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如何传?创新怎么干?一众大咖在深圳给出答案

“‘人文化成’就是通过人文活动实现人文价值，人文经济学是‘人文化成’的经济学。”高德步认为，中国自古便是“人文之国”。《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提出“庶矣、富之、教之”的治国三部曲——先让人民繁庶，再发展经济，最后通过文化塑造使人成为真正的“文化人”。这种从人本、民本到人文的递进，让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始终浸润着文化价值。

在高德步看来，历史长卷里，经济过程与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俯拾皆是。青铜器本为祭祀用具，但拉长了冶炼、铸造、钱币的产业链条；瓷器根植于古人对自然元素的把握，文化元素的叠加赋予它远超生产成本的附加价值；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更催生了唐代“飞钱”、宋代“交子”、元明“宝钞”等货币向纸质信用凭证的革命性跨越。这些例证表明：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从来就是高度统一的。详情>>

王军指出，目前亟须加大保护力度的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因为它们尚未被明确地作为遗产类型写入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列举的受国家保护的物质遗存名录，还不能做到依法实施全面、系统的保护。

在王军看来，中国文化特有的时空观塑造了与天地环境整体生成、人文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聚落形态、文化景观。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各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时期的各族人民，不断融入并分享同一个古老而饱含生机的时空体系，共同创造了极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文化形态，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古代中国由此走出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

王军认为，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东亚地区文化与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的卓越见证，整体性、系统性是中国文化及其遗产形态的重要表现，推行全面、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与体系构建面对的重要任务。“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己身文化的基础之上，对文化遗产作科学的界定，健全体系、补足短板，真正做到保护对象不遗漏、保护对策不缺失。”详情>>

王巍表示，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依托不同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核，走出了各具特质的演进路径和不同结局。立足跨学科视域，融合多学科成果，系统比较四大文明的演进路径，能够探寻中华文明历经5000余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

王巍指出，相较于其他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依托长江、黄河流域，形成南稻北粟互补格局，地理环境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西部高原、北部草原、东部海洋构筑天然屏障，抵御外部冲击；国土幅员辽阔，保障中华文脉延续；内部地形交错，为区域文明融合提供空间，史前文明最终走向统一，筑牢文明延续根基。

“文明传承的延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核心、最鲜明的独特性。”王巍认为，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历经朝代更迭、民族交融，始终脉络完整，是人类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一脉相承的汉字体系、儒为核心兼容百家的思想、家国一体的结构，赋予中华文明超强韧性。中华文明始终坚守“大一统”政治追求与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理念，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详情>>

南帆表示，“新大众文艺”近来成为文化界的一大热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他认为，这一概念是对一系列新型文艺动向的敏锐概括。互联网的出现带来大众传媒的深刻变革，这是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创造的又一次历史性结合。互联网可以聚合与重组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等多种符号，具有纸质传媒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技术赋能正在为大众的表达与接受提供崭新的空间。

南帆指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大众形象顽强地从各个方向渗入文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大众的存在不断推动文艺传媒体系的变革。“竹简、纸张、书籍、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传媒体系的持续延伸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主题：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他说，传媒体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更大程度地向大众开放。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多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促成。”南帆表示，自过去一百多年文化界的反复讨论和形成共识，再到后来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文化整体水平的大大提高，大众充当创作主体的条件愈来愈成熟。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特殊契机，大众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这个空间。由于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加盟，很大一部分新大众文艺作品绕开纸质文化的传媒体系，进入互联网完成另一种创作与传播的循环。详情>>

傅若清表示，中国电影作为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历经多年产业化改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与规模化积累，不仅稳固占据本土市场，更跻身全球前列。面对当下媒介环境的深刻变化与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度重塑，锚定文化之根、立稳产业之身、走出复兴之路，是中国电影的时代命题。

傅若清说，纵观世界电影史，凡能在全球产生持续影响的电影体系，无不深耕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国电影要建立文化自信，必须回到中华文明这个精神原乡寻根汲养。中华文脉传承赓续，赋予中国电影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家国天下、天人合一、和合共生，这些跨越时代的文化母题沉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一旦被一部好电影唤醒，就是一次辽阔而雄壮的民族情感共振。同时，中华美学的东方气韵塑造了中国电影的独特品格，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铸就了中国电影海纳百川的精神气度。中国电影的精神辨识度，让中华文化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展现出崭新生命力。

“强大产业作支撑，深厚文化方能转化为影响亿万当代人的精神力量。”傅若清认为，中国电影行稳致远，需在三方面固本强基：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捍卫叙事主权，以自己的语言讲述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心灵史，构建兼具中国视角与全球传播力的话语体系；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中国电影从“孤峰突起”走向“群峰并峙”，以高质量跃升铸就电影强国；三是涵养文化生态，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唯有尊重艺术、包容创新成为主流共识，方能涵养良好文化生态，形成健康的电影创作生产循环。详情>>

孙茂松认为，与此前所有知识生产范式中人类始终是其中的唯一主体不同，这次“破天荒”地增加了一个新的主体：“机器”。而且，语言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机器能做到这一点，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进行知识生产时，从真实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角度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孙茂松现场抛出了几个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第一，在知识产生及传播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毋庸置疑，在这个进程中人始终应占据主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第二，在人机共存的基本条件下，如何更加积极地发挥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加速知识发现与整合以及无时不在、无远弗届的知识传播。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与世俱进？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与世俱进？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知识生产门槛。如何更好地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与专家知识生产形成互补？他说，2024年的一项调研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提升个体创造力，却降低了“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知识生产创新中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详情>>

“一讲岭南，就是在讲中国与海洋相遇，也是讲中国与世界对话。”陈春声指出，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海外乡亲最多的省份，有近3000万海外粤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东南亚街边食档随处可见的“贵刁（粿条）”，到场场爆满的海外粤剧团、潮剧团、英歌舞演出，再到遍布全球的客家会馆、潮人商会、广府会馆，岭南文化的对外传播，往往融“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于“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一趣一味”的日常交流之中。他说，日常生活交融更是深层的文化传播，这正是岭南文化海外传播的天然优势。

陈春声指出，两千多年来，岭南人 “得风气之先”，在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与时俱进、“先走一步”的作用。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岭南在近代中国每一次变革中都走在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更有深圳孕育出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科技企业。这反映的正是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底色。他认为，在大数据和AI的时代，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让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对接，正在产生影响空前的效应与力量。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