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8年的事了。
我刚从老家到深圳，在龙华一家电子厂打工，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新来的女工住在隔壁403，这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什么叫握手楼？就是两栋楼挨得近，对面阳台伸伸手就能碰到。
我的房间在四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常年散发着一股霉味和油烟味混合的气息。
隔壁403之前一直空着，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湖南大叔，整天叼着烟，说那间房风水不好，租客住不长。我问怎么个不好法，他神秘兮兮地说："上一个小年轻，住了三个月就疯了，说每天晚上有人敲门。"
我不信这些，但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心里还是有点发毛。
直到三月份的一个傍晚。
那天我加完班回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刚爬上四楼，就看见楼道里堆着几个蛇皮袋，还有一台老式洗衣机，锈迹斑斑的。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女人蹲在地上，正在用铁丝捅门锁。
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我。
楼道里的灯昏黄昏黄的，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一双眼睛，很亮，带着一点警惕。
"新搬来的？"我问。
"嗯。"她点点头，继续摆弄那把锁，"这锁锈死了，打不开。"
我放下手里的泡面，走过去帮她。那锁确实很旧，但我在老家的时候常修这种东西，三下两下就弄开了。
"谢谢啊。"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时候我才看清她——三十岁左右，皮肤有点黑，但五官端正，尤其是那双眼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
"我叫陈强，住402，就在隔壁。"我说。
"我叫阿芳。"她顿了顿，补充道，"以后就是邻居了。"
她转身进了屋，门关上的时候，我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有人在收拾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传来脚步声，还有水龙头哗哗流水的声音。一直到凌晨，我才迷迷糊糊睡着。
我和阿芳正式说上话，是三天后的事。
那天是周末，我在房间里煮面条，发现盐用完了。想着楼下小卖部可能要排队，我就敲了敲隔壁的门。
敲了三下，门开了。
阿芳穿着一套粉色睡衣，头发湿漉漉的，显然是刚洗完澡。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那个...能借点盐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煮面，发现没盐了。"
她看了我两秒，然后笑了："等着。"
门没关，我听见她在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小袋盐出来，递给我。
"够不够？"
"够了够了，谢谢。"我接过盐，正要走，她忽然叫住我。
"你是厂里的？"
"嗯，龙华那边的电子厂。"
"我也是。"她说，"我在旁边的鞋厂，做针车。"
原来我们是同行，都是流水线工人。有了这层关系，话匣子就打开了。
她说她是广西人，以前和丈夫在东莞打工，去年丈夫去福建做生意，她一个人来深圳。租这间房是因为便宜，一个月才五百块。
"你一个人？"我下意识地问，问完就后悔了。
她点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嗯，一个人。"
我没有继续追问。在深圳这种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问了也不一定能得到真话。
握手楼最尴尬的地方，就是阳台。
我们两间房的阳台只隔了一道矮墙，墙高不到一米五，站在阳台上，对面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习惯晚上在阳台上抽烟，阿芳习惯早上在阳台上晾衣服。刚开始，我们都有点不自在，见面就点点头，然后各自忙各自的。
但人这种动物，熟了之后，隔阂就慢慢消失了。
有一次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咳嗽声。探出头一看，阿芳也站在阳台上，穿着那件粉色睡衣，手里拿着一杯水。
"还没睡？"她问。
"睡不着。"我说，"你呢？"
"我也是。"她靠在栏杆上，看着对面楼的万家灯火，"有时候觉得，这城市里这么多人，却没有一个跟自己有关的。"
我听出她话里的孤独。在深圳，这种孤独太常见了。每天和几万人一起挤地铁，和几百人一起上流水线，但回到出租屋，面对的只有四面墙。
"你丈夫...在福建做什么生意？"我试探着问。
"物流。"她说，语气很平淡，"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给人开车，跑长途。"
"你们...常联系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不怎么联系。他忙，我也忙。"
我没有再问。夜色中，她的侧脸被对面楼的灯光映得忽明忽暗，看起来格外孤单。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个台风夜。
那是八月份，台风"山竹"登陆广东。那天晚上，整个深圳都疯了，狂风暴雨，窗户被吹得砰砰响。
我正躲在房间里打游戏，突然听见隔壁传来一声巨响，然后是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冲出门，敲阿芳的门："怎么了？"
"阳台窗户被吹掉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雨全进来了！"
我顾不上多想，推门进去。她的房间已经一片狼藉，阳台上那扇老旧的玻璃窗整个被风吹掉，雨水像瀑布一样灌进来，地板上全是水。
"帮我找个东西堵一下！"她喊道。
我们找来了床单、塑料袋、甚至她的行李箱，想把那个缺口堵住。但风太大了，根本堵不住。
折腾了半个小时，我们都湿透了，窗户还是堵不上。
"算了，别弄了。"阿芳坐在床上，浑身发抖，"等台风过去再说吧。"
我看着她，她的睡衣全湿了，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她抱着自己的胳膊，显然很冷。
"去我那边吧。"我说，"我那边窗户没事。"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我就一个人，你放心。"我补充道。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点点头。
我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阿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上，中间隔着那张桌子。
外面的风雨还在肆虐，但相比隔壁，这里确实安全多了。
"谢谢你。"阿芳说，"要不是你，今晚真不知道怎么办。"
"邻里之间，应该的。"我说，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干T恤递给她，"你先换上吧，别感冒了。"
她接过衣服，进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她穿着我的T恤出来，那件T恤对她来说有点大，下摆盖到了大腿。
"挺合身的。"我开玩笑说。
她笑了笑，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我们聊了很久。聊各自的老家，聊工厂里的奇葩事，聊在深圳的辛酸。她说她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因为回去一趟太贵，而且没挣到钱，没脸回去。
"你呢？"她问。
"我？"我苦笑，"我也是。出来打工五年，除了这身病，什么都没攒下。"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夜越来越深，外面的风雨渐渐小了。阿芳打了个哈欠，我看她困了，就说："你睡床上吧，我睡椅子。"
"那怎么行..."
"没事，我习惯熬夜。"
她推辞了几句，最后还是躺到了床上。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不知道过了多久，阿芳忽然开口："你也上来睡吧，椅子多难受。"
我愣住了，转头看她。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这床够大，一人一边，不影响。"
我犹豫了很久。理智告诉我，应该拒绝。但那一刻，也许是因为风雨夜的孤独，也许是因为她语气里的某种邀请，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
床确实够大，我们一人一边，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界限。
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在墙上投下两个影子。
"把灯关了吧。"阿芳说。
我伸手，按下了开关。
房间陷入黑暗。
后来的事，我不必细说。
那一夜之后，我们的关系变了。不再是普通的邻居，而是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
台风过后的那段时间，阿芳经常来我这边。有时候是借东西，有时候是蹭饭，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坐一坐，说说话。
她老公偶尔打电话来，她就去阳台上接，声音压得很低。我坐在房间里，听见她"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都知道，这段关系见不得光。她是已婚的女人，我是独居的打工仔，在城中村这种地方，流言能杀人。
所以我们很小心，从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任何异常。楼道里遇见，就点点头，像普通的邻居一样。
但有些东西，藏是藏不住的。
事情败露是在十月份。
那天阿芳的老公突然从福建回来，没有任何预兆。我下班回来，看见楼道里站着一个黑瘦的男人，正用钥匙开403的门。
他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眼："你住隔壁？"
"嗯。"我点点头，心跳加速。
"听说你帮过我老婆？上次台风？"
"啊...是，邻里之间帮个忙。"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温度："谢了。"
他进了屋，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长出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传来争吵声。男人的声音很大，阿芳的声音很小，偶尔还能听见摔东西的声音。
我不敢出去，只能躲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凌晨两点，争吵声停了。我听见开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了我的门前。
敲门声响起。
我打开门，阿芳站在外面，眼睛红肿，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
"我要走了。"她说。
"去哪？"
"回东莞。"她苦笑，"他发现了，说再不走就打断我的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的语言，在这种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
"保重。"最后，我只说出这两个字。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不舍，有愧疚，还有解脱。
"陈强，谢谢你。"她说，"那两个月，是我来深圳后最开心的日子。"
她转身下楼，行李箱的轮子在楼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心里空落落的。
阿芳走后，隔壁403又空了。
房东大叔来收拾房间，嘴里骂骂咧咧："我就说吧，这房子风水不好，住一个走一个。"
我没有接话，只是站在阳台上抽烟。
对面的阳台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人早上在那里晾衣服，晚上在那里看夜景。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让她来我房间，如果我没有关上那盏灯，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
后来，我也搬离了那间握手楼。不是因为它风水不好，而是因为每当我经过403门口，总会想起那个台风夜，想起灯灭后的黑暗，想起一个孤独的女人。
有些故事，只适合留在那个夜晚。
如今三年过去，我在深圳有了稳定的工作，租了更好的房子，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在这里买个小户型定居。但偶尔路过城中村，看见那些握手楼，我总会想起阿芳。
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了。是和丈夫和好了，还是离婚了？是在东莞继续打工，还是回了广西老家？
这些问题，我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就像那个台风夜，灯灭了之后发生的事，也只有我和她知道。
而这，就是城中村最平常不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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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温暖，只能在那个夜晚存在。天亮了，一切都要回到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