监狱里待了几年,出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偶尔从同乡口中听到他的消息。听说他出来后,辗转东莞、惠州、中山等地的玩具注塑厂打工,可因为有案底,加上好吃懒做,漂泊多年,依旧一事无成,直到近几年,才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不久前,我回老家办事,偶然在村口碰到了阿磊。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脊背也有些佝偻,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眼神里满是沧桑和愧疚。我下意识地想上前和他打个招呼,问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可他看到我的那一刻,却立刻转身,匆匆离开了,甚至不敢和我对视。我知道,他心里或许还在怨恨我,怨恨我带警察找到了他,毁掉了他的人生;或许更多的是愧疚,愧疚自己当年的贪婪,愧疚辜负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可我不后悔,有些路,是他自己选的,有些错,终究要付出代价。
半生漂泊,半生释然。那段九五年的深圳打工岁月,有艰辛,有温暖,有希望,也有遗憾。阿磊的事情,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也让我明白,做人要守底线,贪念一旦滋生,就会万劫不复。如今,我们都已老去,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只愿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不负岁月,不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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