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湖南永州人，在潇湘的山水间长大。那地方有舜帝的陵，有柳宗元的文，有瑶家的歌，还有女书的字。老人们常说，永州是“天下谷源，人间陶本”，可这谷源与陶本，如今却养不活在外的游子。
我在深圳做工，每月领一万的薪水。这数目在家乡人听来，是丁不得的进项，仿佛我已成了人物。然而在深圳，这一万块不过是刚够喘气的数目。扣去那五险一金，到手不过八千出头。租一间便宜的单房，要一两千；一日三餐，最省也要六十；地铁公交，又是三百；水电杂费，零零总总，一个月能剩下三千多，已是精打细算的结果。
深圳的楼是高的，路是宽的，灯是亮的。可这高楼宽路亮灯，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每日在流水线上，或是写字楼里，做着那重复的活计。身子是乏的，心是空的。夜里回到那冷冰冰的出租屋，听着隔壁的咳嗽与电视声，便想起永州的老屋，想起屋后的竹林，想起父亲在灶前烧火的模样。
父亲爱喝酒。在乡下时，他总喝那十块钱一壶的散酒。我曾劝他少喝些，伤身子。他笑笑，说一辈子就这点嗜好，戒不掉了。我晓得，他不是戒不掉，是舍不得。一瓶好酒的钱，够他买一个月的散酒，够他称几斤肉，够他给孙儿买件新衣。
今年我却奢侈了一回——买了两瓶茅台。网上抢购的，一瓶要1499，两瓶便是三千。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结余。同事笑我疯了，说这钱不如存着，在深圳买房的首付还差得远。我晓得他们说得在理。在深圳，月薪一万想买房，简直是痴人说梦。可我还是买了。
酒寄回永州时，我给父亲打电话，谎称是公司发的年终奖，不花钱。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才说：“莫要哄我，这酒贵得很。”我坚持说是公司福利，他才半信半疑地收了。后来母亲偷偷告诉我，父亲收到酒后，在堂屋里坐了许久，摩挲着那精致的盒子，却舍不得开。
过年回家，父亲终于开了瓶。他小心翼翼地倒了一小杯，先闻了又闻，才抿了一口。酒入喉时，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好酒，”他说，“就是太破费。”我给他满上，自己也倒了一杯。父子对饮，话却不多。
窗外是永州的夜，静得很。屋里只有酒香弥漫。我想起深圳的霓虹，想起那永无止境的加班，想起银行卡里永远攒不够的数字。这茅台，在深圳的宴席上，是身份的象征，是交易的媒介。在我老家，却只是一个儿子笨拙的心意。
父亲喝到第三杯时，忽然说：“你在外头，莫要太苦了自己。”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哽。他哪里晓得，在深圳，苦不苦由不得自己。那一万块的月薪，听着光鲜，实则是精致的囚笼。可这些话，我不能说。
两瓶茅台，不过两斤液体。却要我用几十个日夜的劳作来换。这世道，有时想想真是荒谬。永州有四千年的舜文化，讲的是“德为先，重教化”。可如今，德在哪里？教化的又是甚么？是教人拼命赚钱，再用钱来证明孝心么？
酒喝完了，父亲把空瓶收好，说要留着做摆设。他脸上有满足的笑，我却看见他鬓角的白，比去年又多了些。想着再过几天又要回深圳了，我独自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永州的星比深圳的亮，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这才是我的根，可我不得不离开它，去那座别人的城市，继续那一万块的轮回。
也许明年，我还会买茅台。也许不买。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父亲喝到了他这辈子没想过能喝到的酒。重要的是，在深圳的万千打工者中，有一个永州人，用他微薄的薪水，换来了父亲片刻的欢喜。这欢喜，比甚么都值钱。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值钱，还能值多久。深圳的楼还在盖，永州的老屋还在老。我们这一代人，就在这盖与老之间，奔波着，挣扎着，用一瓶瓶的酒，试图连接那越来越远的故乡与异乡。这连接，脆弱得像酒瓶上的标签，一沾水，便模糊了。（异客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