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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友汇"了解家乡大小事深圳客家研究回顾
●张则武
导 读
自从清嘉庆十三年（1808），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首提“客家”以来，“客家”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从早期的丘逢甲、黄遵宪、温廷敬等到赖际熙，再到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问世，“客家学”也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客家研究曾一度停滞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才再次掀起了客家研究的热潮。作为广客结合地和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虽然其学术文化不及国内其他城市厚重，但早期在客家研究方面的成果却颇为卓著。
深圳客家民居“吉坑世居” （罗盛裕 供图）
深圳早期的客家研究学者
深圳早期的客家研究主要还是依托新创办的深圳大学中文系和政府的一些机构，研究客家的早期学者主要有深圳大学的张卫东、刘丽川教授、文化学者杨宏海、宝安区委党校的曾祥委、深圳博物馆的杨耀林、黄崇岳等。1983年从北京调到深圳大学的张卫东刘丽川教授夫妇，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却成为最早对深圳客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客家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们在1988年创立了深圳客家研究会，后又建立深圳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张卫东教授编著有《客家研究（第一集）》《客家文化》，发表有《论客家研究的几年基本问题》《论深圳客家之历史文化特色》等论文。刘丽川教授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其研究视野更是关注深圳本土客家，在早年交通极为不便的深圳，经常骑单车到龙岗进行田野调查。
深圳客家研究的成就
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是科研成果呈现的主要方式，经常被用作评价科学研究成就的指标。早期专门研究深圳客家方面的学术专著并不算多，且大多是资料性质的图集文集。主要有：《南粤客家围》（杨耀林、黄崇岳编，2001）、《深圳客家研究》（刘丽川著，2002）、《客家与龙岗》（管林根主编，2002）、《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曾祥委著，2005）、《客家围龙屋》（黄崇岳、杨耀林著，2006）等。刘丽川的《深圳客家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方志、族谱等史料，历经数载的田野调查，对深圳客家源流、宗族派衍、村落形成及民居文化、语言、民俗和教育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研究深圳客家的专著。在客家文化方面，出版的还有《石岩客家山歌集》《深圳客家围龙屋》《龙岗地方神话传说》等有关介绍、收录客家民居、人物风情、民俗、民歌等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部门整理、编写的有关客家方面的文集、资料汇编等。
早期在期刊上发表专题研究深圳客家方面的论文约有20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民居方面居多，其次语言、民俗文化、宗族、源流方面，以及旅游、教育、华侨方面。从发表的期刊分布来看，各大学学报6篇，《客家研究辑刊》4篇，其他发表于《广东民族研究》《学术论坛》《南方文物》《客家文博》《广东史志》等。
近期出版与深圳客家相关的著作主要有《走读坪山：从客家古镇到文化新城》（熊奇侠著，2021）、《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杨宏海等著，2022）、《深圳大浪客家方言志》（钟蔚苹、刘玲著，2022）等。
以下为：深圳早期在客家研究方面的部分论著成果（ 张则武/摄）
深圳客家研究文献内容综述
学者对深圳客家的研究，主要在源流、宗族派衍、村落与民居文化、语言、风俗、旅游资源、教育和民系特征等方面。
1.“客家”称谓之争。
“客家”称谓正式出现的时间、地域、背景问题备受争论。曾祥委通过对阮元《广东通志》引《长宁县志》史料的研究，在1998年《试论“客家”》论文中提出“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在明中叶以后。2000年11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刘丽川的《“客家”称谓年代考》则认为，“客家”称谓的产生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复界”之后，其地域为广东肇庆府的复界区。2007年，谢重光发表论文认为“客家”称谓出现不会迟于明中叶嘉靖年间，地域是在客家人与福佬人及客家人与广府人交界的边缘地区，并认为“客家”之客不是主客之客，而是畲客、山客之客。后曾祥委又于2009年再次发表论文反驳刘丽川的观点，再次认为“客家”称谓最早产生于明隆庆三年惠州府永安、长宁建县后的移民潮中。
2.深圳客家的形成。
客家源流问题的争议历来最为激烈，观点相左较大，但对深圳客家的形成其意见则较为一致，主要是深圳客家迁入时间较短，史料较全面。学者通过对大量的方志、族谱等史料的研究，考证了深圳客家为清初迁海复界后从嘉应州等客方言区迁入的移民。清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的主要原因。复界后深圳大片土地需垦荒复耕，赣闽粤山区的客家人纷至沓来垦荒、吊耕（租田耕种）、置地定居。迁海复界早期迁入到深圳西部的多为广府人，占据了靠近新安县城的土地，东面山多地少处则为客家人，近海处也有部分福佬语系的，但因族群人少，被客家所同化了。
3.客家民居文化及宗族派衍。
“聚族而居”一直以来是客家人传统居住模式，早期到达深圳的客家人，往往会选择背山面水、天人合一风水好的地域建居，以图人丁兴旺。深圳客家民居主要集中在龙岗（含坪山、大鹏），现存有保护价值的客家围屋有100多座，仅坑梓就有46座。这些围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区的民居相比，规模大、规格高、数量多，聚族而居，高墙碉楼。深圳较具规模的围堡有大万世居、秀山世居、新乔世居、鹤湖新居等。
4.深圳客家的特质。
深圳客家人经历了先民们长达十多个世纪的长期迁徙，不再表现为选择山区远离都市，他们在当时大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化和进步。张卫东总结为坚持耕读，重视发展商业，淡泊神灵，不拘旧礼，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5.深圳客家教育。
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早期进入深圳的客家人，其子弟要参加科举考试，只能通过原有专设的军籍名额或返回祖地。但随着离乡日久和移民渐多，以及考试制度的变革，已难回原籍应试。于是深圳和各地客民请求在移居地应试，但受到土著极力阻拦。乾隆二十九年新宁县（今广东省台山市）“客童廖洪复乞请开籍案”后，朝廷同意客家子弟另立名额参加科举，但深圳客籍则仍遇诸多波折，直至嘉庆七年（1802）方得批准。这为缓和土客矛盾和推动客家宗族办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光九年（1829）新安客籍人士在广州建立了共同的考生旅舍“同德试馆”。
6.深圳客家旅游资源。
深圳很多地区仍保存着完好的客家民居、风俗和语言，具有深圳独特的客家物质、民俗文化景观，客家艺术文化节缤彩纷呈，这些都是很好的旅游开发资源。
结 语
深圳的客家研究并不比国内其他地区迟多少，但深圳客家研究的队伍并未壮大，较投入的学者仅三五人，并且在张卫东刘丽川杨宏海之后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与国内客家研究论文也相差甚远（仅2000-2010年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客家研究论文有2842篇）。从研究的范围来说，除刘丽川对深圳客家的研究较为系统外，早期的研究在客家民居和客家文化方面居多，或是多具文史资料性质的整理，研究仍不够综合、全面、系统。在学科参与上，以文化学、语言学、史学、建筑学为主，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城市学等学科参与不足。
深圳原住民中有过半的客家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深圳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原住民概念及其村落在城市化的大潮中逐渐消失，被打破的族群聚居方式，对其变迁和文化的研究也将成为新的课题。如何挖掘和赓续深圳客家文化，对深圳文化建设也带来挑战。据了解，文化学者杨宏海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并提出了“滨海客家”的概念，之后调入深圳大学的周建新教授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也有新的建树。
深圳客家民居“鹤湖新居” （张则武/摄）
深圳客家民居“凤田世居” （罗盛裕/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