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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忆深圳

2026-06-13 00:46:01

由于工作原因，1990年至1998年，每年我都会去深圳工作三个月左右，正是深圳发展的黄金岁月，有幸目睹了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

当时的深圳还没有机场，每次去深圳都要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老白云机场，然后乘6个小时左右的大巴经东莞到深圳。后来建设了深圳机场，于1991年10月12日正式通航‌，刚开始叫深圳黄田机场，1997年5月8日发生了一起飞机着陆事故，民间传言因“黄田”的广东话听起来像“黄泉”，名字不吉利，因此，2001年9月18日将机场正式更名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并沿用至今‌，这个名字很好听也很吉利，自改名之后，深圳机场便一直保持着安全运营。

广东人是非常讲究说吉利话的。深圳原来有个区叫上步区，这名字听起来像“上不去”，于是将上步区更名为现在的福田区，这是个很吉祥的名字。

刚来深圳时，没有集体宿舍，我们住在八卦岭工业区的招待所，每天吃完晚饭后出来散步，马路上挤满了打工仔和打工妹。

后来单位在下步庙腾出了一套早前买的房子，150平方米买时只花了5万元，不过在当时也相当于5个万元户。按照广东人喜欢讨口彩的习惯，上步区下步庙这个地名经常被朋友嘲笑，不过地理位置非常好，在深圳中医医院东侧，和著名的华强北只隔着深南大道，晚饭后我们经常去华强北逛街，华强北的前身是“上步工业区”，后来改造成电子产品交易中心，声名遐迩。

在深圳挣的很多钱都花在了华强北，曾经花了二万元左右买了一套进口的组合音响，功放很复杂，买回家也没有时间听。还花了1500元左右买了一个索尼或者是松下的随身听，播放盒式录音带，和磁带盒大小差不多，非常的精密，感叹日本电子产品的先进。

当时最繁华的地方是罗湖区，现在显得有些陈旧。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是由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主持制定的，规划人口是80万，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罗湖区的街道显得狭窄拥挤。

深圳在当时分关内和关外两个区域，宝安、龙岗属关外，罗湖、华侨城、蛇口属于关内，进入关内需要户口所属地开具的边防通行证，经常有人因证件过期而被罚款，偷渡现象层出不穷。

自2015年起，深圳逐步拆除了16个检查关口，如梅林关、布吉关等，于2018年正式撤销了“二线关”，国务院在当年1月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标志着这道运行了近36年的物理与制度边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想去著名的沙头角，则需要《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后来找朋友办理了一张，去沙头角一窥资本主义的香港。去了之后很失望，就是一条很普通的集市街道，主要卖丝袜和折叠伞，只是马路中间是分界线，一边是大陆一边是香港，想去香港那边买东西，还经常被大陆的管理人员叫回来。

那时候的深南大道还是一条小马路，经常堵车，如果在下班时间乘中巴车从蛇口回下步庙，下午5、6点出发，要到晚上11点左右才能到达，可见道路的拥堵程度。

当时的深圳市区主要集中在罗湖区，罗湖的国贸大厦是最高档的象征，圆顶是旋转餐厅。那时还没有地王大厦、金丰城、赛格广场等建筑物。从上海宾馆往西就是农田，农田一直延伸到蛇口，中间有华侨城、锦绣中华、深圳大学等零星建筑群。后来建设了宽广的深南大道，在深南大道两侧，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再后来，又建设了滨海大道。

深圳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项目，就像一个大工地。整个城市24小时都很噪杂，似乎没有片刻的宁静，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就是在一片噪杂声中慢慢展现出来的。大量的热钱涌向深圳，投资各种各样的项目，给整个深圳带来了极度的繁荣，可以说深圳遍地都是黄金，只要你愿意弯腰去捡。在那个时候，只要你愿意付出辛苦，想挣钱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单位做完了一个项目，甲方竟然打电话催我们去拿项目款，当时的钱就是这么多，欠钱的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曾发生过810事件，当时我正在深圳。

1992年，深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引发全国关注，大量人员涌入深圳。发售方案规定每人可凭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认购证，催生了全国范围内收购身份证和雇佣排队现象，据说有的人带着一麻袋的身份证来深圳。认购证发售点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为了防止有人插队，不分男女，后面的人抱住前面的人，就这样至少抱了两天时间。我曾暗自思忖，这样应该能抱出感情的。

8月9日上午已有100万人排队，购买者达120万人。认购证在8月9日上午开始发售，不到半天（不到10点钟）即告售罄。至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发售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营私舞弊、内部截留和走后门现象，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证猖獗，原价100元的认购证被炒至300至500元。

8月10日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认购证的股民在深南中路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当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宣布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增发50万张认购证以缓解购买压力。事态逐渐平息。

8月10日我吃完晚饭后，从宿舍去单位加班，刚出宿舍楼不远，就听到二、三声像是打雷的声音，我以为要下雨，看看天空好像也没有云，但我还是折返宿舍拿伞，等回到宿舍，眼睛就像被辣椒辣了一下那样开始流泪，加上听说有人在SZF门口闹事，我才反应过来，刚才的雷声可能是cuileidan。

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很长的申购队伍，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排队购买认购证，财商太差了。

在深圳工作期间，曾有一个单位想调我去工作，许诺在皇岗口岸附近给我一套90平方米房子，条件十分优厚，当时在北京，我住12平方米，还是4家合住，我十分感谢那位领导的认可，但我仍然没有去，主要是不习惯深圳的气候，太热了，每次来深圳，大概3天时间就会晒脱一层皮，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就要开空调直到10月底或11月初，而元旦前后有时候又很冷，洗澡要开电暖器的。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

深圳市曾给我们单位18个户口指标，最终只有1人将北京户口迁到深圳。当时的深圳户口是很难拿到的，这是一个需要通行证才能进的地方，另一个北京单位就有很多人把户口迁到了深圳。如果你习惯深圳的气候，深圳是个很好的地方，城市年轻，充满着活力，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在深圳大建设时期，无数的人涌向深圳淘金，也带动了深圳的餐饮业，非常红火，深圳的餐饮业服务大概是全国最好的，你可以从晚上一直吃到第二天早上，绝不会有人催你结账走人，而且一直会有服务员服务的。

晚上休息时，我们一般都会看香港的电视频道，例如明珠台、翡翠台、无线台等，看到电视报道香港的猪肉15、16元一斤时，觉得太离谱了，当时深圳的猪肉是2块多一斤。

住在一起的同事晚上十二点饿了，我们会出去找大排档吃夜宵，尽管已是深夜，但开门营业的食肆还是不少，大家喝点小酒吹一会牛，大概2点左右回去睡觉，第二天依然可以准时起床，精神饱满去工作。

一次在外面吃饭，因我不胜酒力，就跑到前台躲酒，看到一个人结账，一张大桌和一张小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餐费账单竟然高达一万伍仟元，把我惊呆了，结账的人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把身上的口袋和另一个人的口袋都掏空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深圳有很多港商，所以深圳的消费呈现两极分化，在我们眼里很贵的消费，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就是普通消费。

也许是受香港人影响，深圳的大小烟酒店都会卖洋酒，洋酒广告很多，请客时也喜欢点洋酒，但很多人反映洋酒不好喝，容易上头。后来我出国时在机场免税店买了一瓶XO，喝了之后感觉很平和，也不上头，和国内的好酒感觉是一样的，甚至更好喝，随后便觉得过去在深圳喝的洋酒可能都是假的。

深圳的酒家，尤其是大排档，很多以贩卖野味为卖点，什么穿山甲、果子狸、五步蛇、眼镜蛇等都有，现在不让卖了。尤其是冬天打边炉，酒家有专门杀蛇的蛇佬，抓一条蛇用杆秤一称，不是9斤就是10斤，一斤大概在100元左右，然后切成薄片放在盘子里，一条蛇可以放很多盘，看起来很多。后来在北京也吃过一次蛇，同样大小的蛇只有2斤多。由于是毒蛇，蛇佬在抓蛇和称蛇时也没有人敢去看，蛇佬说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记得在农科院里还有一个蛇园餐厅，各种野味放在一起红烧，然后一碗卖100元。

我喜欢吃广东的卤水，有时候没有赶上饭点，便会去宿舍附近的大排档买一份卤五花肉之类的卤水盒饭，很好吃的。另外，广东的煲粥也是很好的，一种是放整粒米煮，另一种是把米粒打碎了煮，然后再放入鱼片、虾、牛肉片、鸡肉等，最有名的大概是皮蛋廋肉粥，我的一位同事喜欢在粥里打上一个生鸡蛋，搅碎了吃，说这样大补。如果去深圳出差，有时间的话，还会去一家叫金稻园的粥店喝一碗他家熬的大米粥。

据说当时高档饭馆的厨师（可能是厨师长）每个月的收入高达10万元，每个月拿到工资就回老家去买一个铺面房。

我有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深圳工作，他的太太是北方人，家里包饺子时经常喊我去吃，北方人包的饺子很正宗，味道也很好。同学是江苏人，会做拿手的红烧划水，除了在他家吃过这个菜，就再也没有吃过，即使是淮扬菜馆好像也没有见过这个菜。

深圳处于亚热带，水果很丰富，尤其是6月份荔枝上市的季节，总会买一点来吃，广东人常说“一颗荔枝三把火”，说吃荔枝会上火。一次在蛇口的公交站等汽车，有人在卖从树上刚摘下来的荔枝，大概2元左右一斤，我买了2斤，在公交站就吃完了，吃了这么多也没有上火。在深圳时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增城的“挂绿”荔枝在文革期间就卖5毛钱一颗，从那以后，尝一尝“挂绿”的滋味就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念头，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尝到。有时候我们会去布吉的农贸批发市场买水果，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进口水果，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卖5块钱一个。

深圳还有很多夜总会，在我们单位办公楼下就有一家，一次他们在门口挂出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来×××夜总会驻唱”（大概意思），是当时很著名的一男一女两位歌唱家，横幅大概挂了半个月，门票好像要100多元，虽然好奇，最终没有舍得花钱去瞧瞧。

在热火朝天建设的时候，也有不好的现象出现，比如盗窃。

出去办事或上班，我们经常乘坐公交车或中巴车，一次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小偷在大家都挤着上车时，他在后面翻别人的背包。

我们也会骑自行车出去办事，无论你去哪里，自行车都要随身带着，即使是去几十层高的写字楼，也要带着，否则等你办完事下楼，你的自行车就会被偷走，无论你用多么牢固的锁都没有用。

那时候很流行VCD影碟机，快要回京时，我去华强北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飞利浦五碟连放的影碟机，买回来就连上客厅的电视，和同事一起试看了一下，看完之后没有把影碟机收起来，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影碟机不见了，发现我们的防盗窗被剪了一个洞，小偷通过这个洞把影碟机偷走了。我去华强北又买了一台。

只要你真正在深圳生活过，你会发现一个平行世界，至少在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有人乘坐公共交通不买票，甚至坐出租车也不付钱。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辱骂另一个人，┅┅（此处省略62个字）。一次我们有两辆车从深圳去汕头，当时没有汕头大桥，需要轮渡，而排队的车队很长，这是走过来一个人，┅┅（此处省略78个字）。另一辆车因插队被扣，┅┅（此处省略53个字）。

还有一些不良现象，┅┅（此处省略很多字）。

这些不良现象已经随着历史湮没于尘埃。

尽管有一些瑕疵，但丝毫不影响深圳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深圳的流动人口很多，城市管理难度极大，当时的管理水平在全国来讲已经是很先进了。

深圳最响亮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让人热血沸腾，振聋发聩。

在我最年富力强的年代，断断续续在深圳工作了8年，累计工作时间也有2年多。在深圳工作是很辛苦的，但也收获满满，我的月工资有几千元。在深圳多年，我可以听懂简单的粤语，但离完全听懂还差很远，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在深圳工作期间，深圳的同济校友对我很关照，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非常怀念那段快乐时光，遥祝他们一切安好！

在深圳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曾经见到一位特级战斗英雄，他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一人击毙了20多名敌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过英模报告，虽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当时深圳正在进行商品房改革，将分配的房子卖给个人，有些人不愿买。《深圳特区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香港人劝大陆的亲戚说，这种房子相当于白送，一定要买。相对于香港的房价，深圳一套房估计不会超过5万元，在香港人眼里确实是白送，当时有些买不起房的香港人住在东莞常平镇，每天坐火车去香港上班。对比香港房价也可以知道，大陆房价有着巨大的上涨空间。

一次和一位搞工程的老板聊天，他说我们搞工程的人虽然有钱，但总是一身灰和土，皮鞋没有干净过，你看搞金融的资本家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提个公文包，出入各大高级场所，签个字就能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 。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认为他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