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摩天大楼该是怎样的？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的设计师普利多认为，人们需要共享的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成为城市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建筑应该为这种相遇提供条件。

作者 | 晓洋

编辑 | 朱人奉

这些楼很高，电梯很快，玻璃幕墙很闪亮。人们早晚进出，步履匆匆，却鲜少会停下来想想：这些大楼，要是放到别的城市，还能一眼把它认出来吗？

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普利多（Francisco González-Pulido）经常要从芝加哥，去世界各地出差。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到东京，再到马德里、伦敦、纽约，两周内快速到访了多座城市。

这些城市的老城里保留了独具当地特色的建筑，但商务区里的高楼却惊人地相似。“在这些商务区里，你已经很难分辨自己身处何地。这些建筑本身，与所在地的文化没有任何关联。它可以出现在新德里，也可以出现在莫斯科。”普利多回忆道。

摩天大楼毫无疑问正重新定义城市天际线，但它们留给大楼使用者、城市居民的体验与价值又如何？一座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摩天大楼，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普利多最新设计的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他会如何在这个“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设计一栋人文地标？近日，他接受新周刊记者专访，分享了GICC背后的设计故事。

FGP Atelier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普利多。

摩天大楼要能接地气

普利多在美国芝加哥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过去的30多年来，他参与过多个超高层建筑的设计。他在中国参与设计的第一个摩天大楼是广州利通广场，楼高超过300米。在深圳、上海、拉斯维加斯、墨西哥等国内外城市都能看到他设计的项目。

对于摩天大楼的设计难度，普利多可说是了然于心。超高层建筑离地一般较远，设计时稍不留神就会与周围环境欠缺互动，孤零零伫立着。

“摩天大楼要触摸天空，也要热爱大地，拥抱它所在的环境、城市、人与日常生活。”普利多认为真正让人感受到城市身份的地方，应该是在地面层。

部分摩天大楼的地面层会给人压迫感，仿佛像一座堡垒。普利多在设计时，会特别注重地面层的设计，一有机会就把文化认同重新带回建筑里。比如，他领衔设计的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顶楼和俯瞰全景效果图。

GICC坐落于广州琶洲的江边，楼高超过320米。为了向人们展露欢迎的态度，普利多在大楼的大堂采用了高透玻璃。人们跨过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界面，即可从城市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大堂挑高超过50米，墙面构建出持续抬升的空间感受。人们仿佛要进入到一座充满生命力的高山，而不是一栋普通的写字楼。普利多把山形大堂的线条，设计成极致简约。他说这“简约”大人匆匆一瞥能清晰记住，甚至一个孩子也能描绘下来。

这简约的山形大堂，同时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委托他设计GICC的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从事促进知识传播的出版行业。中国文化语境常把求知比作一趟书山攀登跋涉的旅途。普利多吸收了这一本土意象，通过设计语言将抽象的求知过程，转化为身体可感知的空间：从地面出发，经历层层上升，最终抵达豁然开朗的新高度。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的北面入口。

如果说山形大堂呈现的是一段持续向上的过程，那么退台式空中花园则为这段过程提供了歇息的可能。在普利多看来，摩天大楼不该像一个玻璃鱼缸，将里面的使用者封闭在室内。

当第一次来到广州，普利多发现这座城市与家乡竟有几分相似，仿似“从花园里生长出来”，流淌的江河近在咫尺。城市很大，自然很近。这唤起了他成长中的独特体验。

从绘画GICC的草图那一刻起，普利多就希望这栋现代化大楼融入自然的美好感受。于是，他在不同高度引入可进入的户外花园。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花园是工作间隙短暂抽离的地方；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更像一位安静的陪伴者，适合独处与思考。但对所有使用者而言，它们都在悄然激活思维，让想法重新生长。

设计时考虑把自然引入建筑内。

大楼的使用者抬腿就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与人自由交谈。普利多相信：“最有创意的想法，往往在偶然的相遇、自然的对话里产生，而非那些紧张的会议里。”

摩天大楼不光有颜值

普利多从事建筑设计已有30多年。在行业的第一线，他见证了摩天大楼的变化。他说：“今天，城市不再定义摩天大楼，反而是摩天大楼在定义城市。”20世纪90年代，他刚入行，摩天大楼不断从全球涌现，重新定义城市的天际线。比如，中银大厦在香港刚落成不久，就成为香港最具识别度的标志之一。

广州城市天际线。（图/图虫创意）

横跨20世纪，美国人对建筑的“豪华”始终充满执念。在美国的初代摩天大楼里，大量使用大理石、木地板和金属装饰等价格昂贵的建材。一栋高楼几乎被当作一件炫耀拥有者财力的“物品”。

在这样的逻辑下，空间的功能性却被大大忽视。普利多形容，早期的摩天大楼更像是“把工厂搁进了一栋大楼”。那时候社会几乎不谈气候与能耗。自然的存在，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盆绿植。

这股不管能耗、不管预算的奢华风，直到千禧年才逐渐扭转。人们的审美从繁复走向简约，客户对建筑能耗、材料使用与长期运营成本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明确。普利多感到自己素来坚持的自然可持续理念，终于得到更多客户与同行的共鸣。

一个能把可持续落到实处的设计方案，需要回应场地的气候、环境等特点。广州气候炎热潮湿，常年日照强烈。如果完全依赖空调系统来做温度调节，建筑将长期处于高能耗状态。GICC却同时获得LEED金级预认证和国家住建部颁布的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东西立面设计了遮阳构件。

在GICC的东西两个立面，普利多专门设计了一套遮阳系统，用以削弱直射阳光对室内环境的影响。这些遮阳构件的长度、材料选择以及角度设置，都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我们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测试，才把这些要素逐渐确定下来。

这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修正解决方案的演化过程。普利多引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表示：“一所房子里的各样物件，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各就其位。”

摩天大楼继续进化中

如果要追溯普利多对建筑最核心的理解，芝加哥几乎是无法绕开的起点。

他最初来到这座城市，只是希望能够加入当时知名的建筑事务所，与景仰的赫尔穆特·杨共事。当他真的在芝加哥住下来，这里重新塑造了他对建筑乃至城市的理解。

Tecnano

芝加哥仿佛就是一本连续的摩天大楼历史名录。约翰·汉考克中心和韦莱集团大厦是普利多最喜欢的两座摩天大楼。密斯·凡·德罗设计的高层住宅和贝特朗·戈德堡设计的马利纳城，这些历史高楼共同定义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

然而，真正让普利多着迷的，则是芝加哥高楼建筑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美好关系。“这也是芝加哥摩天大楼与纽约摩天大楼最大的不同。”这座城市最早使用钢结构体系，孕育出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工业化的建造逻辑也从这里启航，融入新古典的建筑语言里，技术理性之美被大大彰显。

这样的建筑气场促使普利多崇尚“功能之美”，利用技术创新来平衡建筑性能与使用体验。而墨西哥城的“恶魔之尾”棒球场正是他近年的得意之作之一。

Diablos rojos stadium

在交通领域，这座城市同样走在前面。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二战后规划的现代化机场，其大厅设计、高速公路直接接入、喷气桥等设计方案奠定了现代航空枢纽的基础。无论是早年在Jahn建筑事务所，还是在自己创办的FGP建筑事务所（FGP Atelier），他参与设计了墨西哥城机场、JR东京站等大型交通枢纽项目。

AIAF

在普利多的职业生涯早期，芝加哥与纽约保持活跃的竞争，整座城市就像一座持续运转的实验场，高层建筑被反复推向技术边界，城市空间的体验也不断被刷新。只可惜，这种状态并未一直延续。

近十多年里，普利多感到芝加哥没有出现太多令人兴奋的建筑。尽管芝加哥在城市体验上至今仍然优于纽约，但最近十年却没有出现太多令人兴奋的建筑。“这座城市仿佛卡在过去某个时间点，创新逐渐减少了。如果把GICC放过去，它毫无疑问能跻身这座城市前三优秀的建筑之一。”

对普利多来说，他从芝加哥学习、提炼并理解了“功能之美”，将之带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中去实践。“我对摩天大楼的兴趣，更多在于把它们视作一种‘生命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件’。”为一处地面层的线条、为一个遮阳板的角度、为一处自然空间的接入，反复打磨，直至近乎完美。这样子，建筑方可在功能之中确立自身，在时间中创造价值。

普利多认为GICC不只是一个摩天大楼，更是一个“生命系统”。

Q&A

一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

新周刊：你在很多国家做过建筑设计项目。在中国做设计，有哪些让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城市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普利多：我第一次去中国，大概是20年前。最让我震撼的，是“变化”本身。在城市里能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能量：到处都有新鲜事在发生。“非常遥远的过去”和“正在到来的未来”，能同时存在于中国的一个城市角落里。刚才站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旁边，转身就看到极其当代的城市景观。这种并置，在尺度和强度上，都非常独特。

在欧洲，新建筑与老建筑之间也有对话，但那种关系更克制、尺度更小。而在中国，这种并置是大规模的、快速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型。这种量级的变化，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见过。

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对我来说始终既兴奋又挑战。我对摩天大楼的兴趣，更多在于把它们视为一种“生命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建筑要在转型中的城市里，找到扎根下来的存在方式。这里的挑战是迫使我不断追问：什么样的建筑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非短暂的时尚潮流？

普利多设计的广州利通广场（左一，白色）。

新周刊：在中国，建筑往往被赋予很强的象征意义。这种期待会对你形成额外的压力吗？

普利多：确实会，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存在。作为一名外国建筑师，我始终提醒自己要是没有在一种文化中成长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完全理解它，也不应假装对它的象征体系了然于心。

建筑很容易变成一个被快速消费的“物件”，而符号一旦脱离日常经验，就会变得短暂，甚至脆弱。在中国做设计，我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落入表面的符号化。设计过程中，我更在意的是建筑能否真正回应了人和城市的使用需求，而非视觉上的“寓意”。建筑往往还要代表一个组织机构的长期价值。这种机构的“代表性”，比抽象的文化符号更具体，也更难。

新周刊：在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的设计过程中，建筑顶部的形态经历过几次重要调整。这部分如何从最初的方案一步步演变到现在的模样？

普利多：最初，我们为大楼顶部设计的是一种退台式的轮廓，并没有现在这个覆盖其上的“外壳”，也没有遮阳构件。这时候，客户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做，真的是最合适的吗？”

我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沮丧，反而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从城市天际线的角度来看，建筑的顶部几乎是整栋楼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人们从远处首先看到的地方。

我一直坚信，要爱上问题，而不是固守某一个解决方案。顶部的设计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样子。事实证明，它变得更好了。当你站在建筑顶端时，不再只是暴露在高空中的摩天大楼之巅，而更像是身处一座空中的别墅。这个顶部设计经历了不断演化的过程，最终凝聚成如今独特又优雅的形态。

GICC顶部的设计演变。

新周刊：你希望GICC为大楼的使用者创造怎样的日常体验？等到十年后，又可能在广州扮演什么角色？

普利多：我希望这是一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种“经得起时间”，并不只是指造型的耐看，而是每天仍能为人们创造体验与意义。

建筑的长期价值，很大程度来自它能否保持开放、欢迎、连接的状态。很多摩天大楼在地面层给人的感觉是压迫、封闭，像一座堡垒，但我希望在GICC是相反的。即便这是一栋300多米高的建筑，但它在地面仍然拥有亲近人的尺度。

我也希望这一栋楼能连接更多人，使大家仍然看到“一起工作”的精神。经历新冠疫情后，世界各地对办公空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依然相信，人们需要共享的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建筑应该为这种相遇提供条件，而不是把人隔离在一个个封闭的盒子里。

普利多给GICC设计绿色空间。

新周刊：在数字化转型和远程协作普及的趋势下，你认为今天的办公空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普利多：今天的办公空间早已不是把人放在电脑前的地方。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工作。真正需要被设计的，是如何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办公空间”这个词本身甚至有些过时。如果要重新定义，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创造性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提供多元的环境，鼓励偶然的相遇、非正式的交流等。

我事务所的成员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美国等不同国家。这样的多元文化需要空间去承载。人们可能在休息区工作，在楼梯间交谈。很多重要的创意，往往是在自然的聊天里萌发的，而非被安排好的会议中出现。

对我来说，未来的办公空间应该是为人创造连接、激发创造力，并让人愿意走到一起。

Interloft

新周刊：你多次提到“轻建造（building light）”。在你看来，“轻”意味着什么？对使用者、对城市，以及对建筑本身而言。

普利多：我的理想，是建造一座极其轻盈的建筑。如果有一天，我能完成一座几乎“没有重量”的建筑，我会觉得自己真正做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轻”首先是一种伦理选择，不光是形式追求。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浪费的世界里，制造了太多最终只会流向海洋和垃圾场的东西。我一直在思考，能否在不破坏周围环境的前提下，为工作、学习和创造提供空间。这是我理解中“轻”的最高目标。

Harmony bridge

在实践中，我们正在尝试使用 ETFE 等高性能膜材料。相比传统的玻璃和铝材，这些材料几乎没有重量，在施工、结构和能耗等多个层面带来积极影响。同时，“轻”还意味着建筑是可再生的。

我并不认同建筑必须永恒存在的观念。我更感兴趣的是，建筑如何在完成一个阶段的使命后，能转化为新的空间。我曾在墨西哥瓦哈卡设计过一座培育兰花的温室。它可以被完全拆解、重新打包，并在另一处地点重新搭建。浇灌时，整座建筑像一团云雾。这种近乎无形的状态，像云、像雾一样的存在方式，正是我在建筑中不断追寻的方向。

Orchid + educational pavilion

新周刊：技术的发展给摩天大楼带来了什么新的可能性？

普利多：我一直对“垂直城市”这个概念非常着迷。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它。很多大楼给人一种区隔感。与地面、城市、人群隔开，只有自己和同事一起，被升到半空中工作。

我理想中的摩天大楼，应该是一种真正多功能、开放的系统。不是简单地把办公、酒店、商业堆叠在一起，而是像一座城市那样拥有丰富的空间，里面可以有学校、图书馆、美术馆和消防局等。

技术正在让这种想象变得越发可能。比如，无人机、磁悬浮等技术的发展，都可能会改变人们进入和使用高层建筑的方式。我曾设计过机场，很期待有一天能设计与低空飞行器相关的站点。

La Hoja图书馆。

新周刊：在你从事建筑设计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对摩天大楼的期待发生了哪些变化？

普利多：我看到现在大致存在两种变化的方向。一个方向仍然是非常形式主义的路径，强调建筑的轮廓造型是否足够醒目、有区分度、容易被记住等。这种情况依然非常普遍。城市在竞争，开发商在竞争，建筑也在竞争，看谁能成为天际线里最具标志性的“物体”。

另一个方向是对建筑功能的重视。目前能源变得昂贵，建造成本也在上升，这迫使我们必须学会“用更少，做更多”。摩天大楼的“简约”与“性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今，人们对建筑的期待已远远不止于建筑高度、视觉表达或识别度等维度。我们希望建筑能有更好的表现，使用更少的能源，为人提供更佳的体验。一些建筑造型的“有趣”，也许只在当下成立，十年后就过时了。

“更好”要比“更有趣”困难得多。因为真正的“更好”，需要时间来验证。当你看纽约的天际线时，最快记住的依然是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与其追求一时的“有趣”，不如努力去做一栋真正“更好的建筑”。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珠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