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50年，深圳最该保护的地方会变吗？

在野外调查中，动物学家常遇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形。

一片山林今天仍有蛙鸣，几年后再去，林子还在，蛙却少了。地图上，它依然被涂成绿色；从高处看，植被覆盖似乎也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但林缘修了一条路，水沟被硬化，夜间灯光变亮，几个原本连续的水塘被住宅和停车场隔开。

栖息地并没有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栖息地。

这正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棘手的地方。保护工作不能只回答“哪里还有绿地”，还要回答另外几个更难的问题：

哪些地方真正承载着珍稀物种？
这些地方的环境质量是否足以维持种群？
到了2050年，气候、建设用地和城市扩张会不会让它们失去保护价值？
今天划定的保护区，未来是否仍然保护到了正确的位置？

一项以深圳为对象的研究，把这些问题放进了同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者筛选出135种优先保护物种，包括84种植物、5种哺乳动物、10种两栖动物和36种鸟类，并结合物种分布、栖息地质量、土地覆被变化以及三种未来社会经济情景，推演2020年至2050年深圳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的变化。

研究的结论并不复杂，却很重要：

深圳今天最有价值的保护空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但到了2050年，核心区域会缩小，斑块会更加破碎，而现有保护地与未来关键生境之间的错位将进一步扩大。

保护区不是一张画好后就不再变化的地图

传统保护区规划往往依据现有物种记录、历史调查和当前植被状况。

这在过去并非不合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把仍然保存较好的地方圈出来。

但气候变化和城市扩张改变了这个前提。

物种会移动。

对温度敏感的两栖动物，可能退向更湿润、更凉爽的山谷；鸟类可能改变繁殖地和越冬地；某些植物的适生区可能向高海拔或更靠近水源的区域移动。与此同时，城市道路、建筑、夜间照明和人流会改变原本连续的生境，使动物无法顺利扩散。

于是，保护区边界不动，真正适合生存的空间却在移动。

研究者把“优先保护区”定义为在物种分布和栖息地质量上都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区域。它不是法定保护区，而是一种规划意义上的空间排序：如果必须在有限土地中优先保护一部分，哪些地方应当排在前面。

这个区别非常关键。

法定保护区反映的是过去和现在的保护决策；优先保护区则试图识别物种真正需要的空间，其中还包括尚未被纳入保护体系的山地、库区周边、林缘和生态廊道。

135种物种，拼出一张城市生命地图

研究者并没有把所有物种一视同仁。

优先对象主要是珍稀、濒危、国家重点保护、中国特有以及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物种。动物部分覆盖哺乳类、鸟类和两栖类，植物中还特别考虑了极小种群植物和红树林植物。

最终纳入分析的135种物种中，植物占了大多数；动物则包括5种哺乳动物、10种两栖动物和36种鸟类。研究团队从GBIF、国家标本资源平台等数据库收集记录，又在大鹏半岛、田头山、梧桐山、三洲田、羊台山和凤凰山等地开展补充调查，最终整理出691个有效分布点。

从动物调查的经验看，691个点并不算多。

尤其是水獭、鹰类和部分兰科植物，记录往往非常稀少。研究者也承认，物种点位在深圳南部较集中，中北部相对不足，这会使模型更容易“看见”调查充分的地方，而低估调查薄弱区。

这是一切基于物种记录的空间模型都必须面对的偏差。

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物种。

一个山谷里没有水獭记录，可能是因为水獭确实消失了，也可能只是因为夜间调查不足、河岸难以进入，或者个体数量少而未被发现。

因此，这张图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展示了现有证据下，哪些地方最可能具有较高保护价值。

为什么要同时使用三套模型

这项研究最有特点的地方，是没有只画一张“物种适生区”地图。

研究者依次使用了MaxEnt、InVEST和Zonation三类模型。

MaxEnt根据物种出现点与气候、地形、土壤等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预测哪里可能适合这些物种生活。它回答的是：

这种动物或植物可能出现在哪里？

InVEST则主要依据土地覆被和人类威胁，评估每个地块的栖息地质量。它回答的是：

即便环境条件适合，这里的生境是否仍然完整、稳定，受到的人类干扰有多强？

Zonation最后将物种适生性与栖息地质量合并，对全市网格进行保护价值排序。它回答的是：

如果只能优先保护一部分土地，先保哪里，才能尽可能少地损失物种与连通性？

论文第4页的流程图展示得很直观：上半部分预测2050年的土地覆被，中间分别计算物种潜在分布与栖息地质量，下半部分再用Zonation确定优先级，并与现有保护区进行叠加。

这种做法避免了一个常见误区。

某地气候和地形可能适合物种，却已经被道路和建筑切割；另一片林地植被覆盖很好，却不一定是目标珍稀物种的重要生境。保护价值不能只靠一张绿量图，也不能只靠物种模型判断。

深圳的保护价值，明显向东南部集中

研究给出的空间格局与熟悉深圳自然环境的人并不意外。

高价值区域主要集中在罗湖、盐田和大鹏。次一级区域多分布在核心区外围，而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保护空间更加零散，彼此连接较弱。

东南部保存了深圳相对连续的山地、森林、海岸和溪流系统。梧桐山、盐田山地、大鹏半岛以及周边林地，构成了城市中少见的大尺度自然生境。

动物并不会把森林公园边界当成自己的活动边界。

一只果子狸可能在夜间跨越林缘寻找食物；猛禽需要更大的觅食范围；溪流两栖动物依赖的不只是一个水塘，还包括周边林下湿度、繁殖水体以及幼体扩散所需的连接带。

东南部的优势，正是它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连续性。

相反，深圳西部虽然也有凤凰山、羊台山、铁岗—石岩水库、西湾红树林等重要斑块，但它们往往被建成区、道路和工业用地隔开，形成一个个生态“孤岛”。

从动物保护角度看，孤岛面积并不是唯一问题。

更麻烦的是个体无法在斑块间移动。小种群长期被困在孤立生境中，会面临近亲繁殖、局部灾害和补充个体不足的风险。对蛙类、小型兽类和林下鸟类而言，一条宽阔道路就可能是一道难以跨越的边界。

到2050年，最好的保护空间会减少

研究按照三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模拟了2050年的深圳。

SSP126代表相对重视环境保护和低排放的发展路径；SSP245是中等发展与减排情景；SSP585则代表高排放、快速经济增长和强烈建设扩张。

在2020年，深圳建设用地约占全市面积的51.88%，林地约占32.09%。到2050年，建设用地在三种情景下分别可能增加至55.37%、58.34%和63.10%；林地则分别变为34.09%、31.07%和26.29%。

低排放情景下，林地、草地和水体合计有所增加。

但在SSP245和SSP585情景中，自然土地减少，建设用地继续扩张。高排放情景下，林地比2020年减少超过115平方千米。

这对动物意味着什么？

对一只城市鸟类而言，新增建筑不一定立即导致消失。一些鸟能够利用公园、道路绿化和人工水体，甚至从人类食物中获益。

但这种适应通常集中在少数广布种。

珍稀物种需要的往往不是简单的“有树”，而是成熟林分、隐蔽林下层、稳定水体、低干扰繁殖地和连续迁移通道。城市绿化可以增加绿色面积，却很难自动替代天然林、溪谷和湿地。

潜在栖息地增加，不等于优质生境增加

研究中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

在SSP126情景下，优先物种的潜在适生区由2020年的384.04平方千米增加到2050年的482.57平方千米；但在SSP245和SSP585下，则分别下降到346.85和317.30平方千米。

低排放情景下，适生区增加，似乎是好消息。

但研究同时指出，高适宜度生境到2050年仍然会减少，而且所有行政区的总体栖息地质量都有下降趋势。

原因在于，“适合出现”和“适合长期生存”不是同一件事。

气候条件可能变得适合，但土地已经高度破碎；某些人工湿地可能吸引鸟类短暂停留，却无法提供稳定繁殖环境；城市绿地可能有树、有水，却承受高频人流、灯光、噪声和宠物干扰。

在动物学调查中，经常能看到这种“表面适生”。

一片城市水塘冬季会聚集不少水鸟，但如果岸边缺乏浅滩和隐蔽植被，它可能只是临时停歇地；一片绿化林带能记录到兽类足迹，却未必足以维持繁殖种群。

所以，潜在分布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保护状况改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核心区变少，边缘区变多

研究将优先保护区分为三级。

保护价值最高的前10%为一级优先保护区；10%至20%为二级；20%至30%为三级。

2020年，一级优先保护区面积为98.90平方千米。到2050年，在SSP126、SSP245和SSP585情景下，分别降至84.98、80.71和68.95平方千米。

高排放情景下，一级优先保护区减少了近三成。

与此同时，三级优先区却明显增加，SSP585下比2020年增加50.82平方千米。研究发现，这种变化主要不是新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生境，而是原有一级区降为二级、二级又降为三级。

换句话说，保护价值的金字塔正在变矮。

最好的地方减少，中等和较低价值的地方增多。

这和一片森林退化后的情形很像：森林面积看上去没有完全消失，但成熟林减少，次生林和林缘增加。总面积可能变化不大，真正依赖内部生境的物种却已经失去了最关键的空间。

斑块增加，通常不是好消息

到2050年，优先保护区的斑块数量在三种情景下都会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则下降。

2020年的斑块数为260个；2050年分别增加到280、323和295个。平均斑块面积则从223.01公顷降至206.84、169.02和196.52公顷。聚合度也有所下降。

在这里，“斑块更多”并不意味着生境更多。

它往往意味着原本较完整的生境被道路、建设用地或其他土地类型切成了更多小块。

动物学家对这种变化格外敏感。

一个大斑块被切成三个小斑块后，总面积可能没有立即减少太多，但内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林缘比例上升，光照、温度和风速改变；犬猫、人类和外来物种更容易进入；道路死亡风险增加；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下降。

对于需要大领地的哺乳动物，大斑块减少意味着单个区域能容纳的个体更少。

对于两栖动物，斑块间距离增加可能让季节性迁移变得不可能。

对于林鸟，连续树冠被切断后，哪怕两个林地之间只隔着一条高速路，也可能显著降低穿越频率。

研究甚至发现，SSP245情景下的景观破碎度指标比SSP585更严重。但作者特别提醒，这并不代表SSP585更安全。高排放情景下，自然土地损失更大，只是部分景观指标未能完整反映局地生境质量下降。

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法学问题。

单一景观指数可能“看起来较好”，但真实生境已经更差。保护评价不能只盯着一个数字。

现有保护区保护了最核心的地方，却漏掉了大量边缘和通道

深圳现有25处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总面积443.09平方千米，占全市22.18%。

研究将现有保护地与模型识别出的优先保护区进行叠加。

2020年，现有保护地覆盖了70.19%的优先保护区。其中，一级优先区覆盖率达到89.66%，二级为78.86%，三级仅为55.75%。

这说明深圳现有保护体系并非完全错位。

最核心的东南部山地和自然生境，大多已经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

真正的问题出在外围。

很多二级、三级区域位于核心保护地周边、库区附近、山体之间或城市建成区边缘。它们的单块面积可能不大，却承担缓冲、扩散和连接功能。

在动物保护中，这些地方往往不像核心区那样醒目。

一条只有几十米宽的林带，可能不是某个物种的主要繁殖地，却是两个种群之间唯一的迁移通道；一片水库周边林地可能很少出现大型兽类，却为鸟类、蝙蝠和两栖动物提供连续的觅食环境。

如果只保护“物种最多的中心”，而忽略边缘连接区，核心保护区最终也会变成孤岛。

到2050年，保护错位会进一步扩大

研究预测，到2050年，现有保护地覆盖优先保护区的比例将降至58.11%、60.68%和56.45%。

也就是说，在三种情景下，都比2020年的70.19%更低。

这并不是因为法定保护地缩小，而是因为物种适生区和保护价值发生了移动。

保护边界没有变，关键生境却在变。

这正是“静态保护区”面对气候变化时的结构性难题。

自然保护区适合保护固定的地理空间，但物种分布是动态的。气候变暖、降水变化、城市扩张和植被演替会让一部分区域失去价值，也会让另一些原本普通的地方成为新的避难所或迁移通道。

因此，未来保护体系不能只讨论“要不要再划一块保护区”，还要讨论：

保护区之间如何连接；
外围土地如何管理；
城市更新时能否保留迁移通道；
哪些地区需要定期重新评估；
当物种适生区移动时，保护政策能否随之调整。

413.7平方千米，是深圳最稳定的生态底盘

研究将2020年和三种2050情景中始终被识别为优先保护区的区域，称为“可持续优先区”。

这类区域总面积约413.7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大鹏、盐田北部、坪山南部和罗湖东部。

从规划角度看，这些地方的价值最高。

它们不是只在某一种未来假设下重要，而是在不同气候和发展路径下都保持较高保护价值。换句话说，即便未来存在不确定性，优先保护这些地区，犯错的概率也相对较低。

动物保护常把这类地方视为“气候避难所”或长期稳定生境。

它们可能具备较大的面积、较好的植被、复杂地形和较低人类干扰，能够为不同物种提供多种微气候条件。当天气变热或变干时，动物可以在山体阴坡、溪谷、林下和不同海拔之间移动，而不必立刻离开整个区域。

对于行动能力较弱的两栖类和小型兽类，这种内部环境异质性尤其重要。

西部保护的关键，不只是再建几个公园

论文多次指出，深圳西部保护空间连通性不足。

凤凰山、羊台山、观澜、铁岗—石岩、西湾红树林等保护地之间缺乏有效廊道；深圳湾湿地、华侨城湿地、内伶仃—福田保护区以及北部的松子坑森林公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立。

城市里的生态廊道不一定要是一条宽阔的“绿色高速公路”。

它可以由河流、山脊、连续林带、道路上跨通道、湿地链和低干扰绿地共同组成。

但廊道是否有效，必须看目标动物。

鸟类能够飞越部分建成区，林下兽类和两栖动物却做不到；蝙蝠需要连续的觅食和栖息节点；水獭依赖河岸带，河道硬化和夜间照明都会影响它的利用。

所以，画一条绿色线并不等于建立了生态廊道。

真正的廊道需要足够宽度、合适植被、低照明、低噪声和可穿越的道路节点，还要通过红外相机、声学监测和遗传数据验证动物是否真的在使用。

城市生境不是“天然”与“人工”的简单二分

研究发现，一些珍稀动物的潜在生境位于人口密集区，包括人工湿地、城市绿地以及靠近水体的高植被区域。

这并不奇怪。

越来越多动物开始利用城市环境。猛禽在高楼上繁殖，鹭鸟利用人工湖泊，果子狸在绿道和社区边缘活动，某些蝙蝠甚至依赖建筑缝隙栖息。

但“能出现”不等于“适合保护”。

城市生境经常具有强烈的生态陷阱效应：食物看似丰富，却伴随车辆、玻璃撞击、毒饵、宠物捕食、夜间照明和人为干扰。

一片人工湿地可能吸引鸟类，却因水位频繁调整而导致繁殖失败；城市林地可能有较高树冠覆盖，但林下层被清理得过于干净，缺少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和隐蔽空间。

因此，城市自然保护不能只追求绿化率。

对于动物而言，结构比颜色重要。树有多高、林下是否保留、枯木是否存在、水岸是否自然、夜间是否黑暗，往往比“地图上是不是绿色”更有意义。

这项研究最值得保留的判断：保护必须面向变化

论文提出的管理建议包括建立珍稀物种数据库、优先保护稳定和脆弱区域、扩展核心保护地、将二级区域作为缓冲带，并通过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生态红线等方式管理三级区域。

这些建议并不新奇。

真正有价值的是它背后的思路：保护空间不能一次划定、永久不变，而应当定期重新评估。

对城市来说，这种动态管理尤其必要。

城市土地变化速度快，动物种群数量波动也快。一条道路建成、一片湿地修复或一段河道重新自然化，都可能在几年内改变动物的活动路径。

与其把保护区理解为静态边界，不如把整个城市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栖息地网络。

核心区负责维持稳定种群；缓冲区降低外界干扰；廊道帮助个体迁移；人工湿地和城市公园作为补充节点；监测数据则不断修正下一轮规划。

但这张“未来地图”不能被当作确定预言

研究使用的MaxEnt模型平均AUC约为0.86至0.87，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能力。

但模型准确，并不代表未来一定如此。

首先，物种分布模型通常假设当前记录点附近的环境是适宜环境，却很难处理物种适应、行为调整、种间竞争、疾病和扩散能力。

一只鸟即便在2050年拥有新的气候适生区，也不一定能够穿越城市到达那里；一只蛙即便附近出现适宜水体，也可能因道路阻隔而无法建立种群。

其次，不同物种的反应差异极大。

植物、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被合并进同一保护优先框架，但它们的扩散能力、寿命、繁殖方式和气候敏感性并不相同。

再次，研究中的物种记录存在空间偏差。一些调查较多的地区可能被高估，而偏远或难进入地区可能被低估。作者还指出，研究实际纳入物种数量在不同章节出现135种和134种的表述差异，这也提示基础数据仍有整理空间。

所以，这项研究更适合作为规划预警，而不是精确预言。

它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应当优先调查、监测和保护，却不能代替实地种群调查。

从动物学角度看，深圳最缺的可能不是更多地图，而是连续监测

深圳已经拥有较多公园和保护地，也有较好的遥感和规划数据基础。

真正薄弱的环节，是长期、标准化、可重复的动物监测。

要判断某条生态廊道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卫星图。需要红外相机记录兽类穿越，声学设备监测鸟类和蛙类，河岸调查寻找水獭痕迹，必要时还应使用环境DNA和遗传样品判断种群是否仍在交流。

要判断一片城市湿地是否具有繁殖价值，也不能只数到访鸟类。还要记录繁殖成功率、幼鸟存活、水位变化和人类干扰。

保护规划最终必须回到动物本身。

地图只能告诉我们“可能在哪里”；动物的足迹、叫声、巢穴和遗传信息，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否真的活在那里”。

结语：一座城市真正的生态底线，是动物还能不能移动

这项研究最值得记住的，不是某一个百分比。

不是70.19%，也不是413.7平方千米。

真正重要的是它揭示的趋势：

到2050年，即使优先保护区的总面积按规划比例保持不变，最核心的区域仍可能缩小，斑块仍可能变碎，现有保护地与物种未来需求之间仍可能逐渐错位。

保护面积相同，不等于保护效果相同。

对动物而言，一片森林是否还能维持生命，不只取决于它有没有被圈进保护区，还取决于它是否足够大、足够安静，是否连接水源和其他林地，个体是否能在不同斑块之间安全移动。

深圳的东南部仍然保存着城市最重要的自然底盘。

而未来保护成败，很可能取决于能否把这些核心区域与中西部零散斑块连接起来，能否在城市更新中为溪流、山脊、湿地和动物迁移留下真正有效的空间。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不是在地图上多画几块绿色。

而是让那些生活在绿色中的动物，仍然有地方繁殖，有道路迁移，也有机会活到下一代。

科普小卡片｜一眼看懂这项研究

论文标题、作者、期刊及研究目标见原文首页。

互动话题

你认为城市保护应当优先扩大核心保护区，还是优先建设连接不同山体、湿地和水库的生态廊道？

在你生活的城市里，有没有一块看似普通，却可能是鸟类、蛙类或小型兽类重要通道的绿地？

图片为什么没有加注释，其实我希望大家去看原文......

感谢帮我下载原文的周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