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深圳地方性:历史地理对当代城市的影响

本期速读对象：杜鹃：《深圳地方性：历史地理对当代城市的影响》[J]，《世界建筑导报》2025年第6期.

一、研究问题与学术价值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性城市，常被描述为“白板上的速生城市”——从一个边陲农业县迅速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都市。这一叙事虽然生动，却遮蔽了一个关键事实：深圳的当代城市形态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始终与其深层的地方性——包括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与人群构成——持续互塑。

本文提出并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 深圳的地理特征与历史脉络如何影响了当代城市的发展轨迹？

• 香港及广九铁路对深圳的空间布局产生了怎样的牵引作用？

• 城市规划如何在应对地理约束的同时，容纳了自发建设的力量？

• 最新的“山海连城”“海洋城市”战略与深圳的历史地理资源存在怎样的关联？

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系统揭示深圳地方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挑战了“速生城市”的单一叙事，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典型样本。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历史地理分析法：梳理深圳地区自秦汉以来的行政沿革、移民迁徙、产业变迁，建立长时段的历史地理框架。

2.空间形态解读：结合历史地图、城市规划图纸，分析空间形态的历时性演变。

3.多尺度考察：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尺度，到深圳市的市域尺度，再到赤湾、南头、沙井等地方尺度，逐层展开分析。

4.制度与政策分析：考察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条例、城市更新政策等制度因素对空间实践的影响。

5.跨学科整合：融合历史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

三、核心内容解读

（一）江海之间：深圳的地理环境与向海格局

1. 珠江口东岸的地理区位与移民传统

深圳所在的珠江口东岸，自古就是滨海聚落的分布区。珠江三角洲拥有超过5000公里的可通航水道，构成天然航运与贸易网络。亚热带气候与充沛降雨造就了丰饶物产，鱼米、盐、蚝、珠、香各有盛誉。

图1. 珠三角水网中的新安地区，1754 年广东省地图

【图1】1754年广东省地图展示了珠三角水网中的新安地区。广阔的入海水湾由珠海、中山、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门的海岸线共同围合，是一个共享的海洋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这一地区的移民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秦朝赵陀进军岭南并留守，军队与本地百越人群实现了第一次融合。汉代盐铁业国家专营时期，在南头地区开设东官盐场，并逐步演变为珠江口东岸的盐、军、政中心。自东晋331年首次成为郡县治所以来，南头长期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

宋元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民族持续南迁。迁入闽越滨海地区的族群形成潮汕民系，居于闽赣粤交界山区的族群演变为客家民系，珠三角广府移民则多途经韶关珠玑巷迁入。宋末元初，大量官民流亡广东沿海，文天祥家族后人散布于现深港多地。

明朝出于海防压力，于1394年分设东莞守御千户所于南头、大鹏守御千户所于大亚湾。1573年置新安县，县治再驻南头，延续至1953年。此时广府民系已是这一地区主体，占据三角洲肥沃平原；客家民系则乘清朝解除海禁、招民复界之隙进入滨海地区，在新安地区形成了“西广府、东客家”的分布格局。此外，还有绵延千年的水居族群——蛋家民系。

图2.1866 年新安县全图，香港岛、九龙半岛已割让

1842年后，深圳河以南陆续割租予英国，香港逐步崛起为区域新中心。1953年，宝安县城东迁至深圳墟西（今罗湖），依托广九铁路和罗湖口岸。改革开放后的移民潮达到千万人次，深圳城市中心从罗湖起步，经福田、南山，一路向西拓展至珠江口东岸的前海，完成了新的向海格局。这一轨迹呼应了此地近两千年的地理与人口逻辑：面朝大海，迁徙交流。

2. 赤湾蛇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记忆

南头往南十里是赤湾，背倚南山、面朝伶仃洋、扼守珠江口岸，是水深浪静的天然古港。这一地区的航海活动上溯秦汉，历隋唐宋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自唐代起，珠江口航道部分日益淤浅，驶往广州的商船均须绕行深圳西海岸，同时补充淡水资源，使南头屯门镇及更南端的赤湾港在军事与商贸上的地位持续提升。

《新安县志》记载，赤湾天后宫的建设源于宋明南洋诸国贡使和郑和舰队的海难脱险经历，证明宋明两代深圳地区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明代更明令凡钦差出海，必先至赤湾天后宫“辞沙”——祭拜妈祖，令此庙成为几个国家级“海神庙”之一，规模冠绝华南，香火远及东南亚。

【图3】赤湾天后宫庙会盛况，赤湾天后博物馆

1949年后的边境管控与港口功能转移，令赤湾迅速沉寂，宫庙倾颓为瓦砾，百年海贸记忆几近湮没。直至1981年，招商局总经理袁庚在筹划蛇口工业区深水港时重新勘察赤湾。他翻阅《新安县志》，发现“外控洋面，内卫虎门……归舟必经于此”的记载，并结合洋流、水深与地质数据，确认赤湾仍是建设现代化港口的最佳选址。这一判断不仅基于工程理性，更暗合千年地理逻辑。1983年，赤湾港建成首个万吨级泊位，迅速成为深圳建设物资与外贸货物的核心通道——一座被遮蔽的丝路古港由此重入全球流通网络。

3. 沙井蚝业：千年生态指标的变迁

珠江多条淡水出口与南海海水交汇，造就了水位、温度、含氧量和光照强度不断变化的潮间带，为本地牡蛎提供了理想栖息地。自唐宋以来，深圳西北部沙井一带成为牡蛎养殖的理想之地。清代发展出“三区轮养”迁移式养殖法，将蚝苗在福永、蛇口、后海与沙井海域间按生长阶段轮转，产出肥美爽脆的“沙井蚝”，享誉岭南乃至东南亚。

1980年代起，快速工业化与城市扩张带来严重后果：大量工厂沿西海岸布局，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摧毁了天然滩涂与红树林。受污染海水导致蚝体变小、肉质泛绿，幼苗成活率骤降。至1980年代末，本地蚝田几近绝收。

面对蚝生态的崩溃，沙井蚝农被迫携传统蚝种与养殖技艺北迁至台山等水质尚佳的沿海地区重建基地，以维系“沙井蚝”品牌。这一无奈之举，使沙井蚝成为珠三角生态环境恶化的活体指标——其生存轨迹清晰映射出从自然河口到工业海岸的生态断裂。近年虽有红树林修复与管控区设立，但沙井蚝至今未能真正回归故地。它的流离，不仅是一个地方物产的迁徙史，更是高速城市化反过来塑造本地生态环境的例证。

（二）口岸时代：香港及广九铁路对深圳的牵引

1. 以河为界：香港从新安县的分离

1898年，以深圳河为边界，原属清朝新安县的新界租予英国99年，加上此前割让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延续千年的行政单元被一分为二。这一划界不仅是领土割让，更是对区域生态与社会网络的强行切割。此前，沙头角、大鹏、元朗等地村民同宗共俗，渔盐互通，婚丧往来频繁；划界后，亲族隔河相望。

地理上，深圳河从自然水道转变为两种经济社会制度的行政边界，两岸发展路径迅速分化：香港依托自由港政策，20世纪初已成远东贸易枢纽；而宝安一侧因计划经济与边境管控，长期维持农业县面貌。大量原住民以各种方式（包括“大逃港”）迁入香港，形成今日新界诸多村落的“宝安祖籍”记忆。这种“同源异质”的格局，使深圳自近代起便处于香港从各个维度影响之下的特殊张力之中。

2. 借港出海：转口贸易及交通影响

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贯通，彻底重塑了深圳面朝大海的交通逻辑与经济方向。深圳因设铁路华段终点站而崛起，成为内地通往香港的陆路咽喉，货物经香港转口贸易运往海外。这一转变使深圳从海洋终端退为陆路中转。口岸车站周边迅速聚集货栈、旅店与钱庄，粤港人流、信息流在此交汇，催生早期现代服务业。至1930年代，深圳已成宝安县最繁华市镇。县城也于1953年自南头迁至深圳城西侧。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深圳凭借铁路—口岸通道，仍成为内地获取外汇商品的重要途径。图4记录了深圳作为陆路口岸的早期面貌。

图 4. 中英边境罗湖主入口，照片来源香港档案馆

3. 时空结构：香港牵引的深圳布局

深港边境称为“一线边境”。除广九铁路与口岸带动特区早期罗湖区建设外，蛇口工业区选址同样与方便水路连接香港有关。这一通港交通及口岸的牵引模式在不同时期持续发挥作用：1990年代后，皇岗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相邻的福田—落马洲口岸于2007年开通，带动福田保税区与福田中心区的发展；2007年深圳湾大桥落成与深圳湾口岸启用，强力带动南山后海等片区开发。通港口岸走廊的位置及发展时序，与深圳特区开发的时空格局高度相关。

与此同时，一线边境的边防功能也制约了深圳早期城市空间布局的滨河亲海导向。早期规划的城市生活主要通过深南大道串联，城市中心与河海保持距离，滨水滨海地区布置口岸、污水厂、地铁车辆段等基础设施，并不欢迎人接近。尽管2000年之后深圳开始建设深圳湾滨海公园作为弥补，但深圳河沿岸可达性、可见度差，深圳湾滨海城市生活氛围的不足，仍是一线边境这一特殊机制留给深圳城市空间的印记。而最近20年，从香港讨论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开始，到2023年香港发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又是深圳高速发展对香港战略布局反向塑造的开始。

（三）规划背后：地理约束与自发建设的参与

1. 带状组团：1986年总体规划的地理回应

1986年特区总体规划因富有弹性地容纳了特区发展而广受肯定。然而，对带状组团布局的赞誉往往夸大了规划理念与图纸本身的影响力，而忽视了其与既存自然地理和聚落格局之间的关系。

图5.1982 年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图片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部门

将总体规划图与更早的地形资料对比可以发现：原住民村落恰好全部落在住宅区内，而所有工业物流区都避开了所有村庄。这一安排并非源于理想化的城市设计，而是受限于现实制约——当时新成立的市政府财政支持征地能力有限，只能保留村民自建住房及自主发展工业所需的土地。因此，总体规划图上许多空间安排实际上源于现实制约。深圳新城中最重要的工业与居住集群的位置，实际上是由原有村庄布局和农田分布所决定的。

图6. 深圳早期地形地貌，1952 年宝安县测绘地图

如今，深圳高度密集的城市肌理之下，隐藏着数百个原生村落及其周边田地的原始分布格局，每个村中心到其外围农田边缘的距离大多在一天步行可达范围内。这座日后成为全球最密集都市之一的城市，其空间结构竟无意中由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空间模式所塑造。甚至深圳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深南大道，也代表着近代铁路带动的宝安县中心与千年向海的南头中心之间的转换与连接。

2. 网络组团：深圳全域高密度（再）开发

第二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首次将规划范围扩展至全市域。面对当时特区外18个镇相对自发、粗放的开发，规划将第一版的带状组团模式扩展为全域网络组团模式，同时为各村落留下了新旧发展用地和潜力，再通过非建设用地分类保留不适宜开发的山水林田（占总用地一半多）。

第三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直面“土地空间、能源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环境承载能力”四个“难以为继”，划定国内第一条基本生态控制线（占总用地一半），并在城市规模计算上开始将暂住人口纳入需要服务的城市人口，提出“以供应需”和以再开发为主的土地供应转型。

第四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认清深圳“小地盘、高强度开发”的现实困境，将建筑量而非仅土地面积作为引导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强化陆海统筹，打造“山海连城”生态新景观。

从90年代至今的三版总体规划可以看到：作为计划性与策论感很强的总体规划，在深圳村落发展需求及地理空间的约束下，不断将人口内涵及土地空间容量的计算进行更贴近现实的调整，并将环境约束保留下的山海资源重构为新的城市特色。

3. 城中村城：本地自组织城市开发

深圳全境近2000个自然村整合成310个原行政村（含社区），总占地面积近320平方公里，占全市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村落被规划建成区所包围，被称为“城中村”。据统计，目前城中村实际居住人口超1000万，长期容纳全市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是深圳外来务工者、初创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落脚栖居地。

城中村核心部分为高密度村民楼组成的新村。80年代一般每户建240平米2层半小楼自住，90年代移民增加推动村民楼普遍改建或新建为4-6层。尽管1992年“统征”和2004年“全域城市化”政策名义上将农村土地转为国有，但因补偿未完全落实，村集体及村民仍以自发方式开发其手中土地。村民通过股份公司组织建房、收租、管理物业，形成非正式但高度组织化的基层经济单元。

城中村是制度缝隙中村民自发争取土地开发权利、分享城市化红利的结果，同时在政府无力提供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背景下，低成本、高密度的自建房也填补了廉租房市场缺口。其混合居住、商业、作坊、仓储等功能，形成24小时活力街区，因此被称为“城中城”或许比“城中村”更为恰当。低廉租金支撑了无数小微创业，密集路网与步行尺度维系了社区交往。尽管曾被污名化为“脏乱差”，但近年学界普遍认为，城中村是深圳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全球南方城市“非正规城市化”的典范。

2000年后深圳一度推行“大拆大建”式旧改，但因成本高、周期长、社会矛盾激化而难以为继。2018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颁布，建议一半左右城中村不再采用整体拆除的城市更新方式，而采用综合整治加微改造的方式。深圳村民在规划引导有限的情况下基于自主需求所进行的城中村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组织城市主义”。正是这种地方性的参与，使深圳城市得以比规划城市更具包容性、多样性，从而更有特色。

（四）山海重构：重构地方性

1. 山海连城：生态资源的整合与活用

近十余年来，伴随绿道、碧道的不断建设和联通，以及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系统性连接山、海通道的构想于2017年被提出，最终被提炼成“山海连城”计划，于202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融入新一版总体规划中，成为深圳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

“山海连城”计划基于2005年以来明确划定的生态控制线范围土地，构建出“一脊一带二十廊”的生态魅力骨架，达到“连生态、连生活、连生趣”的目标，贯通山脉、海岸、河流、公园与城市空间。其中贯穿深圳中部的生态主轴“一脊”，具体吸纳了本土历史与生态学者南兆旭2014年提出的“826步道”设想——以深圳经济特区获批日（8月26日）命名一条纵贯全城的远足主径。经多年民间踏勘与官方协同优化，一条西起宝安凤凰山飞云顶、东至大鹏七娘山大雁顶、长约200公里的步道被正式命名为“鲲鹏径”，取《逍遥游》鲲化为鹏之说，象征深圳（鹏城）的腾飞。山海连城体现了深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去升级山海资源的系统价值与空间叙事，可视为一种地方性重构的典型案例。

2. 向海回望：海洋城市的历史隔阂

2017年深圳明确提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加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此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大鹏新区、海洋新城等成为核心载体，重点发展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蓝色金融、滨海文旅等产业。

然而，这一重新向海的宏大叙事，尚未自觉地融入深圳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历史脉络之中。从南头、赤湾、沙井、大鹏、盐田等地名及地理脉络，到百越水上居民、蛋家、滨海客家乃至海防、海商、海盗等本地海洋人类史，再到沉淀下来的蛋家文化、妈祖信仰、蚝民技艺及古代海上丝路记忆，都具备与当前海洋战略所聚焦的现代性因素共生和融合的潜力。但目前这些涉海历史空间、人群及历史文化基本处于或闭塞或湮没的状态，还需要通过“新旧共存”乃至“新中讲古”的空间叙事策略来续接和彰显。

3. 来了就是深圳人：地方性主体的形成

“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鼓励和善待移民的口号，但“深圳人”的概念与身份仍需一系列社会、民政管理与法律层面的定义。经济压力及户口门槛仍然阻碍着来深工作生活多年的人或家庭获得深圳居民身份。

深圳的历史延续与生态环境保护，都需要有具备主体意识的主体来承担，这个主体包括原住民及后代、移民一代二代以及新的移民。能否将地理历史作为一种地方性资源来认识、延续乃至发扬，需要更多新一代主体建立起地方性身份认同、历史观，提升参与空间治理的能力。其中，蛇口居民通过蛇口基金会的建立与运作，支持了十年的无车日，以及保护与彰显蛇口改革开放历史文化的众多活动（包括保留袁庚时期的招商培训中心、浮法玻璃厂水泥柱阵等），是深圳地方性建构最活跃的主体，也是深圳地方性的突出样本。

四、结论：地方性与城市互望的深圳启示

本文通过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人群构成三重维度的分析表明：深圳的当代城市形态绝非“白板上的速生”，而是地方性与城市发展持续双向建构的结果。这种互塑机制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地方性并非城市发展的陪衬，而是塑造城市独特性的核心要素。

在全球化浪潮下，“千城一面”的根源并非全球化本身，而是对地方性的忽视与被动接纳。深圳的实践证明，地方性与全球化并非对立关系：赤湾古港的复兴是“丝路记忆”与“全球贸易分工”的互塑，城中村的存续是“村民自组织”与“新型移民城市需求”的互构，“山海连城”计划是“自然禀赋”与“生态文明”的融合。这些案例均彰显地方性的积极作用和动态价值。

重新认识并主动建构地方性，对深圳具有三重实践意义。

在空间规划层面，需延续“尊重地理、活化历史”的思路，避免对自然生态与文化记忆的破坏，使生态及历史叙事真正落地为可体验的城市空间。

在社会层面，需激活多元地方主体的参与性，既要保障居民对文化记忆的传承权利，也要为新移民提供融入地方的渠道（如蛇口基金会的实践），形成“多元共生”的地方认同。

在全球城市竞争层面，地方性是深圳区别于其他全球城市的核心标识。相较于政策优势，珠江口的地理格局、深港同源的历史脉络、移民与原居民共生的人群特质，才是深圳最不可替代的发展资源。

深圳的经验为速生城市提供了重要启示：快速城市化并非必然以牺牲地方性为代价。唯有实现“地方性与城市发展的互塑”，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特性与生命力。对学术研究而言，解构深圳的互塑机制，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五、对师生的学术启示

面向教师

本文的“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人群构成”三维分析框架，可作为城市研究、历史地理学、城市规划理论等课程中“地方性”专题的教学范例。本文有效整合了长时段历史考察、空间形态解读、制度政策分析，展示了城市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教师可引导学生关注：如何从物质空间（聚落格局、交通走廊）反推制度变迁与社会观念演变？如何在“全球城市”叙事中重新发现“地方”？

面向研究生与高年级本科生

核心概念：地方性、自组织城市主义、城中村、一线边境、山海连城、互塑机制。

批判性思考建议：

作者提出“深圳的空间结构由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空间模式所塑造”，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否充分？农业时代的步行距离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得以保留？可如何进一步验证？

城中村被描述为“自组织城市主义”的典范，但其非正规性也带来了消防、卫生、产权等治理难题。如何在肯定其包容性价值的同时，正视其局限性？

“山海连城”计划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案例，但“826步道”从民间设想到官方命名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力与知识的博弈？地方性重构的主导权掌握在谁手中？

本文强调地方性的积极作用，但地方性是否也可能成为发展的阻力（如地方保护主义、排外情绪）？深圳的案例中是否存在地方性的负面维度？

延伸阅读：

杜鹏：《深圳实验：中国 instant city 的故事》，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年

马立安等编：《向深圳学习：中国后毛时代的实验，从特区到模范城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7年

张一兵：《深圳古代简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黄伟文：《城市规划与城中村：谁来改造谁？》，《住区》2011年第5期

六、速读小结

本文通过对深圳地方性的系统考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深圳的当代城市形态并非“白板上的速生”，而是与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人群构成持续双向建构的结果。珠江口东岸的向海格局、千年移民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深圳最深层的地方性资源。

第二，香港及广九铁路对深圳的空间布局产生了决定性牵引作用。从罗湖到福田再到前海，深圳城市中心的西进轨迹与通港口岸走廊的发展时序高度相关。同时，“一线边境”的边防功能也留下了滨河空间可达性差的特殊印记。

第三，深圳的城市规划始终在应对地理约束与容纳自发建设之间寻求平衡。1986年规划的带状组团布局实际上是对既有聚落格局的尊重，而城中村则是村民在制度缝隙中争取土地开发权利的“自组织城市主义”产物，成为深圳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

第四，“山海连城”等新战略体现了深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重构地方性的努力，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宏大叙事尚未与深圳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历史脉络充分融合，涉海历史空间与文化遗产仍处于湮没状态。

第五，深圳的经验证明：地方性与全球化并非对立关系。快速城市化并非必然以牺牲地方性为代价，唯有实现“地方性与城市发展的互塑”，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特性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