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深圳前,在长沙,从汤煲宝离职已一月有余了,下一份工作仍无着落(想着要找一个更长久稳定的活儿),因没存款,有工作时开销未节制,甚至每个月到月末还要借一些钱度“饥荒”,此时就靠在汤宝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过活儿,又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最后阶段靠极度节省来生存。这种情形在去深圳后也没实质性改变。过去后没多久,发现厂区附近有一个玩户外的驴友俱乐部,每个周末都有活动,费用不高,近于AA,去玩的都是年轻男女。感觉年轻真好啊,尤其单身,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支撑,那种生活更堪比“天堂”了。
当时的心态是,趁着自由,能玩就多玩吧,玩到三十岁再想法结婚,如父母所望,如旁人所谓之“正常”,步入“正轨”。不知道的是,当时很看重的结婚这件事,所谓的“正轨”,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一种深度捆绑。彼时的我们哪里知道:结婚,意味着成为真正的社畜和牛马,尤其贷款买房买车有了孩子之后,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几乎再也不能停下脚步,紧接着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婚姻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各种意外之事,将生活中的浪漫部分,梦幻部分,挤压切割得干干净净,彻底进入围城,进退失据。——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如今且说在深圳的生活。说实话,那会儿已不那么愣头青了。就在长沙去深圳的绿皮火车上,搭讪了一位姑娘,当着她老娘的面,各种聊天,互留了qq和电话。一周后,这位姑娘就到了一间便宜旅馆的白色床单上,展现她各种搔首弄姿了。当然后来此女亦非省油的灯,在她多次暗示买这买那给她买了一套衣服之后,再想办法结束了这段露水情缘,实现了自己从老实男到“渣男”的跨越。这里似乎用的上周星驰的台词:原以为是段感情,但最终,还是一笔交易。
类似的女孩再接再厉又遇到一个,爬梧桐山时主动搭讪随机认识的。她自我介绍时说是上海人(后来知道了是安徽绩溪人,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第一次请她吃烧烤,她带着类似闺蜜的另外两人,好像开一辆丰田凯美瑞。那年头,说实话即使在深圳,开私家车的还是少数。可能言谈举止之中发现我并没有钱,后在她多次要求给她电话卡充值的不愉快(如吃苍蝇)之中结束了这段交集。不过,有一说一,她确实长相甜美,活泼大方,小巧型,,多年后因她留在电子邮箱里的资料,好奇心驱使我找到她的微信,她的微信朋友圈,后来亦多农村画面,跟之前的光鲜判若两人。
在深圳,最好玩的当然是户外徒步。尤其是深圳的几个海岸徒步路线,那是我在深圳最开心的时间。一度,徒步的领队想拉我一起干,他叫杨华,湖南邵阳人。我想,如果一年后没回长沙的话很有可能就转行干这个了,虽然干这个仍不怎么赚钱。
在深圳所呆的是一间小小工厂,做负极材料加工,也就是石墨加工。跟技术员老刘走的很近,他毫无保留的教给我关于石墨加工的各种操作技术,包括实验指标,可惜我没多大兴趣,也学的不够用力。
我这个人奇怪的地方在于一心想干自己喜欢的事,当然喜欢干的事彼时都跟赚钱沾不上边。在深圳时初接触户外徒步,眼前一亮,兴趣浓烈,如无特殊情况,每周都参加。杨华当时说还有几个比较危险的需要专业运动能力的路线,中间一段没有路,需要在海水中游泳通过,另需要攀岩。可惜没有机会体验就已回长沙了。如今,户外旅行已成为一个正经职业了,参加此活动的成员互称为“驴友”。如果当时沿这条路一直走到黑,不能说完全没机会。当然这也是后话了。须知当时的我,心思完全没放在工作挣钱上,对女生的兴趣远远超过工作挣钱。
一次在番禺的百万葵园,遇一女生,文静型。她叫虞世英,四川人。那次游玩过程中我们走的很近。但和她一起同行的女性伙伴很讨厌,每次和她产生稍微出格的举动,就在旁边提醒:喂,你有男朋友呢。游玩结束后,她邀请我继续跟她去玩,但我竟忌讳于她有男友的提醒,没有接受她的邀请。后来,微信出现后,此女子微信仍存手机,前两年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村里人生病的轻松筹,她还捐了款,我留言表示感谢。
早上,打开电脑,随机弹出的B站影像是电影《死亡诗社》的深度解析。这部电影的感人之处在于对自由,诗意和真理的探寻超出了对现实功利的追求,这是一种对生命选择排序的重新审视。如今社会,几乎所有聪明人都会将功利追求放在第一,而所谓“自由,诗意”放在第二并逐渐边缘化,甚至让它们从生活中彻底消失,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猫腻。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声犹在,但有勇气实施者却已寥寥无几。后来,我们确实赢得了现实,甚至很多人实现了“财富自由”,但何尝不也失去了真正的生活,将自己活成了“木偶“和“傀儡”?
深圳一年,可以说,这是这个男人在真正成年之前最后的倔强和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