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外贸第一城”，深圳外贸连续2年保持全国城市首位，2025年外贸出口实现“33连冠”。今年开年再度交出亮眼答卷：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32万亿元，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增长33.6%，以全省五成的外贸体量、贡献了超八成的增量。
在全球贸易摩擦频发、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经济复苏乏力的复杂环境下，深圳外贸实现逆势狂飙。然而，站在历史高位，深圳也面临“高位过坎”的严峻考验。
从宏观数据的火热到部分企业体感的“温差”，从传统贸易模式的瓶颈到新赛道的突围需求，深圳外贸要在高位基数上实现“稳规模、稳份额、稳增长”，有哪些突围之路？
深圳外贸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从早期“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到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再到自主品牌、智能装备、绿色低碳产品批量出海，深圳外贸一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出口实现连续33年全国第一，进出口总额继续稳居内地城市首位。
2026年一季度“开门红”，再显深圳外贸强劲韧性：民营企业创造了9592.3亿元外贸值、增长42.4%，占全市外贸总值超七成；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1210.1亿元，增速超五成；新品类走俏海外市场，3D打印机出口增长70.2%、数字照相机增长65.1%。
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张文铖表示，面对可能加剧的外部摩擦，深圳科技企业加速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进程，灵活调整全球产能布局。这种建立在硬科技和全产业链自主能力之上的外贸高增长，不仅是对冲外部风险的最佳武器，更是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升的必然结果。
但高光之下，深圳外贸也面临不少考验。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贸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仅为1.9%，外需整体疲软态势难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频繁发起贸易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不断升级，深圳企业涉案数量占比较高，企业合规成本急剧上升；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国际物流运费波动、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汇率双向波动加大，直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增加订单履约不确定性。
“当前外贸整体数据表现强劲，与部分中小外贸企业体感存在差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骋认为，这是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反映出深圳外贸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郑天骋表示，这种分化源于行业赛道、市场结构、经营模式与竞争力的不同，新能源、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及品牌化企业增长更为突出，而传统低附加值、依赖单一市场、以低价走量为主的企业面临更大压力。同时，深圳贸易结构仍有优化空间，货物贸易占比偏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中间品贸易规模相对较小；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进入合规化、品牌化深水区，同质化内卷、流量红利减弱、海外合规风险等问题突出，传统铺货走量模式难以为继。
张文铖分析，对比上海、苏州、宁波等国内主要外贸大市，深圳虽在民营经济活力、高新技术产业支撑上具备优势，但也存在短板：上海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池与离岸数据流动支持；宁波依托其世界级枢纽港优势，通过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的模式，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直接前置到了海外终端市场，这种端到端的全链路贸易数字化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这反衬出深圳外贸在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配套、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上仍需发力。
深圳外贸能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实现高位逆势增长，绝非偶然。透过数据表象解码增长逻辑，既能看清深圳外贸的核心优势，也能读懂其“高位过坎”的内在机遇。
“深圳外贸实现高位逆势增长核心驱动因素，在于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与产业链韧性的系统性增强。”张文铖分析认为，深圳依托在电子信息产业长期积累的硬件制造优势，迅速切入并引领全球高端价值链，今年一季度出口的机电产品占到了总值的70%以上，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电子元件及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异常活跃，直接拉升了产业附加值。出口大幅增长的3D打印机出口、锂电池等产品，凭借技术壁垒在海外形成了刚需属性。
张文铖表示，与全国及主要外贸城市相比，深圳此轮增长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更“新”、主体更“活”、市场更“广”、业态更“复合”。其中，上海优势更多体现为综合性国际贸易中心和进口枢纽，今年前2个月进口4389.2亿元，高于出口；苏州当前仍具有较强的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主导特征，前2个月加工贸易占46.5%，外资企业占57.7%；宁波则更突出港口贸易和大宗、一般贸易优势，一般贸易占比高达89.9%。相比之下，深圳兼具科技制造、民营主导、自主品牌和多元业态等特征，更接近创新驱动型外贸。
郑天骋同样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摩擦增多、地缘风险上升的复杂环境下，深圳前两个月外贸实现高质量“开门红”，展现出产业根基扎实、创新动能强劲、市场主体活跃、开放能级持续提升的综合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加快转化、‘20+8’产业体系支撑有力、市场多元化布局见效、贸易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的综合结果。”
此外，从市场布局来看，多元化战略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实现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双轮驱动。面对贸易摩擦，深圳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深耕东盟、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巩固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一季度，深圳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40.8%、53.6%。
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创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表示，深圳外贸成绩的背后，是有为政府、科技创新与民营经济的深度融合，三者共同构建了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黄金三角”，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破局
摆脱顺周期路径依赖，巩固“以我为主”的科创模式
2026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外贸稳规模稳份额稳增长”的目标，并强调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支持优质外贸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提出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扩区，优化升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等举措，为外贸发展“高位过坎”指明了方向。
在胡刚看来，深圳外贸高位运行下的挑战，本质是高质量发展的“成长烦恼”。他建议，需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加强政策协同，精准破解中小企业困境，推动外贸与产业、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唯有在改革中破题、在创新中突围，深圳方能巩固外贸‘领头羊’地位，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郑天骋建议，强化企业、政府、行业协会协同发力。政府端筑牢政策支撑体系，从扩大先进制造业出口、优化进口结构、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展国际货运通道、强化财政金融赋能、优化通关营商环境六大维度发力，落实出口信保、海外仓布局、RCEP政策红利、AEO认证等精准举措。企业端聚焦设备换新、产品迭代，深耕品牌化、合规化转型，依托“20+8”产业优势拓订单、优结构。行业协会牵头搭建对接平台、强化合规指引，凝聚稳外贸合力。
对比全国及主要外贸大市，深圳外贸增长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张文铖分析认为，深圳此轮增长具备较强基础和延续条件，但要真正转化为全年乃至中期的稳定优势，仍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能否继续提升自主品牌和技术贸易比重，二是能否进一步拓展贸易对象的全球布局，三是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更强的规则适应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
“低价竞争既难以覆盖合规、认证、渠道和研发投入，也无法对冲贸易摩擦和需求波动。”张文铖建议，未来破局，首先要通过高强度研发投入巩固“以我为主”的科创模式，将出口重心向高毛利、高技术壁垒的产品转移。
其次是加速品牌出海和技术标准输出，通过构建海外直营营销网络、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体系，提升产品在终端市场的溢价能力，摆脱位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制造代工地位。借助数字化转型和柔性供应链管理，企业能够更精准地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有效降低库存和整体运营成本。可以说，外贸企业下一阶段竞争的重点，已不是内卷式的成本竞争，而是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的竞争。
今年11月，APEC会议将在深圳举办。张文铖表示，深圳面对的是一个能够同时触达亚太主要市场、主要投资者、主要跨国企业和主要规则议题的平台。于深圳而言，APEC的意义更多表现在能否借此机遇完成从出口中心向高能级国际经贸节点的跃升，具体或可在规则、市场、服务贸易和会展溢出带来更多机遇。（南都N视频记者 张艳丽 王睦广 黄璐 陈荣梅 / 设计 何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