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人在深圳,月薪一万二,过年奢侈一下带了两瓶茅台给老爸喝!

我坐在高铁上，窗外的景色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铁轨两旁的庄稼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厂房，灰扑扑的，像极了老人脸上的斑。我的手边放着两瓶酒，用红绸布包着，沉甸甸的。

这酒是茅台。两瓶。

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我对着手机屏幕算了又算。月薪一万二，扣去房租、吃饭、交通、通讯，剩下的，便只有六七千了。这点钱，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轻飘飘的，像秋天梧桐树上最后一片叶子，风一吹就没了。可我还是买了这两瓶酒，花了三千多。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都是回家的。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哭闹着要喝水，女人从褪色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瓶，瓶身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茅台盒子，那硬质的纸壳，光滑的烫金字，忽然觉得有些烫手。

父亲是喝不起茅台的。在韶关那个小县城里，他一辈子喝的，都是散装米酒，用塑料桶装着，五块钱一斤。夏天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院子里，就着一碟花生米，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酒是辣的，他的眉头会皱起来，但很快又舒展开，说：“这酒有劲。”

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请亲戚们吃饭。席间有人带来一瓶包装精美的酒，说是儿子从省城带回来的。父亲小心翼翼地倒了一小杯，尝了尝，咂咂嘴说：“好酒，好酒。”但我知道，他其实喝不惯。那瓶酒后来一直放在柜子顶上，落了灰，直到我毕业那年才拿出来，已经有些变味了。

深圳是个奇怪的地方。这里的人走路都很快，说话也很快，花钱更快。我的同事们，有的抽着几十块钱一包的烟，有的用着最新款的手机，有的周末要去人均五百的餐厅。他们谈论着股票、基金、学区房，谈论着出国旅游、孩子上国际学校。我听着，很少插话。一万二的月薪，在他们口中，只是“刚够生活”。

但我还是买了茅台。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或许是因为去年回家，隔壁李叔的儿子开着小汽车回来，后备箱里装满了名烟名酒。李叔逢人便说：“我儿子有出息了。”父亲没说什么，只是晚上喝酒时，多喝了两杯。

又或许是因为上个月，主管在会议上说：“小王啊，工作要更拼一些，你看小张，去年就给家里买了套房。”小张和我同一年进的公司，但他父亲是开工厂的。我笑了笑，没说话。

火车继续向南。天色渐渐暗了，窗外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来。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在灯下教我写字。他的手很粗糙，握笔的姿势也不对，但写出来的字却工工整整。“人活着，要争口气。”他常这么说。

争口气。我在深圳争的是什么气呢？是每天挤一个半小时地铁，是加班到深夜打车回家，是看着房价从五万涨到八万再到十万，是计算着每一分钱该怎么花。这口气，憋在胸口，沉甸甸的。

对面座位的大叔在打电话，声音很大：“今年生意不好做啊，能回家过年就不错了……”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编织袋。我忽然想，如果我没有买这两瓶茅台，三千块钱可以给父亲买多少斤散装米酒？可以让他喝多少年？

但已经买了。红绸布在昏暗的车灯下泛着暗沉的光，像血，又像夕阳。

到家时已是傍晚。父亲在院子里等我。灯光下，他的白发又多了些，背也更驼了。看到我，他咧开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把行李放下，拿出那两瓶茅台。父亲接过去，端详了很久，手指在盒子上摩挲着。“这得多少钱啊？”他问。

“没多少。”我说。

他打开盒子，取出酒瓶，对着灯光看了看。“好酒啊，”他喃喃道，“好酒。”

晚饭时，父亲执意要开一瓶。他拿出两个小酒杯，小心翼翼地倒满。酒香立刻弥漫开来，浓郁得有些不真实。父亲端起杯子，却没有马上喝，只是看着杯中透明的液体。

“在深圳……辛苦吧？”他问。

“还好。”我说。

他点点头，抿了一小口。酒入喉，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和喝散装米酒时一样。但这次，他没有说“有劲”，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这酒……太贵了。”他终于说，“下次别买了。我在家喝惯了的，那个就好。”

我没有说话。院子里很静，远处传来狗吠声。父亲又倒了一杯，这次他喝得慢了些，像是在品味，又像是在思考。

“你妈走得早，”他忽然说，“我就盼着你有出息。但现在想想，什么叫有出息呢？是不是一定要赚大钱，买好酒，才算有出息？”

他看着我，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澈。“你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就放心了。酒好不好，不重要。人实在，才重要。”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那瓶茅台。父亲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另一瓶酒，他让我带回去，说：“留着，等你结婚的时候喝。”

回深圳的前一天，我去看了李叔。他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身边放着一个空酒瓶——正是去年他儿子带回来的那瓶名酒。看到我，他叹了口气。

“酒是喝完了，”他说，“可儿子今年又不回来了。说工作忙，要加班。”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那些包装精美的酒，那些炫耀的话语，那些看似光鲜的“出息”，背后是什么？是更长的加班，是更远的距离，是更少的陪伴。

车子再次启动，载着我返回深圳。窗外的景色向后飞驰，像倒带的电影。我摸了摸背包，里面装着父亲塞给我的菜和水果。

月薪一万二，在深圳能买到什么？能买到两瓶茅台，能买到同事羡慕的眼光，能买到父亲一时的骄傲。但买不到父亲喝散装米酒时那种真实的满足，买不到灯下他教我写字的耐心，买不到院子里他等我回家的那个夜晚。

深圳的灯火越来越近，璀璨如星河。我忽然想，在这片星河里，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揣着两瓶“茅台”回家，又揣着更沉重的东西离开？我们争的那口气，到底是什么气？是让别人看得起的气，还是让自己活得踏实的气？

火车进站了。人们涌向出口，急匆匆的，像奔赴战场的士兵。我背起背包，汇入人流。包里的东西轻轻碰撞，发出沉闷的响声，像心跳，又像钟声。

明天又要上班了。月薪一万二，扣去房租两千千，吃饭两千……我忽然笑了。笑得很轻，没有人听见。

但我知道，下次回家，我不会再买茅台了。我会买几块钱一斤的散装米酒，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就着一碟花生米，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酒是辣的，我们的眉头会皱起来，但很快又会舒展开。

因为那酒，有劲。（阿贵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