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临床医生，看到东莞男子先后被三家医院误诊为肺部恶性肿瘤、术前复查却发现肺部无异常的事件，内心既有对患者经历的共情，也有对诊疗流程的反思。这一事件并非个例，它折射出肺部病变诊断的复杂性、医患沟通的短板，以及医疗实践中理想诊断与现实条件的矛盾，需从多维度客观剖析，而非简单归咎于某一方。
一、从诊疗逻辑看：误诊存在医学层面的客观诱因
肺部结节的良恶性鉴别本身就是临床难点，尤其是亚实性结节、混杂密度结节的诊断，常需结合影像学特征、病史、实验室检查综合判断，不存在绝对精准的“一眼定性”标准。结合事件细节与临床常识，前期误诊或有以下合理诱因：
其一，影像学特征的误导性。患者首次CT提示“右肺上前叶前段混杂密度结节”，PETCT显示“代谢活跃”，且可能伴随边界模糊、长毛刺等影像学表现——这些特征在临床中确实是恶性肿瘤的高危信号。对于基层或非专科医院医生而言，面对典型高危影像学表现，优先考虑恶性肿瘤是符合“风险规避”诊疗原则的，毕竟漏诊恶性肿瘤的后果远重于对良性病变的过度警惕。
其二，炎症性结节的不典型表现。后续患者经药物治疗后结节消失，推测前期结节大概率为炎症性病变（如感染性肉芽肿、炎性假瘤等）。但部分炎症性结节在影像学上可模拟恶性肿瘤特征，且PETCT的代谢活跃程度并非恶性专属——炎症细胞的增殖也可能导致代谢升高，仅靠影像难以完全区分。若患者无明显发热、咳脓痰等典型感染症状，更易弱化炎症诊断的优先级。
其三，有创检查的局限性。临床中确诊肺部结节性质的“金标准”是病理检查，但该患者结节位置可能较特殊，无法通过支气管镜、经皮肺穿刺等方式安全取材。在缺乏病理依据的情况下，医生只能依赖影像和经验判断，这就为误诊留下了空间。
二、从诊疗规范看：存在可优化的流程与沟通短板
承认医学局限的同时，也需正视此次事件中暴露的诊疗流程问题，这是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的关键。从医生视角看，至少有两个环节可进一步完善：
一是“阶梯式诊疗”原则的执行不到位。对于突发且无明确恶性病史的结节，临床常规应优先考虑良性病变的可能性，可建议先进行抗感染治疗后复查，观察结节变化再决定是否手术。但事件中三家医院均直接建议手术，未充分尝试保守治疗观察方案，反映出部分医生存在“过度依赖高端影像、忽视动态观察”的倾向，本质是对“个体化诊疗”的把握不足。
二是医患沟通的深度与全面性不足。患者曾向医生提及炎症可能性，但未被重视，且医生未充分告知“影像诊断的不确定性”“不同诊疗方案的利弊”及“动态复查的重要性”。理想的医患沟通应是双向决策过程：医生需清晰传递“恶性风险高”的判断依据，同时不回避“良性可能”，并与患者共同探讨保守观察与手术治疗的风险收益，而非单向强调手术必要性。
此外，PETCT报告的表述也存在优化空间。报告直接提示“结合临床考虑肿瘤性病变可能性较大”，虽符合影像描述规范，但缺乏对“炎症鉴别要点”“复查建议”的补充说明，可能强化医生和患者对恶性诊断的认知，间接压缩了保守治疗的考量空间。
三、从责任边界看：区分“合理误诊”与“诊疗过错”
临床中误诊并非绝对的“医疗过错”，需结合诊疗规范、医疗水平综合判断，核心在于区分“不可避免的医学风险”与“可避免的操作失误”。结合事件及法律界定标准，可得出两点结论：
一方面，此次误诊大概率属于“合理医学风险”范畴。三家医院的诊断均基于当时的影像资料，符合临床常规判断逻辑，无证据显示存在伪造病历、遗漏必要检查、违反核心诊疗规范的行为。若经鉴定，误诊是因炎症性结节影像学表现特殊、现有技术无法精准区分导致，则不构成医疗侵权责任。
另一方面，流程瑕疵需承担改进责任而非赔偿责任。尽管不构成过错，但诊疗中“未优先尝试保守治疗”“沟通不充分”等问题，属于可优化的流程短板。医疗机构应以此为戒，完善结节诊疗规范，强化医生的个体化诊疗意识，而非简单追责医务人员——过度追责会加剧防御性医疗，反而不利于患者利益。
四、从行业反思看：平衡风险防控与诊疗理性
该事件也反映出当前医疗环境下，医生面临的“风险防控与诊疗理性”困境。在恶性肿瘤诊疗压力日益增大、医疗纠纷频发的背景下，部分医生为避免漏诊追责，倾向于采取“宁左勿右”的诊疗策略——即使存在良性可能，也优先推荐创伤性治疗方案，本质是“防御性医疗”的体现。
这种困境的破解需要多方发力：对医生而言，需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初心，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敢于结合病史、症状进行个体化判断，避免被单一检查结果绑架；对医疗机构而言，应建立肺部结节多学科会诊（MDT）机制，整合呼吸科、胸外科、放射科、病理科意见，减少单一科室的判断偏差；对行业而言，需完善医疗鉴定标准，避免“事后诸葛亮式”的逆推追责，为医生的合理诊疗决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加强医患沟通培训，推动从“单向告知”向“共同决策”转变。
五、总结：敬畏医学局限，坚守诊疗初心
作为医生，我们必须承认医学是充满未知的实践科学，即使遵循规范，也无法完全杜绝误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流程瑕疵——敬畏医学局限的同时，更要守住诊疗底线：既要基于现有证据做出严谨判断，也要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诊疗选项；既要规避漏诊风险，也要警惕过度医疗；既要保持专业自信，也要倾听患者诉求。
此次事件给所有临床医生敲响了警钟：在肺部结节等疑难病变诊断中，需始终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以动态观察为重要手段，以多学科协作为支撑，以充分沟通为桥梁，在医疗风险与患者利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才是破解误诊困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