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一到,深圳人的闹钟就不再只有手机了,而是窗外“哦啊——哦呀——”的叫声。
天还没完全亮,一种高频、穿透力极强、甚至有点“越叫越上头”的鸟鸣先一步抵达窗边。有人把它叫作“季节限定大嗓门闹钟”,有人戏称它是“升Key鸟”、“冤魂鸟”。这些略带夸张的绰号背后,却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城市共鸣。近两年每到春天,关于噪鹃的讨论总会准时出现,从社交媒体吐槽到邻里群抱怨,再到市民投诉,几乎年年上演。
点击图片播放噪鹃的经典叫声
© Asian Koel

噪鹃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3至5月是其繁育期,鸣叫属于正常求偶行为,不属于城市噪音范畴。也正因为这种“你嫌它吵,但它又确实没做错什么”的微妙处境,噪鹃才格外容易引发公众共鸣。
它不是施工队,不是广场舞音箱,也不是深夜飙车的引擎声,它只是一只在树上拼命求偶的鸟——但偏偏,它每天清晨都叫醒了深圳人。

如果你在深圳听过噪鹃,大概率都经历过同一种困惑:只闻其声,不见其鸟。
这是噪鹃最典型的“城市存在方式”。它的声音先于形象抵达你,甚至在你还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的时候,它已经以一种近乎蛮横的方式占领了你的听觉。相比那些在电线上站得很高调、在草地上跳得很显眼的鸟,噪鹃更擅长躲。它往往藏在树冠层中,藏在枝叶最浓密的地方,让人很难锁定具体位置;你能确定附近有一只鸟,但很难第一时间找到它到底在哪。也因此,噪鹃在城市里总带着一点神秘甚至恼人的色彩:它像一个不会现身、却持续刷存在感的声音角色。
从习性看,噪鹃的高存在感其实并不奇怪。成年个体偏好果实,也会捕食昆虫;而在繁殖季,它会进入一个格外活跃的鸣叫状态,不只是白天,清晨、傍晚,甚至夜间,都可能持续高频发声。

噪鹃
© Fareed Mohmed

但为什么偏偏是在深圳,这种声音会显得如此突出?答案可能并不浪漫,但很真实:因为深圳更适合鸟待着了。
过去我们习惯把“鸟多了”理解成一种自然景观层面的好消息,但当鸟真的住到离人更近的地方,事情就不再只属于自然了,它会进入生活。深圳官方公开报道提到,鸟鸣声在自然声源中占比较高,这与深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噪鹃之所以变得让人无法忽视,恰恰因为这座城市更绿了、树更多了、生态廊道更完整了,鸟也更敢留下来了。

温暖的深圳湾成了候鸟的天堂
© 视觉中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并没有把这件事只当作“自然现象”来看待。2024年,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开征求《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希望把“鸟类友好”真正纳入城市规划与设计尺度。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动作:它意味着鸟不再只是公园里的景观资源,而被视为城市空间中的真实居住者之一。也就是说,噪鹃并不是深圳城市生活的意外闯入者;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深圳生态治理成果的一种副产品。

噪鹃最初只是一个扰民投诉的公共话题,但它其实打开的却是另一层更大的城市变化:深圳的声音版图,正在悄悄改变。
根据深圳自然声源监测数据,鸟叫已经成为深圳第二大自然声源,占比为21.7%;而在居民区,鸟叫声占比更是达到47%。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它说明,鸟鸣不再只是郊野公园、湿地边缘或者山林步道里的背景音,而已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住宅区、商业住区、工业园区等日常空间,进入了深圳人的起居节奏。

内伶仃福田自然保护区,是面积最小的
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 内伶仃福田自然保护区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深圳的城市感官印象,更多来自速度与建设:施工声、车流声、地铁进站提示音、空调外机的轰鸣、电梯提示、商场广播……这些声音共同塑造了深圳作为一座高密度都市的日常纹理。但现在越来越多深圳人对春天的记忆,开始被另一种声音定义:不是开工的电钻声,而是一只鸟在凌晨五点突然升高的叫声。
这着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城市经验变化。它意味着自然不再只是风景,而开始重新进入日常;不是以“去远足”“去看海”“去公园散步”的方式,而是以更直接、更不讲道理、甚至略显冒犯的方式闯进窗内,参与城市生活的节奏安排。我们不只是“去接近自然”,而是被自然反过来接近了。

黄昏时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天空中飞翔的候鸟
© ourchinastory.com

也正因为如此,噪鹃才会迅速从一种自然现象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它进入了深圳人的春季谈资、吐槽模板、声音模仿、短视频二创和群聊梗图里。它不再只是一种鸟类知识点,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季节性的城市流行文化符号: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它准时出现;每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深圳人开始集体辨认、集体吐槽、集体玩梗。某种程度上,噪鹃甚至已经和回南天、荔枝上市、暴雨预警一样,变成了深圳春天的一种民间时间提示器。


一款很吵的噪鹃漫画头像
© 小红书@RibenA

这也是为什么,“升Key鸟”“冤魂鸟”这样的叫法会流行。它们当然不科学,也未必友善,但它们很城市。因为一座城市真正接纳一种生物,往往不是从严肃的科普手册开始,而是从生活里的命名、抱怨、模仿和记忆开始。
一个物种进入大众文化,通常意味着它已经不再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开始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2025年粒子普拉斯与红树林基金会用一场半径展
和公众走进候鸟的城市生活
© ParticlePlus


如果说过去的城市治理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让人住得更方便、更高效、更舒适,那么今天,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正在面对一个更复杂的新命题:当城市变得越来越适合鸟类、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生存时,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摩擦?
深圳公开征求《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意见,说明“鸟类友好”正在从口号走向规划尺度;与此同时,市民对于噪鹃鸣叫扰眠的抱怨也是真实存在的。前者代表一种城市理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物多样性成为城市魅力的一部分;后者则是生活层面的现实:共生很好,但凌晨五点被叫醒,也确实很难心平气和。

新加坡Sungei Buloh是迁徙鸟类的重要地点
把栖息地保留在城市边缘,也为城市保留一条生态通道

这种张力恰恰说明,“动物友好”和“人类舒适”并不总是天然一致的。 一座更生态的城市,不会自动变成一座更安静、更顺从、更完全按人类意志运转的城市。相反,真正生态友好的城市,往往会更复杂、更不可控,也更需要新的平衡机制。
这也是噪鹃带给深圳重要课题:城市治理不只是把自然请回来,更要学会处理自然回归之后的细节问题。比如,哪些区域适合更高密度的生境营造,哪些住宅区需要更细致的隔音和植物配置?城市是否可以在鸟类友好与居民休息之间找到更精细的设计方法?以及,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座真正有生命力的城市,未必总是安静、整洁、完全无扰的?


荷兰事务所 Studio Ossidiana 设计的The Birds’ Palace
让鸟与阿姆斯特丹市民在这里“相遇”
© Studio Ossidiana

从这个意义上说,噪鹃不只是深圳春天里一只吵闹的鸟。它更像是一道小小的测试题,测试这座城市是否真的准备好,从“把自然当作城市景观”走到“把自然当作城市共同居住者”。
而我们对它的反应——抱怨、玩笑、投诉、理解、忍耐——其实也在说明同一件事:人与自然的共处,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而是一场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的、真实的协商。




○ 撰文 — 杰徳
○ 策划 — 杰徳
○ 视觉 — 阿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