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了在深圳的时光,有朋友留言问:如果留在深圳,是不是会是另一种人生?
只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选择”。二十岁时的我,内心充满迷茫,有限的阅历和认知决定了我只能顺其自然。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去判断哪条路对自己更有利,身边也没有远见卓识的人给出建议,做选择全凭直觉。有些人是在经历中认识自己,找到真正合适自己的路;也有人一生都在花时间寻找,比如我的父亲。
回顾当时回来的心路历程,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并非无奈之举。
当时在系统电子厂,我们美工组只有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相处简单融洽。后来,公司招来一位年长些的姐姐,我们叫她翠珍姐。她名义上是来培养和管理我们,负责包装相关工作,却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人性的复杂与职场的勾心斗角。作为职场老手,我们这几个菜鸟在她眼里简直不值一提。明里暗里的打压无处不在,重要的工作几乎不让我们经手,一切尽在她掌握之中。这种心理上的压迫感,比我大一岁、技术最好的小柯受不了,他离职了。我也只想早点学点真本事,尽快离开这个环境。
这是我想离开的原因之一,但我并不想离开深圳——这个充满挑战和活力的地方。
所以,当妈妈第一次打电话让我回家时,我拒绝了。直到她再次打来,说她生病了,我才真正动摇。我害怕父母将来无人照料,站在他们的角度,不求子女大富大贵,只盼着一世安稳。
办好离职手续时,心里仍有万般不舍:不舍那些年纪相仿、纯粹相待的朋友,也不舍那笔马上要涨到900块的薪水。
2001年8月底,我来到了新上岗的地方——寨湾小学。
从深圳热闹繁华中跌入乡村的宁静,我的心也安静了下来。这所村办小学,一切都还保留着我上学时的模样: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三层教学楼,后面是一排老旧的瓦房。校园里的树木高大繁茂,水泥地面坑洼不平,操场上的野草正自由生长。这里唯一显得“先进”的东西,是一台落满灰尘的旧台式电脑。
在深圳时,我为了适应外面的世界,拼命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为那是改变命运的钥匙。可眼前的一切仿佛在告诉我:我这一年努力学到的东西,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事实也证明,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极少再碰电脑,之前学过的东西也差不多都忘了。
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寨湾小学的,还有同一届的婷婷和大姣。在这所学校工作的三年,因为有了她们的陪伴,让原本繁琐、疲惫的生活多了几分温暖的色彩。
初上讲台,我带了两个班的语文,每个班二三十人。特别的是其中一个班是一组坐着一年级,另一组坐着学前班。我教完一年级,接着再去教学前班。由于没有经验,每天上课,改作业,辅导学生连轴转,晚上还要手抄两个班的备课笔记,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第一年的工资只有180元一个月,支付完日常开销后几乎所剩无几。繁重的工作压力与经济上的窘迫,让我人生的列车驶进了只有微光的隧道。我循光而行,努力适应着一切。
但当老师的奇妙之处在于,学生的天真纯朴总能用一种最柔软的方式治愈你,看到他们的成长和进步,让你觉得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教育站的领导要听我的课。而我刚刚请了一周的假从深圳离职回来,对怎么上课一无所知。于是,我硬着头皮自制了一年级的拼音卡片,上了一节课。那节课孩子们特别配合他们手足无措的新老师,虽然只是走了个过场,但领导可能为了鼓励我,说我做的卡片也是一种创新。
我便开始学着用“创新”的方法去教书。我用卡片写上生字、拼音,用彩色粉笔画出课文中的插图,还根据课文内容自制教具。只为看到孩子们上课时,看着我出示这些自制的教具,他们眼中会闪烁出那份好奇与欣喜。课外,我和每个孩子聊天、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跳皮筋。每次一下课,孩子们就会围着我问这问那。渐渐地,我慢慢适应了寨湾小学的工作。
有空余时间时,我和婷婷、大姣还会漫步在田野,看大片盛开的桃花。天地间我们席地而坐,聊自己班上的趣事,聊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聊各自期待的生活。有时,我们还会相约去旁边的福利院,找一位住在那里的盲人师傅算算命。花上两块钱,让他指点一二。如今想来,那或许只是我们在迷茫岁月里寻找的心理慰藉,却透露出我们对未知生活、渴望揭开生命谜底的好奇。
这里的生活虽然原始,但它让心变得很简单。
当我不再执着于用城市的标准来衡量这所小学时,我看见了那些坑洼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奔跑时的快乐;看见了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就像我一样。在他们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呼唤中,我也看到了自己作为老师的价值。在这日复一日的粉笔灰里,我慢慢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节奏,认认真真地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
如今我站上讲台已有26个年头。从青涩到从容,在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相伴中,我摸透了教育的规律,学会了驾驭课堂,也学会了走进每一颗不同性格的孩子的心灵。我做过班主任,当过语文老师,如今又拿起画笔,成了一名美术老师。
这26年,我一直在用时间和耐心,去慢慢解读二十岁时那个选择的真正意义。回首来路,我终于懂得:人生无论走向何方,成为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需要”——那才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