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苦斗》《三家巷》，被书中的革命者所震撼。后来，果真去过广州，记得广州那会儿很多人光脚走路，路面很干净，卖甘蔗的推着车，车上放着满满当当的甘蔗，还有一把削皮的快刀，一根甘蔗那个时候只是一毛钱。广州也有著名的武装起义，领导者都是知识渊博的名人。当年，广州七中副校长蔡莹，是从我们北京校场口中学调过去，那个时候她在北京时，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我们去了广州，见到偌大的学校竟是空无一人，连只鸟也没看到，也因此没有见过她。我第一次到广州，那还是小时候。火车从京广线一路南下，过韶关，山就软了，水就亮了，空气里开始飘一种甜津津的蔗味。站台上，很多男人女人赤着脚，却人人手里攥着一双塑料拖鞋——他们舍不得把鞋底磨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宁可把脚板磨得厚如轮胎。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什么叫“过日子”：把日子掰成两半花，一半给脚下，一半给心里。出了站，我看见推甘蔗车的小贩，一刀削皮，再一刀截断，白森森的蔗节像一截截月光，一毛钱一根。我咬下一口，汁水炸开，像把整条珠江都含在嘴里。那一刻，广州对我不再是《苦斗》《三家巷》里血与火的符号，而是一根可以咀嚼的、带着汁水的现实。这两本书我是读过的。我在广州的一条街上还要了一碗面，可端上来的近似于北京的粉条，我大吃一惊，问了半天，由于语言互相都听不懂，也就罢了，大概内容是：一个主要是说，我要的是面条儿；另一个强调说，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过了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叫米粉。很多年后，我在档案馆翻到欧阳山的手稿，纸页脆得像秋蝉的翼。1908 年生于湖北荆州的欧阳山，原名杨凤岐，十六岁发表《那一夜》，从此“把贫穷与流浪装进行囊”。1957 年，他住进广州观绿路一间昏暗的阁楼，立志写一部“广州的《战争与和平》”。他每天写三页，写不够就喝一杯双蒸酒，让火辣辣的液体替人物去冲锋。于是就有了《三家巷》《苦斗》——《一代风流》的前两部。周炳：原型之一是 1925 年省港大罢工的工人领袖黄钊。黄钊是佛山人，生得俊，时人呼“靓仔黄”，罢工时他腰里别着两把驳壳枪，一把刻“劳工”，一把刻“神圣”。欧阳山把枪收了，却把他“俊而憨”的长相留给了周炳。区桃：人物异常漂亮。原型是 1927 年沙面游行中被流弹击中的女学生张漱石，年仅十九岁。她倒下的地方，如今是白天鹅宾馆的旋转门。莫言说他读到这里“趴在麦秸垛上哭”，我信——因为我也哭过。陈文婷：也是个天下第一或第二的美女。糅合了陈铁军与另一位大家闺秀邓影梅。邓影梅出身西关绸缎庄，却能背《共产党宣言》，后来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在珠光里开“地下照相馆”。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坐船去香港，临行前把一箱子旗袍扔进白鹅潭，说“革命不成功，再也不穿这些”。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三点，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原址挂牌，张太雷写下“广州公社”四个大字，墨迹未干就提枪上了街。三天后，张太雷牺牲，杨殷代理主席，把指挥部搬进西瓜园，桌上只留一盏煤油灯、半截甘蔗。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刑场婚礼”就在红花岗。陈铁军原名陈燮君，华侨女，家里做“南洋柚木”生意，她却把嫁妆换了七支驳壳枪。就义前，她把围巾递给周文雍，说“天气冷，系上，咱们风风光光走”。枪声响起，围巾飞起，像一面不肯落地的旗。午后拆成“一截蔗、一截蒲”——啃完甘蔗，把渣吐进珠江，再把脚伸进江水里泡；夜里拆成“一碟炒螺，一瓶珠啤”，坐在骑楼底下，看霓虹像打翻的颜料。荔枝上市时，整座城陷入一场粉红色的热恋。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太夸张，广州人只消三颗就够——一颗给舌尖，一颗给记忆，一颗留给离家的游子。珠江不是一条江，是无数条水缠成的腰带，把城市勒出曲线。沙面是腰带上的翡翠扣，19 国领事馆像 19 颗纽扣，把旧中国的胸口勒得喘不过气；海珠桥是腰带上的银搭扣，1933 年建成那天，广州人第一次看见“钢铁彩虹”，把河北与河南一吻相连；猎德大桥是新腰带，夜里亮起 LED，像把银河拧成麻花。清晨，粤剧私伙局在文化公园开嗓，一声“卖荔枝——”拖得比荔枝的核还长；上午，高第街“叮叮”响起剪刀声，裁缝把的确良裁成喇叭裤；正午，北京路“嘭”一声，甘蔗落刀，汁水溅到路人脸上，像一场甜蜜的意外；傍晚，爱群大厦的电梯“哐当”升到十三楼，华侨带回的第一台卡式机，正放《上海滩》；深夜，白鹤洞船厂电焊“滋啦啦”，焊花比烟花还耀眼，把夜空烫出小小的黑洞。东山口的老别墅，墙根爬满青苔，一推门，陈年的豆豉味像旧信笺；中山纪念堂前的木棉落，“啪”一声砸在水泥地，花蕊里喷出带药味的蜜；黄埔港的柴油味，被海风吹得四散，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世界工厂的集装箱悄悄拖走。广州的红，是红花岗的砖、红棉的花、烧鹅的皮、早茶的虾饺。广州的绿，是荔湾湖的浮萍、华南植物园的王莲、骑楼窗边的绿萝、凉茶铺的夏枯草。红与绿在此互不排斥，像一对吵了半世纪又和好的夫妻——红负责呐喊，绿负责疗伤。有一年，我们北京校场口中学的蔡莹校长，被一纸调令送往广州七中。她走那天，大雪压弯了校门口的槐树。我们南下的学生后来满怀憧憬去找她，却在七中空荡荡的操场只见到站成一排沉默的杨树。后来才知，那时学校停课，学生都不来学校，蔡校长每天独自在教室的黑板上写字然后擦掉，擦到粉笔末像一场小雪。她写信说“广州没有雪，可我的头发一夜夜的变白了。”在广州还专门去过中山大学，里面很大，见到了许多皂角树，香蕉树，香蕉树上结了许多的大把大把的香蕉，还傻乎乎的偷着摘下来一支，吃到嘴里是很涩的，那个时候香蕉还不熟，是生的。离开广州前，我在南方大厦买了一只“鸡公榄”——一枚用橄榄雕成的小公鸡，通体棕红，一捏会“咕咕”叫。五十年过去，它仍站在我的书架，像一枚凝固的喉结，替我把广州随时叫回。如今，广州已把地铁修到第 22 号，把高楼长到 600 米，把无人机送到珠江上空拍 8K 夜景。可我知道，它依旧是那个赤脚的少年，把拖鞋拎在手里，把甘蔗嚼成月光，把血与火写成诗，把荔枝的甜与凉茶的苦一并端给过客。捏一下，听见“咕咕”——那是周炳的枪，区桃的歌，陈铁军的围巾，张太雷的墨，欧阳山的酒，蔡莹的粉笔，还有我，一个外乡人，在 1974 年咬下一口甘蔗，把整座城市的汁水，一口吸干，然后一生回甘。我现在在西安看到的卖甘蔗，标价是三块五或四块钱一斤，而不是早年间一毛钱一根了。后来，又去过一次广州，那是央视夕阳红剧组搞征文《我最想见的老朋友》，我写的征文被选中，于是特邀坐飞机从西安起飞，经广州到海南三亚。又于三亚，吃喝玩乐七天，每个人还都发了件印有“央视夕阳红”标示的红色上衣，统一穿上并在海边拍片两集，在央视夕阳红电视栏目上播放了好几次。家里面也计划了2026年春节期间，经广州再都去一趟三亚，实际上，家里人都已经去过三亚了，但似乎是命里注定还要去，九天的假期，计划两天来回，两天广州，五天三亚。祖国的山山水水是那么的令人心动，令人神往，令人跃动青春节拍！作家简介
王侠，北京老三届知青，“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央视传媒》《工人日报》《陕西日报》等百家报刋及“中华魂网”“人民日报（人民号）”等网络平台刊登过各类文章数十万字。文学指导老师为陈荒煤、曹谷溪。曾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荣获中华魂网“我的延安情”征文二等奖；曾被央视“夕阳红”栏目特邀海南三亚旅游并拍片两集《我最想见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