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49年后中国首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就職於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 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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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过去的圣诞节前夕,美国经济传出令人意外的好消息:2025年第三季度GDP增长呈现两年来最强劲的势头,达到年度增长率4.3%,超过了不久前由数据库FactSet对经济学家们的普查,他们预测是年度增长3%。美国经济势头好的主要动力,是消费者们信心相当充足,尽管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前景。
美国经济的景气消息对我并无实际功利的意义,本人不会股票投资。但是这条消息却刺激了我好几天,冷静思考几个环节,都是与经济社会调查的工作相关。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自从特朗普第二任主政以来,美国经济学界在绝大多数时候,对他团队推出的经济贸易政策都是负面评价。尤其是特朗普亲自主导随心所欲的关税政策,指东击西,横扫敌友,招致国内外的骂声一片。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肯定,贸易战只会导致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衰减,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民众消费信心持续压抑。第一大经济体不久后将会被第二大经济体胜出,2026年就要见分晓,美国主流经济评论接连作此预言(Project Syndicate, 4 Jan 2026)。
经济数据疑幻疑真
自从特朗普二进宫到现在将近一周年,美国经济并没有沉沦。2025第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4.3%,是极为亮丽的成果,除非是在统计数据上出了误差。我们都记得,特朗普反覆指控联邦政府统计部门是「深层政府」的一个环节,在拜登当政期间操纵数据,高报GDP增长率,低报通货膨胀率。而到了特朗普再入主白宫,统计部门做了相反的数据作假,让关税战的恶名远播。所以他把劳工统计处主任炒了鱿鱼,换上他认为比较可靠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新换上来的统计处主任会不会照着特朗普的意愿,暗中操控经济数据?我们又都看得明白,特朗普第二任身边高官和助理,与他第一任期间显著有别,多数不再是坚持独立判断和敢于提出专业建议的有胆有识之士,吹捧迎合者比比皆是。我们怎能坚信,美国联邦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还是严格按照专业程序收集和整理呢?本文开头引用的GDP年增长率,并没有更多细节表示它是通过什么专业技术作出的报告。我们要再等看另外的数据,好在美国尚没有把全国统计机构整合成一家。统计学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客观科学,有意识无意识造成的误差是常态。唯有多家机构和不同团队,在相互独立的工作环境下收集和整理出的数据,才能够为公营私营部门和民众提供排除误差、逼近真相的途径。我们等着瞧,若是没有挑战的数据出台,就接受以上的增长率。
回忆33年之前,我刚到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教授的通识课程里面,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那时候苏联才解体,内容丰富),和东亚工业化现代化的比较。班上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港出生长大的,绝大多数对中国内地缺乏亲身的感知。由于再过4年就是1997年的历史巨变时刻,学生们有迫切的心意,学习关于内地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进程。我解释,本港青年学习和研究内地,与研习香港区别多多,最基础性的区别是规模差别太大。
职训过后自行创业
如果学生试图了解香港的整体状况,他们假如能够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很好。若是难以获得,替代的办法也有,尽管不是同等精确。他们可以分成十几个小组,每组负责深入到一个社区,对该社区的就业和 收入、民生和福利、婚姻、教育、卫生、治安、交通、文体活动、宗教网络、同乡会等等,细细观察和请教。 最后把在不同类别的社区调研的信息整理出来编辑成册,认真阅读和讨论,就能够获得对香港社会概况的切实了解。但是,把这种社会学和都市人类学的调研方法应用到内地,面对十几亿人的超大型社会,所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乃是天文数字。所以任何人拿到内地统计数据,都不应该盲目崇拜,那些数据也是经过抽样调查获知的,与实际现状对比误差很多。只有极个别的大面积数据,才是通过普查方法搜集到的,比如每隔若干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
香港科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事们大多数对定量方法更擅长,对搜集或购买统计数据更加看重。而像我这样土生土长于中国内地、经历过那么多重要事件的研究者,却深感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尤其是大面积的数据。鉴于此,在多次非正式的课后聊天中,本学部创立主任齐教授提议,有必要在学部同事中互相介绍各自的研究经验,明白每一种研究方法的长处短处,这样才能够获得可靠的认知。我特别解释,凡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要尽量通过实地的深度调研,对比大面积的统计数据,避免天真幼稚地推导出一般化的结论。33年过去了,我仍然牢记当初那些有益的研究方法的探讨。
店铺转卖快餐饭盒
研究大规模的经济体,不论它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学者们不得不主要依赖面上的统计数据。然而如果你是真正关切民生问题,还是应该迈开双腿,走入基层,睁大眼睛,「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毛泽东的名言)比如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关注两个领域,一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消长,二是超过1500万的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机会。我在《信报》两篇评论里,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这两大问题(2025年1月27日和11月27日刊载),为此我们先后观察了两个大社区。
第一个是在成都周边的郊县,得知地方政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两个专门机构负责,新成立了「农民工服务中心」和「就业服务中心」。它们通过招标投标方式,委托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实施。学员经过培训考试及格,由县级人资局认定的第三方技能鉴定机构颁发证书,然后自谋前程。培训班的报名条件优先照顾农村户籍,男性16至59岁,女性 16至55岁。城市户籍需要提供失业登记证明,年龄与农村报名者相同。培训根据技能分班,分成视频剪辑、抖音直播、家政月嫂、计算机办公、中式面点、特色面食、中式烹调师、电商网创、西式面点、保育等。各班培训的天数有区别,教师是从当地职业技术学校或老餐饮店聘请来的,县政府付给他们低额劳务费。一个培训班大约是40名学员,学到技能后,绝大多数人自己创业开店,很少有人选择去给别的店铺打工。培训班开得如火如荼,进来出去的学员一批又一批。他/她们开业若是属于流动摊贩,暂不用交税。若是有固定门面,要缴纳。
四川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之一,返乡的民工数量必然名前茅。如果该省是按照以上的方式认真落实,花大力气办好再就业训练班,对本省和其他的外出/返乡农民工数量高的省市,均有切实的正面效应。
第二个社区是在深圳市内,人口密集的四条长街道。该社区居民的平均收入属于中等偏上,周边几个大院里的住宅和院内的私家车,显示出中产偏上的经济地位。在三年新冠疫情期间(截至2023年春季),该社区四周的商业服务店铺并没有纷纷关闭,只是把营业时间灵活调整。餐饮店一大半是中式的,其余是日本、韩国、西式的。一家中型酒吧和十几家小酒吧挺精致,提供多款名牌进口酒和雪茄,路边还有两家高档酒销售店。服饰店和化妆品店也有几家,出售的是女士专用时髦产品。
有一家中型食品超市特别受欢迎,里面的商品绝大多数是欧洲进口原装货,提供原产地证明。凡是购买到不满意的货物,顾客不需要任何理由,凭发票一周内退货。该店受到捧场,最关键的是它主要提供儿童食品,家长愿意付出相对高价(但非宰人的价格),购得或预定高质量货物。即便店里少数的非儿童食物,也是原装进口正品,比如比利时修道院的专利大麦酒系列。
然而疫情结束大约 30 个月后,上述那些高中档的商店和服务业铺面,多数灯光暗淡或是熄灭,有些已经锁上门面。那家超市还开着,但里面的高档进口商品极少见到,比利时啤酒一种也没有,德国啤酒只有最便宜的一款,顾客寥寥无几。周边四条长街上顾客最多的服务,大多数是卖中式快餐盒饭。本社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之消减,一目了然。 这样的实地观察和交谈,带给我们的启发远比抽象的统计数字更加具体,虽然只是在一个地点。本文所说的「微服出巡」,就是强调这种接地气的调研,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遵循毛泽东「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方法。
文章首发《信报》202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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