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公司好几百人的吃饭是一件大事。负责食堂买菜的大姐是位让公司老总信任放心的贴己人，大姐人很淳朴，是个稳重的当家人模样。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抢劫之类的社会治安问题时有发生，一位女性无论如何不敢在晨光熹微时独自装着大额现金去菜市场买菜的。恰好食堂有位身形高大的大叔，每天蹬着三轮车陪大姐结伴前往。当地气候温暖湿润，蔬菜品种多且新鲜，因此食堂的菜品丰富，且经常变换着花样。油麦菜、生菜、小青菜之类蔬菜顿顿不可少，黄豆烧猪蹄，豆腐泡烧肉，都是家乡的口味。公司老板体恤工人离家千里打工的不易，不仅要求菜品多，油水大，菜的份量也要给足。有时某个车间工人下班稍迟，大锅菜打完了，就从高管们的小锅菜里打，绝不会让工人吃白米饭。“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如王维诗中所劝的且放宽心，加上我的三点一线简单的生活模式，短短半年，我的体重从二位数跃升到三位数，这是我迄今为止肉肉最多的一个阶段。
送来检验的不锈钢板和电镀格栅之类的材料，外围都是用报纸层层包裹着，打开检验后，报纸就废弃一边了。那些报纸除了包裹物品的折痕和些许油渍，页面几乎都是崭新的，日期也比较新。我中午一般提前十来分钟上车间，坐在垒得高高的报纸堆里看会报纸。报纸大多是南方的，具体名字我忘记了。有个版面刊载《中国第一打工仔》刘延林的自传体连载，我在报纸堆里断断续续把这个励志故事看完了。那时报业作为传媒媒介进入黄金时代，每期版面和中缝都刊登有各类招聘广告，很多岗位第一要求是会说粤语或者会报关之类的技能。“技不压身”是有道理的，多一项技能，就多个选择的机会。我身无长物，又缺乏出去闯荡的勇气，终未能做个时代的弄潮儿。报纸在那时带给我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满足，有些版面的精美图文还带给我美的享受。有次看到报纸上一副星月图，配有白朗宁夫人的中英文版的诗歌，我激动不已，叠好，下班带回，贴在宿舍的墙上。
如果不赶货物，午饭后是有午休时间的，晚上也正常下班。我所在的宿舍住着八个人，分上下铺，我睡在上铺，还有两个空上铺放着一些行李物品。宿舍有位年龄稍长的，因是家乡人，我们称其为“嫂子”，她长相清秀，人非常温和善良。有一天她早晨上班前脸色煞白，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说准备回老家去了，才知她的哥哥发生了意外，哥哥家里两个孩子尚未成年。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那种痛彻心扉的苦楚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我担心她火车上那么久的时间，身体能否承受得了。
还有位柘皋的姐姐，比我略年长一两岁，当时已定下了婚配，是位传统的勤劳善良的姑娘。晚上我们一起聊天时，她和我聊起她家乡的山地特别多，都是种的花生，每到秋天的收获季节，采摘花生的忙与累，冬天寒夜灯下剥花生米的辛苦。谈到婚嫁习俗时，我们两地也有很多的不同。当时很让我感慨：我俩家相距不是太远，物候和种植以及习俗已有很大的不同，难怪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住在门口下铺有位阿翠姑娘，不仅形似林妹妹那般娇弱，连性格脾气也似林妹妹那般爱耍小性子，不得同乡人的喜欢。谁知公司一位高管的直系亲戚爱上了这位弱柳扶风的翠姑娘，一有空就带她到外面游玩。本来这位高管的亲戚没入翠姑娘的小伙伴们的法眼，后来看翠姑娘那么被宠爱，她的小伙伴们很是羡慕了一阵子，真是“各花入各眼，何必问来人”。不知两人有没有终结连理枝。
宿舍还有一位巢湖的小姑娘，个性泼辣，与她同来的，还有住在另一间宿舍的姐姐。姐姐个性温婉，身量苗条，容貌姣好，颇有几分姿色，当时和一位电焊工老乡在谈恋爱。妹妹和我们吐槽说姐姐这个对象喜欢抽烟赌博，存不住钱，姐姐以后会受罪的。这姐妹俩的言谈行为举止常让我不由想起《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和尤三姐。
宿舍最小的一位姑娘，也是家乡人，身形虽是我们中最高大的，因年龄尚小，还颇有几分孩童爱玩的天性。她常常去工厂旁边的大埔村，用投币电话机给家里打电话，或者在小便利店里买毛绒娃娃。
那时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每次放假时，我们称之为“放风时间”。我们相约去旁边大埔村的照相馆照相，去便利店购买生活日用品，去吃当地的炒河粉。大学时寝室有个江西舍友，常听她说她家乡的炒米粉炒河粉是如何美味好吃。在大埔村，我第一次尝到炒米粉的味道，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味道。
女孩们每到发工资时，都去邮局把钱汇给父母，给家里盖房子，给兄弟读书或娶亲，最终自己只留得一份嫁妆。这些被称呼为“打工妹”的女孩，婚前用青春和汗水为原生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知她们结婚生子后，有没有为了生活和养育儿女，又重返金卧牛或去大城市打工？后者多了很多责任与牵挂，少了很多当初的自主选择权，更难有年轻时这般的自在快乐！
这又是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纸短情长，只待再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