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读 | 唐富满:广州方便医院与近代广州社会

广州方便医院肇始于1899年夏天由广州各行商联合发起成立的城西方便所，1901年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20世纪20～30年代，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双重推动下，其规模进一步扩大，救济成效亦日效彰显，方便医院成已为当时整个华南地区最大的慈善机构。1952年12月31日广州方便医院和广州市市立医院合并组成广州市人民医院。广州方便医院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既见证了近代广州社会的战火与动乱，也见证了广州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可以说，它是近代广州社会发展的缩影。

方便医院前门头

图源 | 腾讯网

自清中叶以来，广东省境灾害频仍，内乱不息。尤其是咸丰四年（1854年）的红巾军起义及咸同年间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更使“地方残破，征收渐绌”。广东从此以后“有贫之实而仍富之名”。这进一步使得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的“干预能力显然削弱，有效地协调和控制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官赈活动也“越来越难以实行了，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以及商业的力量”。

1899年夏，广州瘟疫流行，市民死伤无数，横尸遍野，未死者呻吟待毙，惨不忍睹。广州声望较著之绅商如吴玉阶、陈惠普、陈香邻、陈卿云、蔡昌、邓希琴、陈显章、邓广南等人见此情形，自发募捐，购买城西门外金子湾地段，并在此创办了城西方便所，专门收治在疫病流行中病倒街头无力医治的穷人及收殓倒毙街头的无主尸体。1901年进而与当时位于城北的“城北方便所”合并，改名为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陈惠普口述创办方便医院经过情形

图源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

方便医院创办之初，其经费来源有限，主要来自广州及港澳绅商集资和捐款。经多年募捐，至1920年前后，方便医院扩展病房16间，收容100多人，收容对象为异乡旅客、官吏随从、役夫及劳苦大众。其主要业务为：赠医施药、招待病侨、急赈救灾、脸葬施棺、带受华侨骸骨等。方便医院在清末的社会救济活动中非常踊跃，“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病人，亲济灾民”。除此之外，它还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革命事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1922年4月27日，黄兴率同盟会起义失败，72名烈士尸骸暴露街头一直无人敢收殓，后由方便医院出面与清政府交涉，将烈士尸骸殓葬于今日黄花岗72烈士墓。基于此，方便医院在清末被誉为“九大善堂之首”。

方便医院为烈士举行哀悼

图源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

在清末的广州，“善堂为行商代表”，其日常管理通常也由商人负责。方便医院最初实行传统的轮值管理制，院内“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递年推举两行为总理，两行为协理”。其中总理是实际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管理院内财务收支，协理为总理之佐，而值理又为协理之佐。一般情况下，院内总理、协理、值理是轮流值日，大小事务由总理一人来决定，院中钱银各事，亦“概归当年总理专管”。在此家长式管理制度下，院内所经办之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它主要依靠主持人自身的道德约束，甚至以在神前发誓表露心迹的办法以示清白。由于缺乏严密的管理制度，那些打着慈善旗号的善棍们往往借此机会大肆中饱私囊、挪用善款、以谋私利。据广州市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调查表明，

方便医院管理的混乱，使得它在社会中的公信度降低，进而导致社会捐款大为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曾数度有停办之议。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广州市政局及广东省政府的先后建立，政府权威得以确立。素称“办事最著，极得人民信仰”之方便医院的衰落情形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为了扭转窘局，广州市政府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建立健全董事制，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扩展同人队伍，以便加强对广州方便医院的监督与整理。

民间组织的自律机制是指民间组织团体围绕章程，制定系统的制度和规则，建立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以指导约束内部的行为，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并保证其健康发展。可以说，制定一套完整的自律机制是民间慈善组织健康发展的重的前提，因为只有对公众负责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加强自律机构，方便医院在政府的监督下逐渐以董事制来取代传统的轮值制。

与轮值制相比，董事制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管理体制。在董事制下，同人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同人大会一般每年至少开会两次，专门讨论制定一些重大方针。闭会时院内最高机关则为董事会。董事会一般由同人大会民主选举产生。1925年冬，广州市教育局因方便医院办理不善，即下令该院修改院章并选举董事会。在政府的督促下，方便医院于1926年3月8日初选出新的董事20人，同月10日再进行了复选，结果选出陈卿云、梁载堂等7人为新董事。董事制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方便医院内旧管理人员对董事制缺乏理解，曾一度反对改革，甚至还发生几起武斗闹剧。就连一直为方便医院捐款的一些海外华侨最初亦认为政府改革的目的是将方便医院收归政府所有，

为扩大民主选举，方便医院董事会议于1929年1月决定取消6元年捐方有选举董事权之制，规定凡同人均可投筒票选；同时又将董事名额增至11人，协理增至14人。后随着方便医院规模的扩大，该院的董事规模也得到发展壮大。1935年，方便医院在全体同人大会中，根据得票高低，选出董事45人，候补董事20人，然后由当选董事中互选11人为常务董事，常务董事中又互选1人为正主席，2人为副主席。院内董事都是由同人经民主选举产生，且有一定的任期，它同时接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因此相对于轮值制来说，董事制可谓是一种比较民主的管理模式。

方便医院确立了董事制以后，为保证院内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又制定了一些颇为具体的办事细则。这些细则分为总则、总务处办事细则、文牍部办事细则、理财处办事细则、劝捐股细则、挂号股办事细则、管理救济箱办事细则、药材股办事细则、医务处办事细则、方便医院医生条例、庶务股办事细则、救灾队办事规则、病室留医规则、管理病室规则、仓房办事规则、膳房办事规则、值勤工人办事规则、殓房办事规则、义山葬埋规则、救护队办事规则等。以上这些细则几乎涉及到院内事务的方方面面，使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分工清楚、责任明确，一切院务活动皆有章可循，这有利于其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救济活动的顺利开展。

财政收支是否规范，对慈善团体的生死存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防止方便医院等慈善团体在募捐活动中弄虚作假，广州市政府于1932年9月22日第34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了《广州市人民团体募捐办法》。它规定：凡本市人民团体，无论用任何名义，向市内外募捐款项，均要将事由方式、举行地点、起止日期及经手募捐人员姓名及年龄进行注册，呈报社会局核准，方得举行；本市人民团体募捐收款时，要用三联收据，其中一联给捐款人，一联缴社会局备案，一联存该团体备查，并装成簿册，编列号数，经社会局加盖骑印后，方得使用；本市人民团体于募捐完毕后，应把剩余的收据，缴社会局注销，并将捐款收入总数、支出数目连同支出计算书附属表及单据，呈社会局审核，编印征信录，以昭大信。在政府的监管下，方便医院在财务收支方面日益规范化。

《广州市人民团体募捐办法》

图源 | 全国报刊索引

1935年，方便医院在收受捐款时规定：“一经收受捐款，当即掣回三联收据，并由经手收银人签字或盖章，交捐款人存执”。该院还规定凡收入款项积存数千元以上者应即交付董事会指定银行存储。为防止伪造收据，该院自1936年1月1日起，又改用石印精细花纹收据，票面刊有方便医院正门全景之图，骑缝处上盖广东仁爱善堂图记，下盖该院图记，填银码处盖有方便医院全衔花边长方形图章，并加盖特式花样钢印，以资识别。

在财务支出方面，方便医院规定每年经费须由常务董事会编造预算并由董事会议决执行。该院在每星期开常务董事会时，由会计收支员将一星期之收支数目开列呈报审核；每月的收支数目则于下月五日以前印成总册，分送各董事及董事会审。为了保证经费不至于乱用，方便医院还将其进支帐单张贴公示，以让公众监督。

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有关方便医院的记载

医院制定了专门的《收支章程》制度

图源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为清除善棍、纯洁队伍，一向积弊过深的方便医院于1935年前后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院章对加入方便医院的人有着较严格的规定。它要求必须有该院二人以上介绍，并经该院董事会审查合格者才能加入，同时还规定有下列七种情形者不得加入：

1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摆脱和转嫁经济危机，保障本国工农业的复苏，对进口货物采取了高税率政策。广东的蚕丝、茶叶、水果等农副产品之出口量因此大减，价格低落，生产遭受到空前的严重打击；作为广东省重要经济支柱的侨汇，也因大批华侨失业回国而大为减少，致使城乡经济一片凋零。

方便医院给捐助者的凭证

图源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

在此经济背景下，对于以募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方便医院来说，更是举步维艰。为拓展筹款领域和渠道，吸收社会各界捐款，方便医院在纯洁同人队伍的同时，在30年代大力改革征求同人之策略。它规定，除了上述七种情形之外，凡赞成该院宗旨，热心慈善救济事业，且至低限度捐助经费二元者，皆可加入为该院同人。该院在征求同人时，根据社会各行业分别组织不同的征求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一至两人。当时征求队的总队长为广东省省长林云陔，各队按行业分设民政队、建设队、教育队、中大队、省党部队、市党部队、陆军队、海军队、空军队、盐运队、市政队、宪兵队、统税队、司法队、省行队、安乐队、统计队、广九队、粤汉队、兵器厂队、海关队、市行队、省商会队、市商会队、国医队、律师队、医师队、报界队、机工队、航业队、邮员队、邮工队、忠信队、农会队、东华队、澳门队、上海队、妇女队、平安队、明德队、胜利队、吉祥队、余庆队、兴隆队、光大队、仁寿队、幸福队、和平队、健康队、公益队等51个分队。22各分队正、副队长都是由该行业的行政长官担任，如民政队、财政队、建设队、教育队的队长分别由民政厅长林翼中、财政厅长区芳浦、建设厅长何启丰、教育厅长黄麟书担任。这些行政长官在各行业中有着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可以说，以上这种募捐方式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相互渗透的结果，它极大地拓宽了方便医院的募捐途径。

在政府的监管下，方便医院逐渐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它的管理制度更为完善，组织更为严密，财务收支更为透明。随着其社会公信度的增长，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捐款较以前亦更为踊跃。如荣德公司捐官守望室围墙，华侨胡文虎捐巨款建筑高岗留医洋楼一座，简氏亲属捐建西医诊症室内一间，赵大光药房捐建中医诊症室一间；此外，陈济棠夫人每年捐助巨款，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很热心，所有各分局查获賊脏私货，均送该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方便医院由于较早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它接受的社会捐款都令其它慈善机关难以望其项背，在市内可谓是独占鳌头。

随着收入的增加，方便医院办善设施也日益完善。广州明善堂和明德善堂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归并于方便医院。方便医院在城北双井街明善堂故址，设立第一分院，办理门诊赠医施药。至1936年，全院占地面种约1万平方米，分东西两大病院，东为男院，西为女院。中部建有礼堂、财务会计室、留医挂号处及来宾招待室；后部为医生楼，楼上为医务处及医生宿舍，楼下为中药部及外科诊察室等。其中东院病区，内分积德、行善、红杏、碧桃、玉兰、金菊、宜春、中路、强华新大楼上下、回春、特别区、生字、超等楼、婴儿楼、南洋、濠边、北公、东一巷、东二巷、新区、太平、区头、区尾、临时区等共24处。西院病区分真光楼上下、汾阳、喜色、深仁厚泽、吉祥、如意、欣然、回春、新西院共11处。东、西两病院除单人病房52间按不同等级酌收房租外，其余的大房的病床共有976张，全部免费。至1936年时，方便医院总、分院聘任中医生18人，西医师3人，义务代院赠理接生之助产士60余人，雇用职员40余人，男、女工110余人。方便医院自30年代改制后，随着建筑规模和工作人员的增多，其救济业务亦日益扩大，除了涉及施药赠医、收葬路殍外，另在水旱灾害、施棺殓葬、赠理接生、招待各埠病侨、代收侨民骸骨等方面也是积极救济，不分市内市外。

方便医院高级病房

图源 |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

方便医院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仅度过了艰难时期，而且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这进而使它的救济成效日益彰显。据统计，仅1934年，到院就诊服药者就达156000余人，入院留医者24100余人，赠棺殓葬者大棺7700余具，小棺7000余具，收葬路毙者2257人，可谓成绩显著。1935年，该院门诊内科部赠医施药为45329人，门诊外科部赠医施药为40813人，门诊西医部赠医施药为28459人，城北第一分院门诊赠医施药52368人，全年门诊赠医逾15万余人。据相关统计，方便医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平均每月收留赠医人数为当时各医院的五倍左右。由于该院办理较有成效，它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华南最大的慈善机关。

从以上方便医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社会救济领域，近代广州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并非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虽有某种程度的博弈关系，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合作关系。这二者如同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了近代广州救济事业的发展。

新闻史论研读小组

研读&排版：谢桂麟

合作导师：郑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