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也就是1997年2月19日我在深圳市福田区沙尾工地上班！我主要负责攻螺丝杆。上午一边工作一边听着收音机，突然听到播音主持人沉重的声音，他离开了我们。全国降半旗默哀！那时的深圳是这样的：
到深圳打工需要最基本的身份证，另外《未婚证》，《边防证》，《健康证》，还有《暂住证》。
但是暂住证很少人办，因为办暂住证的费用需要200元到300元左右。即便有暂住证在遇到偏僻的地方人少的时候被查，可能暂住证会莫名其妙的变成纸屑！
暂住证是个大事，那时候深圳查得特别严。就算是逛街，最好也给工友留个信，比如“我去沙尾玩”，万一到了该回的时候没回，工友知道去向也方便寻找。就算是在工地上班或厂里上班，老板已经按规定上报了工人信息，还是会被查，有时候甚至三更半夜到工地查。一旦被抓走，至少要花200元才能保出来。当然工地被查抓是老板付费。
工地宿舍是用四面瓦，有的地方叫玻纤瓦搭成的；在厂里上班的，只能住厂里提供的宿舍。出租房很少，而且几百块一个月的租金，工资低也没多少人愿意租。
谈恋爱的情侣们，女生要是去工地上班的男朋友那里玩，只能住工地的公棚；男生去厂里上班的女朋友那里，只能住女生宿舍。想说说悄悄话，就只能去树林里。
那时候流行歌曲《九月九的酒》很火，工地上有些工人花200到300元买台录音机，放这首歌时声音开得很大，显得格外热闹。
杂志书刊也很受欢迎，像《故事会》《知音》《江门文艺》《佛山文艺》这些，一个工友看完传给另一个工友，从这个工地带到那个工地，流传很广。
巴掌大的收音机也很流行，地摊上很多卖的，二三十元就能买一个。
当时潮汕老板特别多。潮汕人的工资始终比外地人每天至少高5元；工地上给工人的菜钱标准一般是3元到4元，这是老板给厨师的买菜预算，而潮汕人的菜钱标准比外地人高。
通讯方面，至少95%的联系方式全靠写信。从深圳寄信到四川需要12天左右。包工头最多买个BB机，大老板才会拿着大哥大。
从四川成都到深圳，没有直达的车，只有成都到广州的火车票，到广州需要48小时。从广州到深圳几十块钱的火车票，上火车时《边防证》《火车票》同时检查！如果到了广州遇到是晚上，大部分人会选择露宿火车站广场，尽管有扒手也没有多少人舍得花钱住旅馆！
工地小工的日薪在19元到22元之间；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月薪在450元到600元左右。厂里上班有生活费补贴，补贴的费用如果节约一点的话，还是够吃一个月。
快餐价格很便宜：路边的炒粉3元一份，大众快餐在2元到2.5元之间。
休息时的娱乐，能看投影，还有午夜场，票价2元到3元不等，看午夜场就花3元。到了23点，老板会查票，买2元票的得离开，3元票的可以留下继续看。
找工作很容易，不管是工地还是工厂的活儿都好找。那时候深圳分关外和关内，要是老板想把工人调到关外，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大不了老板没工地了就换个老板，反正就是不去关外。在关内往往一做就是几年，足见关内找工作根本不愁。
举个例子，农村的张三拿着信封上的地址到深圳找李四，他背着沉甸甸的行李，看到远处有工棚，就走了过去，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工地上的工人打听：“这里有没有叫李四的人？”
要是李四在工地比较出名，一问就能知道有没有；可如果李四不出名，知道他的人少，工人可能就会回答“没有”。但实际上，李四可能就在20米外干活，只是没听到张三的问话。
就这样，时间一点点过去，很快路灯又亮了，张三还是没找到李四，只能在外面“露营”一晚。说“露营”其实是好听点的说法，实际上他心里满是未知数，只能心惊胆战地熬过这一夜，等第二天继续找李四。
临近6月30日那段时间经常看到橄榄绿车队有序的从皇岗口岸开到香港去！工友们由此产生的话题格外兴奋！6月30号的晚上可以说99%工人都围着工地办公室的电视翘首以盼7月1日凌晨。那是特殊的日子，因为沙尾也特别地方站在楼顶上就可以看到对面。大家都十分期待她回来，都在用不同的眼光，同样的喜悦心情迎接她回来！
六百公里是比亚迪的公众号
转发给00后的年轻人了解1997年的深圳！
