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_深圳往事
雨下得细,碎碎念念,像有人在耳边低语。可它缠人——深圳的春天就是这样,雨不大,却下起来没完没了。窗玻璃上凝了一颗颗水珠,慢慢往下淌,像一条条犹豫不决的小河。
礼拜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靠在椅子上,看那水珠沿着玻璃往下走,看着看着,就走了神。
抽屉里有一张照片,我时不时会拿出来看一眼。照片边角已经磨毛了,她扎着马尾,露出两颗小虎牙,我站在她旁边,傻乎乎地笑着。
电话铃猛地响起,竟吓了我一跳。
“您好——”
“夏宇,是我……我是梅雪。”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像在鼓足勇气,“你还记得我吗?”
梅雪。这个曾经令我痛彻心扉的名字。我怎会不记得呢?就算十年,二十年,她还长在我心里头,像崖缝里那棵拔不掉的树。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不再是记忆中那脆生生的模样。从前她说话像炒豆子,噼里啪啦的,带着淮河岸边乡下的软糯。现在这声音,听起来像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涩涩的。
她说她来了深圳,就在我对面的电话亭里。她说她是逃出来的,从那个婚姻里,从那个家里。她说她再也不回去了,打死也不回去。
我握着话筒,沉默了很久。
“十分钟后,楼下咖啡厅见吧。”
雨天的咖啡厅人少。我挑了个靠里的位置,能看见门口。服务生送来一杯咖啡,没有加糖——这么多年,这个习惯我一直有。
我手指在杯壁上敲着,一下,一下。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先看见的是一双旧布鞋,鞋面上沾着泥点子,裤腿上也溅了些。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梅雪瘦了很多,颧骨高了,像刀子削过的。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被雨打湿,贴在脸上。那一头曾经乌黑的头发,如今有些枯黄了,像秋天里的草。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青筋都鼓出来。
“夏宇,”她说,“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接话。
服务生走过来,她要了一杯白开水,双手捧住杯子,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子。
那些事情不用她讲,我也知道。当初她家里不同意,说她找了个打工的,能有啥出息。她父亲是读过书的人,找我谈过,说小夏,你还年轻,婚姻不光是两个人的事。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希望女儿嫁得好,这没错。
她哭过,闹过,最后还是嫁了镇上粮管所所长的儿子。
“他喝了酒就打人,”她说得很轻,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喝多了就往死里打。去年腊月,把我右胳膊打断了。”她把袖子往上捋,露出一道伤疤,像条蜈蚣趴在苍白的小臂上。“好了以后,”她摸了摸那道疤,“逢阴天还疼。”
我盯着那条疤,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一直想着跑出来。”她说。攒了半年路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上个月趁他去县城唱歌,她连夜坐班车到信城,又从信城坐火车到了深圳,已经二十多天,临时寄住在表姐家。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底下一片青黑,眼角有了细纹,像干裂的土地。
“夏宇,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知道你还没有成家。”
我没吭声。窗外的雨像是大了一些,能听见车胎碾过湿路面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叹息。
我想起从前的日子。
我们是初中同学,毕业后一起来到深圳。那时候在同一个电子厂上班,她站在流水线前面,我在后面。她扎着马尾,回头冲我笑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我手里的活就慢半拍。发了工资去吃一碗炒河粉,她把她碗里的鸡蛋夹给我,说自己不爱吃。偶尔,我会跑到厂前的水果店,买两个红彤彤的大苹果。那时候南方水果真是金贵,两个苹果就是一天的工资。她嘴上责怪我浪费,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咬一口苹果,眼睛弯成月牙。
那些日子很穷,但是干净。
后来她回家过年,就再也没有出来。
她走后,我试过找人。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骑到她们镇上,打听了半天才找到她家那个村子。我在村口站了一下午,远远看见她家院子里晒着被子,门口有一棵石榴树,树上还挂着两个干了的果子。我没有进去。我站在那儿,直到天快黑了,开始下起了雨,才骑车回去。那一路,我骑得很慢,蹬一脚,停一下,像腿上灌了铅。
后来她寄来那封信,短短几行字:这辈子算了,下辈子再还。
我没有再找过别人。倒不是痴情,是心里头住了个人,再也腾不出地方。逢年过节回家,我妈念叨,说你也老大不小了,隔壁大民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不说话,吃完饭就去屋后头站着,看远处那片麦地。麦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那封信我一直带在身边,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上她的小虎牙还露着,像昨天才拍的。
“梅雪,”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写的那封信怎么写的?”
她嘴唇动了动,半晌没说出话来。
“一年。”我说,“一年以后的今天,还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我们见面。如果那时候你还在深圳,还想见我,我们再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眼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梅雪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雨丝飘到她脸上,顺着那张憔悴的脸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她整个人像一朵被风雨打过的花,花瓣都蔫了。
她说:“夏宇,我会来的。”
那一年里,我没有去找过她。
第二个月,我打了第一个电话。她在龙华的一家电子厂上班,住六人间,加班多,有点累。隔三个月又打了一次,她说换到了布吉,工资高了些,顿了顿,说有个拉长想追她,本地人,每天给她买早餐。她没有答应。
我应了声“嗯”,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破天荒地抽了两根烟。烟头一明一暗的,我想,她能站稳脚跟就好,旁的都不重要。
大年三十我在值班,厂里放烟花,嘭嘭嘭地在天上炸开,红的绿的,好看极了。我想她吃上饺子没有——南方人不吃饺子,过年吃汤圆。她表姐回老家了,出租屋里,她会不会也煮一碗汤圆?会不会想家?会不会想我?
那天夜里,烟花放完了,到处都是硫磺的味道。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梅雪,过年好。”存进草稿箱,没有发。那条草稿存了很久,后来手机换了才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几场雨水后,又是一个礼拜天。
出门前,我站在镜子前刮了胡子,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对着镜子把领子翻好。三十出头的人了,眼角也有了纹路,笑起来一道一道的。我想,老就老吧。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张照片看了看,又放回去。想了想,又揣进兜里。
清晨,天灰蒙蒙的,下着细雨,还是那样的光线,灰白的,软软的,仿若一张没洗干净的旧照片。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像在数着这一年的日子。
我穿过马路,雨丝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路边紫荆花开得正盛,粉紫色的花瓣被打落一地,踩上去软软的。我走得很慢,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又想起那天,我骑自行车从她村子里出来的样子。
珠三角的城市,让多少人来了又走,多少人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还惨。她一个逃了婚的女人,没有学历,没有技术,能撑多久?就算撑住了,她能经得起考验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足够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了。
可是那又怎样呢?我想。我也变了。
我推开那扇茶色玻璃门,门上的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咖啡厅里很安静,角落里坐着一两个服务员,低着头看手机。我刚跨进门,便看见梅雪站在门边——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正望着我。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碎花裙子,头发比去年长了些,扎成一条辫子搭在肩上。她看起来比去年胖了一点,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眼睛底下那片青黑淡了。她看着我,嘴唇微微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
她没说,可我看见了——只把一双小手递了过来,冰凉凉的,微微发着抖。
我握住了她的手。刹那间,四只手重叠在一起。
窗外,雨声小了。像是等了很久,终于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