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口述史丨彭全民:铁仔山古墓群,藏着深圳古老的根

从1984年踏上铁仔山，到2000年最后一次参与大规模发掘，16年间我往返几十次，参与6次考古发掘中的4次。

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广州奔赴深圳到市博物馆报到，投身博物馆筹建工作。彼时的深圳，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遍地基建工地，尘土飞扬、机器轰鸣，处处彰显着活力。

我对文物有着天然的敏感，白天忙于筹备建馆，晚上与同事闲谈，话题总不自觉绕向考古领域。也是在这段时间，同事们常提及宝安有座铁仔山，山中藏有不少古墓与文物。

铁仔山海拔仅200多米，地理位置特殊，紧邻珠江口，与南头古城相隔不远。其前方的岗面山，村民俗称龙珠山，名字源于当地“三龙戏珠”的风水传说。铁仔山、铁岗山、富足山形似三条巨龙，蜿蜒向龙珠山延伸。后续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传说的合理性，四座山上均陆续出土不同时期的古墓，足见这片区域自古便是先民眼中的风水宝地。最初我与同事并不知晓“铁仔山”之名，都称其“崩山”。

1983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我没有参加，当时共清理出汉、晋、南朝、明、清等时期墓葬39座，出土青瓷碗、陶壶、铜镜等文物160多件。

1984年，深圳基建工程遍地开花，铁仔山周边的乐群村正忙着推土建厂、引进香港“三来一补”企业，而古墓群多分布在基建工地范围内，每次发掘都需与施工进度“抢时间”，这离不开村委会和村民的理解与配合。当时，村民推土平地时意外挖到残破墓砖与陶片，有村民认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就打电话上报深圳市博物馆。接到消息后，我们立刻放下手头工作，携带考古工具赶赴现场，共发现汉代至六朝时期墓葬11座，时代跨度清晰，进一步印证了古墓群的延续性。

那次发掘曾出现小插曲。按当时文物法规定，文物发掘相关费用需由当地搞基建的村子承担，起初村干部与村民颇有微词，抱怨“主动上报保护文物还要出钱”。面对质疑，我与同事耐心讲解文物保护法规定，告知大家古墓与文物是国家宝贵财富，是深圳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守护自身根脉。同时我们第一时间上报市委宣传部寻求支持。

令人感动的是，村民大局意识强烈，明白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加上担心拖延发掘影响厂房建设，最终同意承担费用，并主动配合工作。

当时发掘条件较为艰苦，工地尘土飞扬，无固定办公场所，我们便住进华宝饲料厂搭建的临时工棚，白天顶着烈日挖掘清理，夜晚在工棚内整理白天登记的资料。因工地赶工期，推土机频繁作业，我们只能与施工方协商，让机械轻推地表，一旦发现文物痕迹便立即插竹竿标记，施工人员随即暂停该区域作业。在墓葬密集区，每隔2米左右便有一座古墓，我们既要小心翼翼清理，防止损坏文物与墓体，又要时刻留意机械动向，一天下来满身泥土汗水，疲惫不堪，但只要发现一件完整文物，所有疲惫便烟消云散。

1986年冬，彭全民在铁仔山南坡考古调察。

后续几年，随着周边基建推进，我们又多次在铁仔山片区开展考古发掘。1986年2月，配合共乐村建厂工程，紧急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古墓60座，出土文物120件。另外在1988年3-4月、1988年5月，铁仔山古墓群还开展过发掘。

每一次发掘都离不开村民支持，正是这份乡邻同心，才让大量遗存得以留存。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几次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抢救出了大量古墓与文物，为深圳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如今想来，仍有诸多遗憾。当时受历史条件、认知水平与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够强，保护理念也相对落后，核心目标仅仅是“抢救文物”，认为只要把文物从地下抢救出来，避免被施工破坏，就算完成了核心任务，而对于墓体本身的保护、古墓群整体布局的留存、墓葬周边历史环境的维护，重视程度严重不足。说白了，就是“重文物、轻遗址”，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墓葬遗存的一种不可逆破坏。

这种状况的转变始于2000年的第六次大规模发掘。这次是华宝饲料厂的扩建工程，我们高度重视，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联合市博物馆、宝安区文化局，并邀请洛阳市文物二队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第六次清理发掘，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性发掘。

2000年，铁仔山考古发掘技工在清理东晋纪年墓。

根据前面积累的经验，我们采取布方的形式进行清理发掘，以便进行保护。发掘2个多月后，发现200多座东晋至明清时期墓葬。

究竟是保护墓址，还是不保护？我们邀请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知名考古专家彭卿云、黄景略等现场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铁仔山古墓群规模宏大、延续性强、遗存丰富，具有极高历史、学术与展示价值，建议修建专门博物馆或保护公园，完整保留风貌。专家的论证深深触动了我们，也让我们彻底转变保护理念——文物保护不仅要保护器物，更要保护其生存环境、整体风貌与历史文脉，唯有如此，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这次发掘范围涵盖墓群核心区域，实际发掘面积达3585平方米，历经数月紧张工作，共发现东晋至明清时期墓葬248座，出土文物400余件，墓葬与文物数量均创下铁仔山考古纪录。

这248座古墓时代分布清晰，东晋墓5座、南朝墓36座、宋墓4座、明清墓203座。其中南朝墓数量不少，分砖室墓与土坑墓两类，砖室墓大部分破残严重，土坑墓保存相对较好。大型墓一般设有前室和后室，顶部采用券顶结构，坚固耐用，墓壁设有仿木直棂窗，近墓门处挖掘渗水井与排水沟相通。

这次发掘我们曾申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却遗憾落选，仅入围当年的“全国二十二大考古发现”。后经业内人士告知，评选按时代跨度分类，我们以“战国至明清”的2000年跨度申报，难以归入具体类别，错失良机。若当时以“六朝古墓群”为主题申报，大概率能入选，这件事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铁仔山古墓群的所有考古发现中，最让我印象深刻也最具历史价值的，是三块带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砖。这三块纪年墓砖，就像三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深圳古代历史的时间密码，提供了确凿无疑的实物证据，印证深圳东汉时期便有文明遗存。

第一块纪年墓砖发现于早期一座东汉墓中，印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字样。砖体虽残破但文字清晰，距今已有1850年历史，这也是深圳第一次发现纪年墓砖。另外两块纪年墓砖发现于2000年发掘中，分别印有“大兴四年”（公元321年，距今1705年）与“太宁二年”（公元324年，距今1702年）字样，均为东晋遗存。这三块墓砖进一步填补了深圳东汉、东晋时期确凿纪年历史的空白，证明从东汉到东晋，铁仔山一带始终是先民重要聚居地与墓葬区，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繁荣程度。

西乡铁仔山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人头像墓砖。

2000年发掘还出土了大量文物，涵盖青釉瓷器、青花瓷器、铜器、铁器、玉器、钱币等，涉及日常生活、祭祀礼仪、生产劳动等多个领域。其中南朝青釉鸡首壶、明代青花碗等精品，既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也反映了深圳作为海陆交通要道与商贸枢纽的历史地位，印证了深圳自古便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多年考古研究中，我发现铁仔山古墓群布局有明显规律，集中区域多为家族延续性墓葬群，中间位置墓葬年代较早（汉至东晋），左右的位置年代较晚（东晋至南朝），体现了古代昭穆制度的家族观念。这一规律的发现，为研究古代深圳家族制度、社会结构与人居分布提供了重要参考。

我参与了铁仔山4次较大规模发掘，特别是2000年的大规模发掘，和同事们累积了不少考古资料，但目前仅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这些资料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用汗水换来的宝贵财富，蕴含诸多历史信息，一旦遗失损坏将无法弥补。我迫切希望后辈考古工作者能抓紧时间，系统整理这些尘封的考古资料，编写完整考古报告，让更多人了解铁仔山跨越2000多年的深圳古代墓葬习俗与历史文化。

2000年2月，宝安铁仔山器物照。

随着科技进步，遥感勘探、无人机测绘等先进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考古工作。我相信，借助这些技术，未来对铁仔山的勘探发掘、遗址保护、专门研究必将有更多的进展，或许能找到唐、元朝墓葬遗存，填补铁仔山历史空白；或许能发现更多珍贵文物，丰富对深圳古代历史的认知。

我的最大心愿，是铁仔山古墓群能早日申报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让尚未挖掘部分的古墓保护区域得到更系统专业的保护与传承，使它与大鹏咸头岭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南山屋背岭商时期遗址、南头古城址、大鹏所城、坪山马拦头孙中山庚子首义纪念地、葵涌土洋东纵司令部旧址等，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深圳的重要文物古迹；希望铁仔山古墓群遗址博物馆能早日建成并向市民开放，完整保留古墓群的核心区风貌，系统展示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掘成果，配备专业的讲解人员，开展常态化的历史文化宣传活动，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能走进这座“地下博物馆”，触摸深圳历史，增强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