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小报之王?100年来,上海香港深圳有三份《晶报》

日前，买到一份民国时期的订报凭据，是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一家派报社（即报贩）开具给美丰银行（分行）的订报单，该分行本次订阅了《申报》《新闻报》和《晶报》三份报纸。

从这份资料来看，此前有民国老报人回忆的说法是对的：上世纪20、30年代，创刊于10年代末的上海《晶报》，其销量已比肩同城的两份老牌大报——《申报》和《新闻报》。

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份约100年前的民国订报材料、以及上海《晶报》的发展史，其与后来创办的香港《晶报》、深圳《晶报》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20、30年代（民国时期），上海杨仁记派报社给美丰银行开具的订报凭据，订阅了申报、新闻报和晶报。幽壹收藏

01.

《晶报》是订阅的三份报纸之一

民国时期上海报贩开具的订报凭据

该份民国上海订报凭据，原文如下——

美丰（银行）分行账房，《申报》《新闻报》《晶报》，计月弍元整（每月共2元）。

左上角红色印戳：北四川路余庆坊1906号；右下角红色印戳：杨仁记经售中华各埠。

1.上海美林银行

该订报凭据上面，订报的上海美丰银行，是美国人雷文（Frank.J.Raven）于1918-1935年间在上海开办并经营的一家外资银行（即美资银行）。美丰银行旧址位于上海市河南中路521-529号、宁波路180号口，银行大楼为砖混结构，1918-1924年期间建造。

当时，美丰银行还在上海发行纸币，自1919年起将五元、十元、一百元三种银元券投入市场。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受世界经济恐慌和上海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行以倒闭收场。

1935年5月24日晨，上海美丰总行经临时董事会议决，由秘书长签名发出三种文字的公告，中文为“本行奉董事会命，停止营业，特此通告”。

2.杨仁记派报社

开具该订报凭据的这个“杨仁记”，则是民国时期上海的一家知名派报社（报贩），也就是报刊发行代理商，主营报纸批发与派送业务，地址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俗称报馆街）附近，可能曾在上面印戳所显示的北四川路余庆坊1906号，是旧上海“报馆街”的重要发行力量。

杨仁记派报社（简称“杨仁记”），活跃于民国20年代至40年代末，主营报纸批发、外埠派报、本埠订阅派送，兼营书籍、杂志代销。当时，他们代理（经售）《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等上海主流日报，覆盖本埠（上海）订阅派送，外埠（江浙及全国）邮寄批发，是上海报刊发行网络的重要一环。

杨仁记以“仁记”为号，兼具商业信誉与行业影响力。当时，杨仁记作为上海老牌派报社，与“公和祥”“中兴”等齐名，掌控大量报童及与外埠沟通的渠道。

1949年后，上海报业公私合营，派报社制度消失，杨仁记派报社也随之停业。

▲该订报凭据盖印的红字部分，因年代久远已较难辨认，上两图是用AI（豆包）进行了优化。

02.

除零售之外还负责订报

“派报社”是民国报业生态的重要一环

民国时期，上海报业繁荣，派报社（报贩）作为报纸发行的中间商，连接报馆与零售和外埠市场，是报业生态中的关键环节。

近代以来，报贩群体是“持卖报为生活者”，他们是专以贩卖报纸为生的社会职业群体。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始阶段，报馆多不负责发行业务，商业报馆除“直接定户”外，报纸发售主要依赖报贩。这种形式是“报贩按照批发价钱向报馆批购”，随后按照一定的区域路线，或街头叫卖或摆摊零售，从中赚取差价。

除街头零售外，报贩还承揽“家庭订报”和“机构订报”业务，并负责每日递送、月底自己收账，盈亏则与报馆全不相干。

民国时期，报贩按照批发价钱向报馆批购报纸，随即按照固定路线，沿街叫卖。倘有家庭订报，报贩亦按照零售价出订，以后按日递送。到了月底，报贩自己收账，整个销售过程“与报馆全不相干”，报馆因此可以专心于报纸的内容生产，不必为报纸发行和销售增加投入。

报贩（派报社）则自己是老板，身份独立于报社，其收入直接与报纸销量和订户多寡挂钩。为了获取更多收益，报贩往往用尽浑身解数兜销报纸，千方百计保留并增加订户资源。

总的来说，由派报社（报贩）承揽报纸发行，是自晚清以后中国报纸发行的主要模式，派报社（报贩）也因此成为近代商业报馆与读者之间难以逾越的中间环节。

▲1925年3月3日，上海《晶报》创刊6周年。幽壹收藏

03.

上海“小报之王”

《晶报》销量比肩当时的两份大报

晶报，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小报，被称为“小报之王”——

1919年3月3日，《晶报》正式创刊于上海，这是中国报业最早的《晶报》。此前，它是《神州日报》的附送品，随《神州日报》免费附送，但也单独发售。自立门户之后，《晶报》销量日益增加，风行沪上，销量一度超过5万份，在上海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极具影响力。

上海《晶报》办报宗旨为：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均可登之。因此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刊有大量的社会黑幕和通俗小说等大众谈资，也报道和评论过反抗北洋军阀的“五四运动”和抗击日寇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严肃的时政新闻，成为熔新闻、文艺、知识、娱乐于一炉的“小报中的大报”。

该报主持者为余谷民，别署大雄，有时署名宝凤、神狮。他是安徽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大共和日报》和《神州日报》记者。1927年春，余大雄将《神州日报》转让给其友蒋裕泉接办，自己则全力经营上海《晶报》。

上海《晶报》之所以取名为“晶”，主要是因为该报最初三天出版一期，加上又创刊于3月3日，“晶”字又刚好是由三个“日”字组成，所以得名《晶报》。

这种3日刊的出报模式，开创了上海乃至全国报刊史的先河。上海《晶报》的诞生，开创或者说定义了一种报业类型：三天刊发一期，也就是“3日刊”，同时又是所谓的“小报”。此后，这类三日刊小报曾在沪上风行一时。也就是说，民国时期，“晶报”是一种报刊的类型，跟“日报”“晚报”“商报”“周报”等一样。

▲1930年3月3日，上海《晶报》创刊11周年，右上角标明“三日刊之创始者”。幽壹收藏

当时，上海《晶报》每月订报费用为1角，而订一份大报每月为9角。因此，报贩就利用这一点，极力向订户推介《晶报》，建议订户付1块钱订阅大报的同时，再附送一份《晶报》，这样就不用找零。大多数订户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同意这样办，于是《晶报》的销路就打开了。前面所说的民国上海订报凭据，2份大报加1份晶报，共2元，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晶报后面涨价为每月2角）

与其他上海小报类似，上海《晶报》的读者主体多为中下层市民，如大中学生、普通职员、店员等。不过，上海《晶报》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此，它也得到一些政府要员、各界闻人或海上寓公的喜爱，常有许多名人为其题字。

1932年10月，《晶报》改为日报。

1933年11月6日，为庆贺上海《晶报》改三日报为日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题词“小报之王”。

不过，该报由三日刊改为日刊以后，内容大不如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大雄出局，该报由钱芥尘接办。当时，上海《晶报》在民族战争中艰苦挣扎，举步维艰。这一时期的上海《晶报》，命运与上海租界的环境息息相关。由于环境险恶，上海《晶报》曾多次易手，还经历了3次短暂停刊。上海沦陷后，该报的寿命也就接近终点了。

1940年5月23日，上海《晶报》停刊，存在历时21年，共出版4202期。

民国时期，全国除了影响力较大的上海《晶报》之外，各地尚有多份《晶报》，其中包括《大晶报》（上海）、《常识晶报》（上海）、《跳舞晶报》（北京）、《天津晶报》、《小晶报》（苏州）、《吴县晶报》（苏州）、献县《晶报》（河北沧州）等。

▲2018年3月1日，香港《晶报》。幽壹收藏

03.

民国上海晶报

与后来的香港、深圳晶报没有关系

民国以来，上海、香港都曾有《晶报》。新世纪以来，深圳也创办了一份名为《晶报》的新锐报纸。因为都叫《晶报》，所以许多朋友可能以为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