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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融高质量发展(七):深圳如何完善金融科技新业态?

2026-05-20 02:03:06

编者按：2025年，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深圳金融高质量发展策略”专项研究，围绕“五篇大文章”+“跨境金融”，深入深圳实践，全方位、系统性总结深圳金融各个领域的产业需求、关键挑战、发展现状、相关案例，总结全国各地和深圳当地相关先进做法，并收集、归纳、总结相关战略规划，为深圳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总结“深圳经验、深圳样本、深圳方案”。值此新春之际，深高金公众号现连载相关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中，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金融业态、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治理模式。根据中研普华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金融行业“十五五”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数字金融市场规模已突破4.5万亿美元，而中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这一背景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24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1.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35%，数字金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圳市统计局，2025）。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并非偶然，它是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产业升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成熟，金融服务的边界被不断打破，服务效率和覆盖范围得到极大提升。在深圳，这种变革更为显著。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拥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同时，深圳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和完善的产业链条，也为数字金融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场景。

本文立足于深圳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系统分析数字金融在其发展中的重要性、现状、挑战及典型案例，并提出构建高质量数字金融体系的对策建议。文章融合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引入图表辅助说明，并广泛引用中外文献，以增强论证的科学性与前瞻性。本文通过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深圳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

02 数字金融对深圳发展的必要性

数字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重构金融服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效率的新型金融形态（张勋等，2021）。从理论层面看，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机制，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Gomber et al.，2017）。深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高地，数字金融在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产业升级驱动力

数字金融正成为深圳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尤其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前沿技术商业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数字金融不仅提高了融资可得性，也推动了创新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聚集（黄益平，2023），加速深圳迈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根据深圳市金融局的统计数据，2024年深圳数字金融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规模达 8200 亿元，同比增长 41%，服务企业数量超过 70 万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2025）。

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前沿技术商业化进程中，数字金融打通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在硬科技、绿色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借助数字金融工具实现了技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以区块链技术为例，深圳已建成覆盖 8000 家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交易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验证，将传统供应链金融的审批时间从平均 15 天缩短至 2 天以内，显著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佩德罗·佛朗哥，2020）。这意味着企业能够更快地获得资金支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中，从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数字金融还推动了创新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聚集。深圳依托其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和金融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科技创新基金落户。2024年，深圳金融科技企业数量突破 4500 家，数字金融相关投融资规模超过 800 亿元，其中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占比超过 65%，极大地促进了深圳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前沿技术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人才引进，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数据来源：深圳市金融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

2.推动制度创新

深圳作为国家数字金融创新试点区域，在数字人民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跨境金融监管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制度性探索。这些探索不仅为深圳本地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全国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制度创新是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能够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数字人民币试点是深圳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自2020 年成为首批试点城市以来，深圳在数字人民币的场景拓展、生态构建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人民银行，2021）。截至 2024 年末，深圳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覆盖零售消费、生活缴费、政务服务、交通出行等 60 余个领域，累计开立个人钱包超过 4200 万个，企业钱包超过 400 万家，交易笔数突破 5.3 亿笔，交易金额超过 1200 亿元（深圳市金融局，2025）。数字人民币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也为货币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在疫情期间，深圳通过数字人民币向特定人群发放消费券，能够精准地将资金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有效刺激了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复苏。

在制度设计方面，深圳创新性地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数字人民币推广机制。通过政银企协同，深圳构建了覆盖民用、商用、政用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圳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医疗、教育、社保等高频场景的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度融合（杨亚平等，2025）。这种机制充分发挥了政府、银行和企业各自的优势，政府负责政策引导和监管，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和金融服务，企业则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推动了数字人民币的快速推广和应用。

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方面，深圳率先探索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交易和流通机制。2022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成为国内数据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法律保障。前海、南山等区域已设立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尝试建立数据产权界定、收益分配和风险管理机制。截至2024年底，深圳数据交易所已汇聚数据商800余家，数据产品超3000个，累计交易额突破60亿元。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能够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促进数据的流通和应用。深圳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推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

3.突出优势

深圳发展数字金融具备多重优势，这些优势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形成了独特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这些优势是深圳数字金融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深圳在数字金融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

首先，深圳具有产业基础优势。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数字产业集聚地，深圳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撑。深圳是中国数字经济的重镇，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科技等一批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拥有相关企业超过2500家，2024年产业规模达5500亿元；在区块链领域，深圳区块链技术专利申请量居全国前列，拥有区块链备案企业超过600家。这些产业基础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应用场景。

其二，深圳具有政策环境优势。深圳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在数字金融领域，深圳先后出台《深圳市金融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深圳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为数字金融创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享有特殊的金融政策，允许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等试点。这些政策为数字金融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创新风险，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其三，深圳具有区位协同优势。深圳与香港、澳门等地形成协同发展格局。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深港两地已建立支付清算系统互联互通机制；在人才交流方面，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平台吸引了大批港澳金融科技人才；在市场监管方面，深港两地监管机构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推动监管标准互认。这种区位优势为深圳发展跨境数字金融提供了独特条件。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人才，深圳与香港的协同发展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03深圳数字金融发展的主要优势

1.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作为全国首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之一，深圳在场景拓展、生态构建和机制创新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在数字人民币试点方面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应用生态。从应用场景看，深圳数字人民币试点已实现从C端消费向B端产业、G端政务的全面拓展。通过与商业银行、平台企业、公共服务单位等多方合作，深圳已在公共交通、医疗缴费、跨境消费等高频民生领域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落地，构建起覆盖政用、民用、商用的多元化试点生态体系。相关部门同步推动技术平台建设与法治保障，探索数字人民币与财政支付、跨境结算等业务的深度融合，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支付体系安全性。

在民生消费领域，深圳已完成主要商超、便利店、餐饮等零售场景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改造。截至2024年末，全市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户超过60万家，覆盖率达到92%以上。特别是在公共交通领域，深圳地铁、公交系统全面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日均交易笔数超过500万笔，极大地便利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市民无需携带现金或银行卡，只需通过手机或其他数字人民币支付设备，就能够轻松完成支付。

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圳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税费缴纳、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等场景的应用。通过“i深圳”政务服务平台，市民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办理3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不仅提高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也增强了政务服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市民可以通过“i 深圳”平台实时查询自己的缴费记录和办理进度，了解政务服务的流程和规范，增强了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在产业应用领域，深圳探索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跨境贸易等场景的创新应用。前海自贸片区率先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2024年完成跨境支付结算金额超过300亿元，服务企业超过1200家。数字人民币在产业应用领域的创新应用，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高效、安全的支付方式，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例如，在供应链金融中，数字人民币可以实现资金的实时到账和追踪，提高了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在跨境贸易中，数字人民币可以简化跨境支付流程，降低汇率风险和手续费，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市金融局

2.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深圳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数据采集、确权、交易、应用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能够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度建设方面，深圳积极打造全国数据要素市场高地，加快建设数据基础制度，出台数据资产登记、交易、流通和定价等关键环节的配套规则。深圳率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明确数据权益、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规则。条例创新性地提出数据权益包括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法律依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2022）。这一条例的出台，解决了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空白问题，明确了数据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为数据的流通和交易提供了法律保障。

市场建设方面，南山、前海等片区已探索设立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与企业数据合规共享，培育数据资产评估、确权、托管等配套服务机构，逐步形成覆盖采集、确权、交易、应用的闭环体系。深圳还试点数据与金融的融合场景，例如开展基于企业数据的信用融资和保险创新，提升数字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覆盖能力。交易所创新推出数据商分级分类管理、数据产品登记备案、数据交易结算等机制，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制度保障。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为数据的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易场所，促进了数据的流通和共享。同时，数据与金融的融合场景的试点，也为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生态培育方面，深圳大力发展数据资产评估、数据合规审计、数据保险等配套服务。目前已有120余家数据服务商入驻深圳数据交易所，提供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数据应用等全方位服务。这些配套服务机构的发展，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数据资产评估机构能够对数据的价值进行评估，为数据的交易和定价提供参考；数据合规审计机构能够确保数据的流通和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数据保险机构则能够为数据的安全和风险提供保障，降低数据相关方的风险。

在数据金融融合方面，深圳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基于数据资产的创新融资模式。平安银行推出“数据贷”产品，通过分析企业税务、社保、水电等数据，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累计放款金额超过900亿元。保险公司利用气象、交通、健康等数据，开发基于Usage-Based Insurance（UBI）的创新型保险产品，提升保险服务的精准性和效率。这种基于数据资产的创新融资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引导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深圳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深圳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深圳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等多维度举措，全方位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政策引导方面，出台《深圳市金融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大幅提升的目标（深圳市金融局，2023）。资金支持上，设立金融科技专项发展基金，规模达50亿元，用于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技术赋能则通过搭建金融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技术服务，降低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门槛和成本。

在产品创新上，深圳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平安银行推出的“星云物联计划”，通过物联网技术将设备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金融数据，为企业提供精准的融资服务。截至2024年末，该计划已服务超过10万家企业，累计发放贷款超过3000亿元，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约20%（平安银行，2025）。这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融资服务，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依赖企业财务报表的局限，通过实时监测企业设备的运行状况、生产数据等，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为企业提供了更符合其实际需求的融资方案。

在服务模式上，招商银行打造了“招商银行App”和“掌上生活App”两大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服务的深度融合。2024年，两大App月活跃用户数（MAU）超过1.8亿户，交易金额达到15万亿元。通过这两个平台，招商银行提供了包括理财规划、信贷服务、生活缴费等在内的一站式金融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

在风险管理方面，深圳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海量交易数据，金融机构能够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风险防控。例如，某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信用卡交易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如短期内大额交易、异地交易频繁等，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并采取临时冻结账户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信用卡欺诈风险。

在内部运营管理方面，数字化转型也显著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通过自动化办公系统、数字化流程管理等手段，金融机构实现了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再造，减少了人工干预，提高了工作效率。例如，某银行通过引入自动化信贷审批系统，将原本需要3-5个工作日的信贷审批流程缩短至1个工作日以内，大大提高了业务处理速度，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同时，数字化转型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

4.深港金融科技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与香港在跨境金融科技合作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双方围绕跨境支付结算、身份认证互通、数字资产监管等议题开展机制性对接，推动大湾区监管协调与技术协同的合作模式逐步成型。多个试点项目已实现数据跨境流通与金融产品共同开发，为未来数字货币跨境流通、跨境数据定价等深层次合作打下基础。此类合作不仅提升了区域金融科技水平，也为全球数字金融治理提供了深圳经验。

在政策层面，《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等政策文件为深港金融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年，前海管理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跨境数据流动、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在平台建设方面，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已累计孵化金融科技企业超过200家，其中跨境合作项目占比超过30%；香港数码港与深圳湾创业广场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定期举办金融科技创业大赛、项目路演等活动。

在技术创新方面，深港两地企业联合开展区块链跨境贸易融资、人工智能风控等关键技术攻关。如香港某金融科技企业与深圳一家区块链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区块链的跨境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贸易融资的自动化审批，将融资周期从平均7天缩短至2天以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人才培养方面，深港两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开展金融科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与深圳大学联合开设金融科技硕士专业，课程设置融合了香港的国际化金融教育资源和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培养了一批既懂金融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深港两地金融监管部门建立了人才交流机制，定期互派人员进行学习交流，提升监管人员对金融科技的理解和监管能力。

在业务创新方面，深港金融科技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在跨境支付领域，深港两地已实现移动支付互联互通，香港居民可以使用“八达通”在内地消费，深圳居民也可以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在香港进行支付。在财富管理领域，深港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截至2024 年末，参与人数超过15万人，累计交易金额超过800亿元，为两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在保险领域，深港跨境保险业务也在逐步开放，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已开展跨境医疗险、跨境车险等创新试点，为两地居民和企业提供了更全面的保险保障。

04 深圳发展数字金融的问题与挑战

1.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

数字金融的发展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算力中心、区块链节点、数据安全系统等。深圳在部分领域仍存在投入不足、标准不统一、覆盖不全面等问题，且随着数字金融业务的快速扩张，这些短板的制约作用愈发明显。

算力基础设施方面，虽然深圳已建成多个大型数据中心，且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但面向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算力供给仍显紧张。根据深圳市工信局2024年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深圳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已攀升至3500P Flops，而实际供给约为2200P Flops，缺口较2022年进一步扩大，这对依赖大规模数据训练的智能风控、量化投资等数字金融业务形成了明显制约。同时，算力资源分布也存在不均衡现象，核心城区与远郊区县的算力支撑能力差距较大，影响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延伸。

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等环节的标准不统一问题依然突出。不同机构、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标准各异，导致数据共享和流通存在技术障碍，数据孤岛现象在部分领域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医疗、金融等敏感领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要求更高，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深圳金融行业数据治理调研报告显示，超过60%的金融机构认为跨部门数据协同的技术成本过高，近40%的机构曾因数据格式不兼容导致业务系统对接延迟。

安全基础设施方面，数字金融面临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等多重挑战，且新型攻击手段层出不穷。2024年，深圳金融科技企业报告的安全事件增至320起，其中针对人工智能模型的投毒攻击、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漏洞的攻击等新型安全威胁占比提升至45%，传统的安全防护体系在应对这些新型威胁时显得力不从心。此外，随着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现有加密算法的安全性面临潜在挑战，而深圳在量子加密等前沿安全技术的应用布局相对滞后。

2.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滞后

当前深圳数字金融产品仍以支付、信贷、理财等传统业务线上化为主，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国家战略方向的结合不够深入（黄益平，2023），产品的技术赋能深度和场景适配性有待提升。

在产品设计方面，多数数字金融产品仍停留在简单复制传统金融产品的阶段，缺乏基于数字技术特性的创新。例如，数字信贷产品大多仍依赖传统的风控模型，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风险识别和定价方面的优势。2024年深圳数字金融产品创新评估报告显示，仅有25%的数字信贷产品实现了基于实时行为数据的动态风控，而利用联邦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进行跨机构风险联防联控的产品占比不足10%。

在服务对象方面，数字金融服务仍然存在覆盖面不足的问题。虽然大型企业和城市居民能够获得较好的数字金融服务，但小微企业、农村居民等长尾客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仍有待提高。根据深圳银保监局2024年二季度数据，深圳小微企业数字贷款获得率为58%，虽较2022年有所提升，但仍远低于大型企业的85%；农村地区数字支付渗透率为72%，比城市核心区低18个百分点，且针对农村特色产业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仅覆盖约30%的涉农小微企业。

在跨境业务方面，数字金融产品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受制于外汇管制、监管差异等因素，深港两地的数字金融产品互联互通程度有限，难以满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跨境支付、跨境投融资、跨境保险等领域，数字金融产品的创新相对滞后（杨亚平等，2025）。2024年数据显示，深港两地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金额仅占两地贸易总额的3.2%，且缺乏针对跨境电商、离岸金融等场景的定制化数字金融产品。

3.监管协同机制不健全

数字金融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市场的特征，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协同机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且随着业务创新速度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进一步加大。

监管碎片化问题。数字金融业务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领域，需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多个监管部门的协调。但目前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存在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并存的现象。例如，对于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不同部门在业务定性、监管标准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的助贷业务，监管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导致部分企业游走在合规边缘。

跨境监管挑战。深港两地在法律体系、监管标准、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给跨境数字金融监管带来挑战。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内地和香港的数据保护法规存在差异，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香港金管局，2023）。2024年深港跨境金融合作案例显示，约40%的跨境数字金融项目因数据跨境合规问题延迟上线，而针对跨境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监管沙盒机制尚未完全落地。

监管科技应用不足。现有的监管手段难以完全适应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需要。监管科技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数据采集、风险监测、预警处置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目前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在智能监测系统的覆盖率不足60%，对去中心化金融、算法交易等新型业务的实时监管能力较弱，监管响应速度滞后于业务创新速度。

4.公众认知度有待提高

许多市民和企业对数字金融的理解仍停留在移动支付层面，对数字人民币、数据资产、区块链金融等新型业态的认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金融的普及和深化，且随着技术迭代加速，公众认知与技术发展的差距有扩大趋势。

消费者认知方面。根据深圳市消委会2024年的调查，虽然了解数字人民币基本功能的市民比例提升至52%，尝试过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市民占比达35%，但对数字人民币的离线支付、智能合约等进阶功能的认知率不足20%。对数据资产、NFT、元宇宙金融等更复杂的概念，公众认知度更低，仅有12%的受访者表示了解相关业务模式。

企业认知方面。中小微企业对数字金融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有限。许多企业主对数字信贷、数据质押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缺乏了解，仍然倾向于传统的银行信贷（深圳银保监局，2023）。2024年针对深圳中小微企业的调研显示，仅28%的企业尝试过基于供应链数据的信用贷款，超过60%的企业主表示担心数据质押过程中的隐私泄漏风险，对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信任度不足。

投资者教育方面。数字金融投资产品如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等的风险特征与传统金融产品存在差异，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提示。但目前相关的投资者教育工作还比较缺乏，投资者对数字金融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2024年深圳辖区因数字金融产品投资引发的纠纷较2023年增长25%，其中80%的纠纷源于投资者对产品风险等级、底层资产运作模式的误判。

05 数字金融的典型案例分析

1.全国案例：苏州数字人民币试点经验

苏州作为首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通过政银企协同、场景拓展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中国人民银行，2021）。

首先是全域协同推进机制。苏州建立了市政府统筹、央行指导、银行实施、企业参与的数字人民币试点推进机制。市政府成立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统筹协调各部门资源。同时设立数字人民币产业联盟，吸引银行、科技企业、商户等各方参与，形成推进合力（苏州市政府，2023）。

其二是创新场景拓展模式。苏州采取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的场景拓展策略。依托于政银合作机制和地方治理优势，苏州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深度嵌入，首先在公共交通、民生缴费等高频场景实现突破，然后逐步向政务服务、企业支付等领域拓展。特别是在公共交通领域，苏州创新推出SIM卡硬钱包技术，实现无网无电支付，大幅提升了数字人民币的便利性。

其三是深度融入城市治理。苏州将数字人民币试点与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在公共财政和保障体系方面，苏州以数字人民币为媒介重塑支付链条，拓展应用至工资发放、财政补贴、社保待遇等领域。在财政资金拨付方面，常熟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务员数字人民币工资发放，相城区则推动企业对公钱包大规模使用，形成了以政府为引领、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的支付制度革新实践；在社会保障方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社保发放、医保结算等场景的应用；在公共服务方面，实现数字人民币在水电气暖等民生缴费场景的全覆盖（张勋等，2021）。这一系列操作强化了数字人民币在制度性支出环节中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其四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数字人民币在消费端的激励与引导机制也初步成熟。地方政府联合金融机构和平台企业，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促消费政策体系，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新能源汽车、家电下乡等重点消费品中的支付渗透。苏州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消费红包、补贴券等方式，激发市民使用热情。2024年，苏州累计开展数字人民币促消费活动320场，投放资金6.5亿元，带动消费额超35亿元，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活跃度较2023年提升40%。这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激励机制，有效推动了数字人民币的普及应用。

2.深圳案例：数字人民币+智慧政务服务

深圳将数字人民币与智慧政务建设相结合，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政务服务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深圳模式（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3）。

首先是构建政务支付新生态。深圳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社保缴费、交通罚款、不动产登记等政务服务场景的应用。通过“i深圳”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市民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可以直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实现一件事一次办。截至2024年12月，“i深圳”平台已接入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85个，累计处理数字人民币支付业务超过1200万笔，覆盖政务服务事项的比例达65%。

二是创新财政资金支付方式。深圳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财政资金支付中的应用。在财政补贴发放方面，部分区已实现使用数字人民币发放人才补贴、企业补贴等；在政府采购方面，试点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政府采购支付；在公共资源交易方面，探索数字人民币在土地拍卖、产权交易等场景的应用。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支付效率，也增强了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三是打造智慧政务新范式。深圳通过数字人民币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打造智慧政务新范式。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信息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提高政务服务的公信力；利用智能合约技术实现财政资金的自动划拨和条件支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佩德罗·佛朗哥，2020）。

其四是深港政务服务衔接。前海自贸片区探索深港两地政务服务衔接中的数字人民币应用。香港居民在前海办理政务服务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相关费用，方便港澳居民北上创业就业。这一创新促进了大湾区政务服务的互联互通。

05 数字金融的相关政策建议

1.完善技术基础与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首先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建议深圳设立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专项基金，重点支持5G网络、算力中心、区块链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借鉴苏州在数字人民币试点中“政银企协同”的组织模式，深圳可通过建立由市政府统筹、央行指导、银行实施、企业参与的多层次推进体系，将算力、算法与应用场景一体化规划。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算力方面，规划建设超大规模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满足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性能算力的需求。预计到2026年，深圳人工智能算力规模应达到5000P Flops以上，基本满足数字金融发展需求。

二是建立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构建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销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推广隐私计算、同态加密、联邦学习等新型安全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机制，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演练（Zetzsche等，2020）。

三是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制定数字金融领域的技术标准、业务标准和管理标准。重点推动区块链跨链互通、数据接口、安全防护等领域的标准制定，促进不同系统、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深圳在数字金融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2.深化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

首先是拓展跨境应用场景。在前海自贸片区深化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探索在贸易结算、投融资、金融市场交易等领域的应用。基于深圳在政务支付方面的先行优势，可将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展至大湾区跨境政务服务与商业支付，推动与香港、澳门形成可清算、可追溯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流通体系，构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格局（Thakor，2020）。

其二是创新智能合约应用。推动数字人民币与智能合约技术深度融合，开发基于条件支付、定时支付、分期支付等新型支付产品。结合深圳在财政补贴发放、政府采购中的数字人民币试点，未来可进一步推动智能合约在财政资金划拨中的自动触发和追踪，实现资金精准投放、闭环监管。在财政补贴、供应链金融、消费分期等领域开展智能合约应用试点，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效率（Gomber等，2017）。

三是构建开放生态体系。鼓励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科技企业等各方参与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通过开放API接口、提供开发工具包等方式，降低数字人民币应用开发门槛。设立数字人民币创新基金，支持基于数字人民币的创新应用开发。

3.推动深港机制协同与制度接轨

首先是建立监管协同机制。推动深港两地监管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定期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在前海设立深港金融科技监管合作试验区，试点监管沙盒互认、监管信息共享等创新机制。

其二是推动标准互认。推动深港两地在数据标准、技术标准、业务标准等方面的互认。率先在前海试点深港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机制，建立“白名单”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数据跨境流动。

三是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深港数字金融纠纷联合调解机制，聘请两地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服务。

4.加强数字金融人才引育与生态建设

首先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实施数字金融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对符合条件的数字金融人才给予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深港数字金融人才交流机制，鼓励两地人才双向流动（Frost，2020）。

二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支持深圳高校设立数字金融相关专业，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推动深港高校合作设立数字金融学院，培养复合型数字金融人才。开展数字金融职业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Claessens et al.，2018）。

三是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设立数字金融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数字金融创新企业发展。在“数字人民币+政务服务”生态基础上，打造开放的应用孵化平台，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服务机构等专业主体深度参与，构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与政策支持的共生生态。举办数字金融创新大赛、论坛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值班编辑：王汝灏

审核：曹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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